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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厄医生做了正确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加缪在第三个人物塔鲁身上加入了他对道德思考更成熟的论述。塔鲁和当时的加缪差不多大，30多岁；据他自己说，他因为厌恶他父亲对死刑的支持而离家出走——加缪非常关注死刑问题，战后他在许多地方都发表过对死刑问题的看法。［4］塔鲁对自己过去的生活和承诺要做的事情做了痛苦的反思，他对里厄坦露心扉的这段话是《鼠疫》要表达的寓意的核心：“我之前以为自己在和鼠疫斗争，后来我才知道我已经间接地支持了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事情，因为我赞成的那些行动和原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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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可以理解为加缪对自己之前经历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加缪在阿尔及利亚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但塔鲁的结论不仅仅是承认了自己的政治错误：“我们都被困在鼠疫之中……我所知道的只是，一个人必须尽力不要成为鼠疫的受害者……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拒绝去做一切直接或间接导致人们死亡的事情，拒绝为那些杀人者正名。”这是加缪真实的声音，这段话也勾勒出加缪在自己之后的人生中对意识形态教条、对通过政治或司法的手段进行谋杀和各种形式的伦理上的不负责任所采取的立场——后来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巴黎知识分子的两极世界里，他失去了许多朋友，乃至于他的影响力也因此而大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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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鲁对自己拒绝做的和承诺要做的事情做了解释（这也是加缪的解释），我们因此又回到了《鼠疫》占据何种地位的话题。《鼠疫》在各个层面都取得了任何伟大的小说必须取得的成功，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即它首先是一个道德故事。加缪很喜欢《白鲸》，他和梅尔维尔一样，不会因为给自己的故事赋予了象征和比喻而感到尴尬。但梅尔维尔可以在捕鲸人讲述的故事和有关人类执迷的寓言之间自由地来回往复；在加缪笔下的奥兰和人类面临的两难选择之间存在着1940年至1944年维希法国的生活现实。因此，无论是1947年还是今天的读者，把《鼠疫》当作一个法国被占领时期的寓言来阅读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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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原因是加缪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故事的绝大部分使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加缪在其中偶尔也用到“我们”（出于策略的考虑分散在书中），这里的“我们”是1947年的法国人——至少对加缪的主要受众而言。小说中的奥兰居民所遭受的“灾难”即是1940年降临到法国头上的灾难：军事上的失败，对共和国的放弃，在德国的控制下建立维希政权。加缪在书中对老鼠出现的描述与人们对1940年处于分裂的法国的一种普遍看法相呼应：“就仿佛负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她的体液，让直到现在为止在她内部作祟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发作。”许多法国人一开始和帕纳卢神父在书中最早时候的反应一样：“我的弟兄们，你们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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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生活似乎在继续：“从外表来看，什么也没有改变。”“这座城市里都是站着熟睡的人。”后来，等鼠疫过去了，许多人失忆了：“他们否认自己一直处于麻木状态。”加缪在《鼠疫》中很好地描述了法国不远的过去：黑市，政府没有能够正视现实以及承担全民族在道义上的领导责任——这一切让人很难误读加缪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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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能给加缪想要达到的目标简单地贴上标签，另外他的寓言也与战后的人们使用的两极化的道德辞藻相冲突。科塔尔认为鼠疫过于凶猛，抗争没有意义，认为“卫生队”是在浪费时间，在奥兰的命运面前，他显然是“通敌者”。他在新的局面下活得很是滋润，如果回到“以前的样子”，他会失去已经获得的一切。但他也有同情心，塔鲁和其他人也会继续和他见面，甚至和他讨论自己的行动。用塔鲁的话来说，他们对他所要求的是“尽量不要有意传播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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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科塔尔被刚从鼠疫中逃过一劫的民众残忍地殴打——这让我们想起法国解放后通敌者所遭到的暴力惩罚，那些实施暴力的人们之所以对用暴力复仇很热衷是因为这可以帮助他们和其他人忘记自己在战时做出的妥协。加缪对这种从痛苦和内疚之中产生的愤怒和怨恨给出了自己的认识，他对这种愤怒和怨恨表示同情，而这种同情在他的同时代人中间是非常罕见的，他的故事也因此没有陷入那个时代的俗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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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的这种认识（以及他的正直——因为加缪运用的是个人经验）也决定了他会怎样去描述抵抗者。加缪把格朗这个胆小的、受压迫的、没有上进心的小职员当作这场真正的、并不英勇的抵抗的象征来写并非偶然。对于加缪而言，抵抗并非关乎英雄主义——或者如果说它是英雄主义的话，那也是善良的英雄主义。“这种想法似乎荒谬，但抗击鼠疫的唯一方式是善良。”加入“卫生队”本身并不是多么重大的行为，但是，“在那个时候不去这样做才让人难以置信”。加缪在小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一点，仿佛担心读者会注意不到。“如果你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后还不去反抗，那你要么疯了，要么瞎了，要么就是个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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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和小说的讲述者都拒绝去“赞美决心和英雄主义，它们并没有那么重要”，这句话需要在上下文中去理解。在法国抵抗运动过程中人们当然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男男女女为之付出生命。但在战后的法国流行起来的自鸣得意的英雄主义神话让加缪感到不舒服，那些自封的抵抗者（这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对那些没有采取行动的人表达轻蔑时所使用的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语气，则让他感到深恶痛绝。在加缪看来，没有采取行动的人是因为惯性或无知。在这个世界上，像科塔尔那种人是例外；大多数人比你想象的要好——就如塔鲁所说的那样，“你只需要给他们机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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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便是与加缪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不是很欣赏《鼠疫》。他们希望加缪能写得更“直接”，他们认为书里的暧昧不明和那种头脑清醒的宽容与节制的调子在政治上不正确。波伏瓦尤其强烈不认可加缪用鼠疫这样一种自然灾难来作为法西斯主义的替代；她坚持认为，这减轻了一些人的政治责任，也回避了历史和现实政治问题。1955年，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也持同样的否定结论，他指责加缪给读者“反历史的伦理”。即使在今天我们有时也会在研究加缪的人中间听到这种批评，他们指责加缪使用“非意识形态和非人类的鼠疫”作为比喻让法西斯主义和维希政府逃脱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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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些评论能够告诉我们两方面的信息。首先，我们能看到加缪的这个平铺直叙的故事多么容易被误读。这个寓言可能是与维希法国有关，但是“鼠疫”这个比喻却是超越政治标签的。加缪矛头所指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毕竟“法西斯主义”是个很容易的目标，在1947年更是如此），而是指向人们在公共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顺从和懦弱（不同形式之间又会有相交之处）。塔鲁当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坚持认为，他起初遵从那些教条的指导去为了更高目标而折磨其他人，当时的他也是鼠疫的携带者，虽然他也和鼠疫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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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那些人指控加缪的判断太暧昧，指控他的比喻不够政治化，其实这不是他的弱点，而是他的长处。我们现在也许能够比《鼠疫》最早的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从普里莫·莱维和哈维尔的写作中，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灰色地带”（gray zone）。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在极端条件下，我们很难找到能够让我们感到安慰的简单的有关善和恶、有罪和无辜的区分标准。我们知道，在艰难时世中的男男女女会面临什么样的选择，要做出怎样的妥协，我们不会对那些在极为艰难的境况中适应下来的人们轻率地做出判断。人们可能会出于许多混杂在一起的不同动机而去做正确的事，也同样可能出于最好的意图而轻易做出可怕的事情——或者没有任何意图便做出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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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类招来鼠疫到自己头上是“天然”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但为防止未来再出现这样的灾难而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汉娜·阿伦特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概念：“平庸之恶”（加缪可能会避免使用这样的表达），它指的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可能在问心无愧的情况下犯下可怕的罪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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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现在都已经成为道德和历史辩论里的老生常谈，但是加缪是最早讨论这些问题的人，他文字中的那种新颖的视角和直觉几乎在他所有的同时代人身上都看不到。加缪的写作让他们如此不安的原因也在于此。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在对善恶的区分上毫不犹豫，但他不去谴责人性的弱点。加缪是“荒谬”的研究者，他拒绝向“必要性”屈服。［7］他是一个公共领域的行动者，他坚持认为所有真正重要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每个个人仁慈和善良的行为上来。加缪和塔鲁一样，他们信奉绝对真理，但是也接受可能性的有限：“其他人将创造历史……我能说的是，地球上有鼠疫，有鼠疫的受害者，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与鼠疫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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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鼠疫》并不是要给人什么训诫。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他不是说教者。他曾说自己非常谨慎地去避免把《鼠疫》写成一本“宣传册”；《鼠疫》没有给任何学派的政治辩论家带来安慰，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成功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有关被占领时期法国的寓言，而且也超越了它的时代。回首20世纪，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加缪确定了时代道德困境。和阿伦特一样，他看到“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就如同‘一战’后死亡是根本问题一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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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鼠疫》问世5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的时代，我们对自己的情况和未来感到满意，知识分子宣称“历史已经终结”，政治家把全球化当作可以在全世界推行的权宜之计，加缪的这本伟大小说的最后一句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它是对我们自满和遗忘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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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杆菌永远不灭不死，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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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01年11月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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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年9月11日发生“9·11”恐怖袭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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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文中部分《鼠疫》选文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顾方济、徐志仁译，林友梅校的版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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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15章 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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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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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所享有的无人可敌、无可挑战的霸权地位体现在其军事机构上。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书《美国权力的悖论：为何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不可一意孤行》（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的主题便是关于美国的霸权地位。9月11日前，布什总统在没有提出本年度增加14%的国防开支（480亿美元）以前美国的军事实力就已经相当于一个联盟的水平。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基地、船舶、飞机和士兵。美国在军队上的开支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多：美国的国防预算很快将超过排在美国之后的9个国家年度国防预算的总和。欧盟成员国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军人，各国在国防开支上的总和大约占到美国政府2002年以前国防开支的70%，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对于美国和欧盟而言，技术和硬件给各自带来的结果则无法进行比较。美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干预或发动战争，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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