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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越是追求自己在世界上的“使命”，越需要得到更多帮助，无论是在维持和平、建设国家上，还是在促进美国越来越多的新朋友之间的相互配合上。对于这些事情，现在的美国并不是太在行，它在这方面严重依赖各盟国。目前，为了维护美国靠武器取得控制权的地区的安全，仅德国这个所谓“孤岛国家”一国已在阿富汗和巴尔干地区派驻了1万名维和士兵。美国选民对加税的敏感是出了名的，让他们来出钱重建西亚大部分区域并维护该地区域治安是不太可能的，其他不稳定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克里斯托尔所谈到的“使命”可能会将美国带往这些不稳定地区。那么，谁来埋单呢？是日本、欧盟还是联合国？希望这些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不会细读卡普兰和克里斯托尔针对他们所发表的轻蔑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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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谈到以前的失败正中要害。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发生危机时，联合国和西欧一样可耻地犹豫不定。克林顿政府以及之前的老布什政府也在巴尔干和中非爆发人道主义危机时置之不顾。如果现在小布什的美国决定与残酷的暴君和全副武装的变态政客战斗，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可是，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并不是这样的。此前美国保守派以令人眼花的速度脱离国际社会，谁现在还记得赖斯曾轻蔑地表示“国家重建”这个概念不值得去考虑？为什么美国的朋友应该对美国后来才做出的承诺寄以希望，然后另一方面自己代美国遭受猛烈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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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的人不会反对美国对本·拉登的猛烈追捕，对拒绝解除武装的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也有合理性……但是目前这些行动却扩展成了一个无确定界限且不受约束的“使命宣言”，美国将置国际异议于不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造数量占到全体人类一半的人们的生存境况。克里斯托尔和卡普兰以及其他人则兴高采烈地预期未来国际社会会怎样反对，这听上去太像是在为美国的做法寻找理论依据。另外，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不真诚也损害了这个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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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小书的索引中，“以色列”这一行的长度最长。“巴勒斯坦”在索引中没有出现，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出现了一次，它被列为伊拉克支持的恐怖组织。克里斯托尔和卡普兰为强调以色列在他们设想的新中东地区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重要性而做出了巨大努力；另外他们认为，对伊拉克发动全面战争的一个正当理由是伊拉克与以色列的关系可以因此得到改善。但他们没有在书中任何地方表示对巴以冲突本身的关心：巴以冲突是一个迅速扩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它也是造成该地区动荡、催生恐怖主义的最主要原因；另外大西洋两岸之间围绕巴以问题的分歧和不信任日益严重。他们很明显地忽视了巴以冲突，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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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克里斯托尔和他的政治导师可以解释下面的问题：美国肩负起这个雄心勃勃的新国际使命是为了恢复全球的正常秩序，可是为何它却在以色列问题上沉默了？美国现在再度扮演起“霸主”的角色，可是为何它不能也不愿给以色列这个位于世界上最不稳定地区的小小附庸国施加任何压力？这很奇怪。看到美国如此表现，没有几个美国小圈子以外的国家会认真对待这个“使命宣言”。为什么美国政府及其护卫应当在意这件事？战后国际体系的建造者会立刻明白这个原因：如果美国不被认真对待，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只是服从却并不相信美国，如果美国收买朋友、威逼盟友，如果美国的动机可疑、标准双重，那么美国的所有压倒性军事力量（克里斯托尔和卡普兰对此十分自负地做了一番吹嘘）都将无济于事。美国可以打赢“战斗之母”[2]，可以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取得全面胜利，但是美国最终将自食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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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不要再为了显示自己的“强悍”、为发泄焦虑和不安全感去嘲讽欧洲了。法国总统希拉克近来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无论他的动机如何，绝大多数欧洲人和少数美国人（这些美国人虽在美国是少数派，但总人数并不少）都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意见就更不要说了。希拉克表示，如果美国认为他和其他人“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恐怖分子为伍”，并且视分歧、异议为背叛，这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故意的轻率。是我们更需要欧洲人，还是他们更需要我们？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将在后续文章里讨论此问题。可是如果欧洲人为争夺美国的青睐而相互之间发生争吵，美国会损失惨重；然而我们的领导人居然兴高采烈地鼓励欧洲人相互争吵，他们真的应该为此感到羞耻［19］。正如阿斯纳尔、布莱尔以及其他几国领导人在2003年1月30日的那封很有争议的公开信中所写的那样：“今天的跨大西洋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保障我们的自由。”这在1947年时如此，在今天也依然如此；另外这个纽带不仅对欧洲人来说是保障，对美国人而言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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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为劳伦斯·F.卡普兰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合著的《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暴政和美国的使命》一书撰写的书评，最早发表在2003年3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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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世纪时，反犹主义者编造了“血祭诽谤”，声称虔诚的犹太教徒绑架和谋杀基督徒的子女，尤其是男童，抽取他们的鲜血，用于烤制逾越节的无酵饼，以及再现耶稣受难等宗教仪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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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斗之母（Mother of All Battles），这个表达是萨达姆在海湾战争爆发之前的演讲中使用的，后来伊拉克用此表达来称呼海湾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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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17章 海外的反美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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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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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了解世界怎么看美国，可以想下运动型多用途车。这种车体形硕大，重量也不小，它对限制大气污染的协议不屑一顾；它消耗大量稀缺资源以为其尊贵乘客提供更多服务；为了给乘客提供安全的错觉，它不惜将车外的人置于危险之中。在一个拥挤的世界里，这种车是危险的也是过时的。运动型多用途车也有铿锵有力的宣言书作为其包装，但它骨子里其实就是一个马力过强的超大卡车。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它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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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比喻可能是现代的，但其背后的想法则其来有自。“美国”一直是外国怀疑的对象，这种怀疑延续的历史甚至比美国被世界上的穷人和受压迫者视为灯塔和避难所还要悠久。18世纪的评论家虽然很少有对美国的直接观察，但他们就是认为美国的动植物生长不良，因而对他们的吸引不大，另外他们认为这些动植物的用途也很有限。他们坚持认为，美国不可能被教化，在这里生活不久的见识浅陋、不知世故的民众亦是如此。法国外交官、主教塔列朗（Talleyrand）曾这样评论道：“那里有32种宗教，却只有一道菜。”——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就这一道菜美国人还经常会吃得很着急。他的这番话比现在欧洲对美国的评论早了两个世纪。在如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这样具有国际视野的欧洲保守人士看来，美国这个国家反常得让人感到遗憾，而且它太粗糙，应该不会存在太久（这是他在19世纪初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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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众生活的因循守旧让查尔斯·狄更斯和托克维尔都感到惊诧。司汤达曾评论过美国的“自我中心”，波德莱尔则嗤之以鼻地认为在资产阶级的平庸上美国堪比比利时（！），每个人都在评论美国的爱国主义的排场太幼稚。但到了20世纪，欧洲对美国的评论的变化非常显著，从不屑一顾转为怨恨。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加，它的粗糙不成熟因而又对其他国家构成了某种威胁。在新一代反民主的批评者看来，大规模生产、大众社会和大众政治这些现代生活中破坏社会稳定的症状最早都是从美国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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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国主义是一种文化上的不安全感的表达，它既便利又简易，反犹太主义也是如此，它们二者也经常联系在一起。法国人罗伯特·阿隆（Robert Aron）1935年这样写道：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亨利·福特、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 W. Taylor）（工作节奏和生产效率的先驱）和阿道夫·希特勒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引领者”。美国即意味着“工业主义”，它威胁着个性、品质和民族的独特性。伊曼努尔·贝尔（Emmanuel Berl）在1929年这样写道：“美国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在那些被美国影响到的地方，西方社会的价值面临着崩坏的危险。”欧洲人常常以自己的遗产抗拒被美国化。乔治·杜哈明（George Duhamel）在1930年这样力劝人们：“我们每个西方人都要坚决谴责自己‘美国化’的地方，无论在房子里、衣服上还是在灵魂深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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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减轻欧洲对美国的这种反感情绪。“冷战”年代激进的反美国主义与20年前保守的反美国主义情绪形成呼应。西蒙娜·德·波伏瓦指责美国“成了法西斯主义国家”，让-保罗·萨特则称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者“疯了”。小说家罗杰·瓦扬（Roger Vailland）断言，冰箱是美国人的阴谋，他们想要借冰箱来破坏法国本土文化。《世界报》则称“可口可乐是美国对欧洲文化的入侵”。他们所谴责的美国“敌人”也让他们上一代的政敌感到惊恐。［2］美国在国内外的行为并不是造成这种偏见的原因，它只是助长了这种偏见。欧洲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对自己的家园产生的变化表示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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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来自法国，但其实英国对美国的矛盾心理也是由来已久；对于60年代出生的德国人来说，他们主要指责的是美国粗糙的消费主义，另外他们认为美国要对他们父母一代战后建立的联邦德国在政治上的失忆负责；甚至在拉姆斯菲尔德眼中的所谓“新欧洲”看来，美国虽然代表“西方世界”的技术和进步，它也间或因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道德真空和文化贫瘠而受到谴责。［3］尽管如此，至少在欧洲的反美国主义一直有鲜明的法国色彩。欧洲对美国的矛盾心理形成辩论性话题的地方是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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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杰（Philippe Roger）的书《美国敌人：反美国主义的系谱》（L’Ennemi Américain: Généalogie de l’Antiaméricanisme）是一本杰出的关于法国的反美国主义历史的著作，该书十分优雅、博学且风趣。这样一本读来令人十分享受的著作继承了法国非常优良的学术传统，很值得将其完整地翻译成英文并出版。本书的论点非常微妙和复杂，这里无法对其进行简要的概述，但其标题中的“系谱”一词应该被认真对待。这本书里记录的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因为罗杰把他的材料视为“符号群”（semiotic bloc）；另外他不重视记录法国的“亲美国主义”——要做到叙述的均衡则需要讨论法国的“亲美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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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罗杰用了近600页的篇幅对文本做了细致的释读，他通过这样的释读来说明法国的反美国主义的核心不仅很古老，而且它与美国的现实只有非常松散的联系，常常只是在空想。反美国主义是一个故事（或寓言），它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恐惧和希望。法国的反美国主义开始是对新世界的一种审美上的厌恶，它后来从文化逐渐转到政治，但它的早期版本沉积下来的某些元素却从未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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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的书最主要记录的时代是18和19世纪。他对20世纪的记录在萨特那一代停止，他提醒我们正是从萨特那一代开始，法国反美国主义者在他们写的文章或者书里开始否认自己是反美国主义者，这种做法在当时成为惯例。罗杰的解释似乎有道理，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反美国主义也有不少不错的记录，再说罗杰的兴趣在寻找起源，他对结果没有兴趣。［4］正是因为他的记录停在了当代，他可以做出下面这个带有嘲讽意味但乐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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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的反美国主义其实只是法国强加给自己的一种精神奴役呢？如果它只是一种受虐的冷漠，一种单调的反感，一个没有感情的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又该如何？如果是这样反倒有希望了。很少有恶习（甚至是智力上的恶习）可以长期承受这些东西带来的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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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现在的反美国主义又有了新的变化。今天激发人们的反美国主义情绪的是人们对现实新的考量，并且不再只是知识分子有反美情绪。今天的大多数欧洲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会对美国的产品产生担忧，再者，许多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地都在美国之外。他们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此的嫉妒和厌恶情绪基本相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鄙视美国，他们当然也不恨美国人。令他们不快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另外他们也不信任美国的现任总统。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即使在“冷战”期间，很多美国在政治上的敌人其实挺喜欢并且信赖当时的美国领导人。而如今，即使是美国的朋友也不喜欢布什总统：一部分是因为他实行的政策，一部分则是他为实行这些政策所采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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