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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已经走上了“经济自由化”，这在意大利人听来会很新鲜，但姑且不去谈它。那种认为可以将所谓“亲美”的欧洲国家与所谓“反美”的欧洲国家轻易地区分出来的假设才是更大的错误。由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回答“如果有国家在军事实力上与美国不相上下，世界则会面临更大危险”这个问题上，属于所谓“老欧洲”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倾向于同意（英国人也同意）；而“新欧洲”的捷克人和波兰人对此则并不是太担心。在同样的调查中，在对于“与美国发生分歧是因为（我的国家拥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个问题（这是文化反美国主义的一个关键指标）的回答上，做出肯定回答的人按照其所属国籍的比率分别是：法国33%，德国37% ，英国41%，意大利44%，捷克62%（这个比率几乎和印尼人一样高，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印尼人有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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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每日镜报》是一份面向大众市场的小报，一直以来它都支持布莱尔的新工党，但1月6日那天它却用了整整一个版面来嘲讽布莱尔的立场，它对布莱尔喊话：你是否注意到，布什是为了石油才发动伊拉克战争？一半的英国选民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与萨达姆开战。捷克只有13%的人赞同美国在没有取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这个数字在西班牙也是13%。传统上亲美的波兰的热情更低：只有4%的波兰人支持单边主义的战争。在西班牙，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JoséMaría Aznar）的人民党选民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阿斯纳尔对战争的支持，他在加泰罗尼亚的盟友与其在西班牙的反对党一齐谴责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单边主义的无端攻击”；即使通过第二个联合国决议，大多数西班牙人表示仍然会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另外，“新欧洲”西班牙对美国的以色列政策的支持率远远低于“老欧洲”的德国或法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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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要依靠它的“新欧洲”盟国的话，那么它最好降低预期。在拉姆斯菲尔德先生赞扬的几个亲美国家里（在公开信上签字的国家），丹麦的国防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意大利为1.5%，西班牙只有1.4%，不到“老欧洲”法国的一半。对于处境艰难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来说，他和面露笑容的乔治·布什合影的理由有很多，可其中之一便是希望确保意大利能够继续得到美国保护，这样意大利就可以不用自己在国防上花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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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的确喜欢美国，如果它们有能力的话也愿意为美国效劳。另外美国也一直可以胁迫一个像罗马尼亚这样的弱势国家支持自己反对国际刑事法院。1999年美国发动对科索沃的干预行动，一个中欧外长对此表示反对，他说：“我们加入北约可不是为了打仗。”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69%的波兰人（和63%的意大利人）反对为增强欧洲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的地位增加防御开支。如果《纽约时报》说的没有错，乔治·布什现在将波兰、英国和意大利视为他在欧洲的主要盟国，那么，除英国外，美国获得不了太多实际的支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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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关德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德国表现出的“安抚”萨达姆的意愿让美国评论员很生气，施罗德缺乏好战的热情以及他对美国的“忘恩负义”也让他们很愤怒，可是很少有人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德国人同意君特·格拉斯的观点：“从美国总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的所有威胁。”今天的德国不同以往。它的确有一个独特的和平主义者文化（与某些国家很不一样，比如和法国相比）。许多德国人的感觉是，如果要打仗，那我们不能参加。德国的这种转变是老一代欧洲人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之一。当美国的发言人对此表示沮丧的时候，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想想他们要德国做的是什么（虽然现在萨达姆时不时被比作阿道夫·希特勒，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将德国与古巴和利比亚一道称为“孤岛国家”），他们的要求可能太过分了。可是我们真的应该这么快就要求德国对军事重新产生热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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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神话在美国广为传播，它比第一个神话更为有害。它声称欧洲充斥着反犹太主义，欧洲过去反犹的幽灵再次复活；另外它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历史上的偏见（欧洲的原罪）重新回来了，才会有那么多欧洲国家批评以色列，同情阿拉伯世界，甚至支持伊拉克。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2002年春天发生的一连串针对犹太人及其财产的攻击事件，另外据一些广为公开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反犹偏见在整个欧洲大陆“回归”。美国在对这些数据评论时又强调了欧洲媒体从中东发回的报道中的“反以色列”立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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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事实出发。在向世界宣传欧洲反犹主义的形象上面，美国反诽谤联盟（ADL）比其他组织都要努力；根据它的记录，2002年4月在法国发生了22起反犹太人事件，在比利时发生了7起；2002年全年在法国共发生了45起此类事件，其中包括在马赛发生的在犹太人的店铺画反犹题材的涂鸦，以及在巴黎、里昂等地发生的向犹太教堂扔燃烧瓶。但是，光在1999年美国大学校园里，ADL就报道过60起反犹事件。无论是涂鸦还是暴力袭击或者其他形式，反犹主义在一些欧洲国家确实一直在抬头，但在美国也是如此。2000一年中，ADL在美国记录了1606起反犹事件，而1986年只有900起。即使在法国、比利时和欧洲其他地区发生的反犹主义攻击事件没有被充分报道，也没有证据表明反犹主义在欧洲比在美国更普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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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的态度如何呢？欧盟“欧洲晴雨表”、法国著名民调公司索福瑞（SOFRES）和ADL的调查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一样，人们对温和的反犹言语容忍度比以前高；另外，人们依旧倾向于相信一些长期以来的有关犹太人的成见：例如，犹太人在经济生活中拥有过大的影响力。但是，同样的民意调查证实，全欧洲的年轻人对偏见的容忍度比他们的父母低。在法国青年群体中尤其如此，反犹情绪在他们中间不断下降，现在可以忽略不计。2002年1月受访的法国青年人大多数认为，“我们应该多讲大屠杀，而非更少”；其中9/10的人认为对犹太教堂的袭击是“可耻的”。这些数字大致与美国类似的调查结果相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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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的犹太人近期所遭到大多数袭击的制造者是年轻的阿拉伯人或其他穆斯林，各地的评论员也证实了此点。［10］他们袭击这些欧洲的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对以色列政府心怀仇恨，于是欧洲的犹太人很自然地成了代以色列政府受罚的对象。传统的欧洲反犹主义有各种构陷、阴谋论，如《锡安长老议定书》以及所谓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阴谋网络，甚至“血祭诽谤”[1]，开罗和其他地方的报刊和电视用这些构陷和阴谋论来反对犹太人，这在整个阿拉伯年轻侨民群体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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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断言这一切“证实一种反犹主义的新形式已经在欧洲形成，反以色列情绪助长了这种新反犹主义，它对犹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度提出质疑”。这是无稽之谈。在巴黎如加尔热莱戈内塞等郊区生活的阿拉伯失业青年群体肯定把法国犹太人看成以色列的代表，但他们并不担心法国犹太人在对法国的热爱上有问题。在ADL的调查中，有这样一个关于犹太人忠诚的诱导性问题：“你相信犹太人更忠于以色列而非（你的国家）吗？”给出肯定回答的美国人比欧洲人多，所以是美国人更倾向于假设犹太人首先会忠于以色列，而非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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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L和多数美国评论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区别。但是，这很显然是错误的。在今天的欧洲，根据调查数据显示，最同情巴勒斯坦的国家是丹麦，同时，按照ADL自己制定的反犹标准，丹麦也是最不反犹的国家之一；另一个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是荷兰，而且荷兰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仍在增加，然而荷兰人的反犹情绪在欧洲最低，有近一半的荷兰人担心反犹主义可能会重新兴起。另外，在欧洲自称“左派”的人里面绝大多数也坚决支持巴勒斯坦，而“右派”则同时表现出反阿拉伯人以及反犹太人的偏见（然而他们常常是亲以色列的）。事实上，这些“左”、“右”的标签也只有在这些公共生活的领域中（以及其他少数领域）还有实际影响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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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原因可能是欧洲一些最老也最为知名的反犹人士却在公开场合对以色列表示同情。勒庞在2002年4月接受以色列日报《国土报》采访时表示他“理解”阿里埃勒·沙龙的政策（“反恐战争是残酷的”），他认为沙龙的做法跟40年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为反恐做出的事情可以相提并论，且二者都是正当的。［12］美国人与欧洲人在巴以问题认知上的差距是现在双方取得互相理解的最大障碍。72%的欧洲人赞成巴勒斯坦建国，而只有40%的美国人对此表示同意。各国民众根据自己对以色列的好感程度进行打分（1到100），美国人给的分值是55，而欧洲人的平均分值只有38，所谓“新欧洲”国家的人给的分值都比较低；英国人和法国人给的分值相同（这很能说明问题）；另外，迄今为止对以色列最冷淡的是波兰人（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请注意这一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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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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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美国的这两个“欧洲神话”和一个更古老的偏见搅在了一起，这个偏见便是对法国和法国人的强烈怀疑；现在这个偏见还有了新的变化，让人有不祥之感。美国因为法国在联合国的拖延对法国恶言恶语，大加讨伐。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戴高乐1966年脱离北约统一指挥，美国以及法国的其他盟友都大为光火，也公开表达了不满。但是当时的美国政治家、外交家、政界人物、报纸编辑或电视评论员不会说法国“出卖”了美国，或者说戴高乐是一个“懦夫”，法国人对美国人为他们做出的牺牲不感恩，应当惩罚他们。尽管戴高乐有缺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依然都很尊敬他，而戴高乐也回敬了他们的好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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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可敬的专栏作家们要求把法国从安理会踢出去，因为它妨碍了美国的意愿。他们提醒读者，“二战”时如果只有法国迎击敌人，那么“今天大多数欧洲人讲的语言不是德语就是俄语”。他们的同行则在另外一些更少节制的刊物上写文章称他们“想踢法国的屁股”，因为法国居然把盟军反攻日给忘了。他们问：当“美国孩子”来拯救他们时（先是从希特勒，现在是从萨达姆·侯赛因这个“同样卑鄙的暴君”手里拯救他们），法国人在哪里？“他们躲起来了。他们临阵脱逃了。他们在高喊‘懦夫万岁’。”他们是“欧洲懦夫联盟”的一部分。一个新保险杠贴纸这么写道：“先打伊拉克，再收拾法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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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法国的诋毁是一种自取其辱的行为，它侮辱不到法国人。然而美国国会却公开支持这种诋毁行为，不久前在一次国会的公开场合中，科林·鲍威尔在与别人的交谈中说了几个嘲弄法国的十分粗俗的笑话。我并不是要为法国政府辩护，法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与独裁者交易的历史很悠久，从让-贝德尔·博卡萨（Jean-Bedel Bokassa）到罗伯特·穆加贝，再到萨达姆·侯赛因。维希政权将会一直是法国的污点。然而，那些沉浸在沾沾自喜的战争电影（从约翰·韦恩到梅尔·吉布森）的美国专家们动不动就说法国是“投降分子”就有些太肤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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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从头到尾参加了整个“一战”，法军阵亡人数是美国在其所有战争中阵亡总人数的3倍。“二战”中，法军自1940年5月至6月期间抵御德军进攻，6周内死12.4万人，伤20万人，这比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死伤人数加起来还要多。然而，直到1941年12月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在此之前美国一直与纳粹德国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而此时，在欧洲战场东线，德军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对犹太人的屠杀已经持续了6个月；在法国被占领地区人们组织了抵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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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被占领，随后这个占领国在美国中部要求美国人迫害少数族裔，美国人会怎么做？幸运的是，我们永远也不用知道这个答案。但是，不要忘记，在1921年5月发生的塔尔萨暴动中至少有350名黑人被白人杀害；当时白人对黑人的杀害并没有受到外敌强迫（所谓可使罪行减轻的情节），这样的历史让人无法感到欣慰。另外，美国人不应过于草率地对法国所谓“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下结论［16］，19世纪晚期，法国精英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已经通过公开考试招收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犹太学生，其中有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丹尼尔·哈勒维（Daniel Halévy）等数十人，而在美国的犹太人则在当时以及此后的几十年中都无法进入常春藤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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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去重申这些东西让我深感痛心。也许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今天的美国人对法国和欧洲怀有恶感，美国领导人很无知地嘲笑“老欧洲”，蛊惑人心的专家们鼓励读者把那些在美国生活的忘恩负义的欧洲富人赶出美国。为何要考虑这些事情？它们真的重要吗？毕竟，法国的反美主义也很古老、愚蠢，不过它从来没有对两国之间的关系和重要战略构成严重阻碍。［17］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对这种反美主义的反击呢，尽管这种反应很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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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这么认为。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以及他们辅佐的总统为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也是我们唯一知道的）世界搭建起了框架，他们知道自己希望实现的是什么，也知道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对他们为何如此重要。然而今天他们的继任者则有非常不同的信念。在他们看来，欧洲人以及让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种联盟、同盟只会阻碍美国追求自己的利益，很是让人不快。对于这些出于利益关系结成盟友关系的国家，美国得罪或疏远它们不会有什么损失，它们本来就是拿来利用然后抛弃的；法国及相关国家为控制美国的行动自由设置了层层障碍，美国被死死套住，如果将其剪除，我们将获利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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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卡普兰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在他们合著的篇幅不长的新书《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暴政和美国的使命》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这样的立场。他们二人都是常驻华盛顿的记者。但是克里斯托尔曾任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的幕僚长，这个头衔让他很是自豪。现在他是福克斯电视台的政治分析家，也是《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有新保守主义色彩，他是背后的智囊之一。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沃尔福威茨等布什政府的权力精英人士与克里斯托尔的观点相同。克里斯托尔将白宫领导层的偏见和不耐烦清晰明白地表达了出来，只是语言上稍微克制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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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的表达很直接，令人感到“耳目一新”。萨达姆是坏人，应该让他下台，而能做到这点的只有美国。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以后将会有更多这样的任务，未来几年应该会特别多。如果美国要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去“保卫美国的安全，促进自由的事业”，那美国就必须摆脱“国际社会”（作者使用这个词时总是加引号）的束缚。人们反正总会因为我们的“傲慢”和权力恨我们，一个更“克制的”美国外交政策也不能安抚他们，那么为什么浪费时间去谈论更克制的外交政策呢？美国的外交战略必须“理直气壮、理想主义，必须自信，而且必须有充足资金支持。美国不仅要成为世界警察或治安官，它还必须是世界的灯塔和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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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说法有什么不对呢？首先，它显示了作者对现实世界惊人的无知，这些所谓“极端现实主义者”经常会这样去设想。在这本书中作者自信地把美国的利益与地球上的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的利益等同了起来，而这注定会引起对立和敌意，而正是这种对立和敌意才导致美国的干涉（只有冷酷无情、愤世嫉俗的欧洲人才会认为美国在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世界其他人的利益时已经不做声响地将这点考虑在内了）。《伊拉克战争》的作者和美国的政治领袖一样，他们毫不犹豫地假设美国可以不听别人的意见去做自己想做的；另外他们还假设，美国这样做其实丝毫不差地符合人们的真正利益和潜在欲望，无论友敌。第一个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二个说法则显得十分幼稚、狭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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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克里斯托尔、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的做法很不正常，它将导致的结果会是适得其反的。老式的孤立主义至少有内在一致性：如果我们不介入世界事务，那么我们也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真正的威尔逊式国际主义也有这样的一致性：我们计划在世界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必须与世界合作。传统的基辛格式现实政治也表现出类似的一致性：我们有我们的利益，我们希望得到某些东西，其他国家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希望得到某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来做交易吧。但目前美国政府的新“单边行动的国际主义”则试图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在世界上做我们想要做的，不过我们只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其他人如果不同意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不用去管他们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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