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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罗杰用了近600页的篇幅对文本做了细致的释读，他通过这样的释读来说明法国的反美国主义的核心不仅很古老，而且它与美国的现实只有非常松散的联系，常常只是在空想。反美国主义是一个故事（或寓言），它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恐惧和希望。法国的反美国主义开始是对新世界的一种审美上的厌恶，它后来从文化逐渐转到政治，但它的早期版本沉积下来的某些元素却从未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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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的书最主要记录的时代是18和19世纪。他对20世纪的记录在萨特那一代停止，他提醒我们正是从萨特那一代开始，法国反美国主义者在他们写的文章或者书里开始否认自己是反美国主义者，这种做法在当时成为惯例。罗杰的解释似乎有道理，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反美国主义也有不少不错的记录，再说罗杰的兴趣在寻找起源，他对结果没有兴趣。［4］正是因为他的记录停在了当代，他可以做出下面这个带有嘲讽意味但乐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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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的反美国主义其实只是法国强加给自己的一种精神奴役呢？如果它只是一种受虐的冷漠，一种单调的反感，一个没有感情的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又该如何？如果是这样反倒有希望了。很少有恶习（甚至是智力上的恶习）可以长期承受这些东西带来的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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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现在的反美国主义又有了新的变化。今天激发人们的反美国主义情绪的是人们对现实新的考量，并且不再只是知识分子有反美情绪。今天的大多数欧洲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会对美国的产品产生担忧，再者，许多产品的制造和销售地都在美国之外。他们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此的嫉妒和厌恶情绪基本相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鄙视美国，他们当然也不恨美国人。令他们不快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另外他们也不信任美国的现任总统。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即使在“冷战”期间，很多美国在政治上的敌人其实挺喜欢并且信赖当时的美国领导人。而如今，即使是美国的朋友也不喜欢布什总统：一部分是因为他实行的政策，一部分则是他为实行这些政策所采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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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最近巴黎集中出版了许多采取反美立场的出版物。其中最离奇的一本是蒂埃里·梅森（Thierry Meysson）的书《2001年9月11日：大谎言》（11 September 2001: L’Effroyable Impostur），他在书中声称9月11日对五角大楼的袭击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在书中写道：没有客机撞入大楼，整件事是美国国防系统为牟取自身利益而策划的骗局。梅森的做法与否认纳粹大屠杀存在的人的做法类似：他首先假定一个公认的事件不存在，然后再提醒我们无论再多的证据（尤其是来自第一手证人的证据）都不能证明此事的存在。大量与他的断言相悖的目击者证词他均置之不理：“这些证词远远不能提供证据，它们的质量只能显示美军为歪曲事实什么都做得出来。”从这里我们能很好地总结出梅森的做法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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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沮丧的事情是梅森的这本书是畅销书。法国的读者愿意更多地猜忌美国，“9·11”事件似乎激发了这种多疑。然而，更多的书是对美国的控诉，如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和梅瑞尔·戴维斯（Merryl Wyn Davies）合著的《为何世界恨美国？》（Pourquoi le Monde Détestet-il l’Amérique?），皮特·斯科文（Peter Scowen）的《美国黑皮书》（Le Livre Noir des États-Unis)以及诺埃尔·马迈尔（Noël Mamère）和派特里克·法比亚兹（Patrick Farbiaz）合著的《危险的美国：战事记录》（Dangereuse Amérique: Chronique d’une Guerre Annoncée）。前两本的作者分别是英国和加拿大人，然而卖得最好的是这两本书的法文版，第三本的作者之一马迈尔是法国著名的绿党政治家、前总统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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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者在各自的书里或真或假地表示遗憾（“我们不是反美，而是……”），而这些作品加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份包含了美国经常被提到的缺点的清单。美国是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它追求商业、利润，掠夺地球资源。它对本国的穷人和病人以及本国以外的人都漠不关心。美国践踏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威胁人类的道德、环境和身体的未来。在对外交往中它行事虚伪，前后不一致，它行使着无人可敌的军事影响力。总之，美国就是一头闯入瓷器店的牛，对世界造成了严重破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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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之前批评美国的言论的回收再利用。斯科文的指控（他的章节标题包括“广岛和长崎的暴行”和“空洞的文化”）和萨达尔与戴维斯（“美国汉堡以及其他病毒”）或马迈尔与法比亚兹的指控相似（“世界的美国化”，“为石油进行的远征”），他们都是将老的与新的罪名混在一起。这个混合体中有出于保守主义立场对美国文化的厌恶（美国丑陋、没有文化根基、粗鲁），有反全球化论调（美国在污染整个世界）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还原论（石油企业控制着美国，美国的所有行径都是为了这些公司的利益）。美国国内的批评者也加入了批评美国的行列中：美国不满足于在世界横行霸道，它对自己的历史也很粗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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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对美国政策和做法的批评有理有据。其他则都是胡言乱语。萨达尔和戴维斯反对美国的言论有很多，其中他们指责美国将“冷战”强加给西欧，而西欧对“冷战”感到很不情愿：“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两国内都是大党，并且现在仍然如此，但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与苏联关系甚小。”换句话说，“国际共产主义”是美国人的发明。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神话很多年前就消亡了，它的再度流行表明布什政府在外交上的野心让这种老的、政治上的反美国主义获得了新的动力。［8］一旦成为流氓国家，则一直会是流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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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埃马纽埃尔·陶德（Emmanuel Todd）看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他的新书《帝国之后：论美国体系的解体》（Après l’Empire: Essai sur la Décomposition du Système Américain）也是一本畅销书。他在书中认为美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美国将继续破坏国际稳定，但可以让欧洲人（以及亚洲人）得到安慰的是未来属于他们。美国的确有很强的军事实力，但是这种军事实力是多余的；与此同时，它摇摇欲坠的经济对世界其他国家很依赖，这使得美国经济变得脆弱；另外，美国的社会模式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从1950年到1990年，美国在世界上做了许多积极的事情，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美国将变得越发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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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美主义者”，另外他说的一些事情也很有意思——尽管想要理解美国衰落这一情况的英语读者最好是去读查尔斯·库普钱（Charles Kupchan）。［9］陶德认为不对称的全球化（美国消费别人生产的产品，经济的不平等在加剧）使世界对美国的野心不再同情，他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苏东剧变后的俄罗斯、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以及其他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可能会采用资本主义（陶德认为资本主义是“唯一合理的经济组织”），甚至变成民主国家，但它们不会模仿美国的“超级个人主义”，它们在很多事情的选择上将会和欧洲相同。在陶德看来，美国将会拼命抓住它残留下来的野心和权力；美国将试图保持“一定程度的国际紧张局势，这是进行有限但持续的战争的条件”，以此来维持它正逐渐减弱的影响力。这个过程已经开始，“9·11”事件触发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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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陶德以前任何一本书的人都会很熟悉他的问题：他的推理存在问题，而非结论。这个作家有些像柯勒律治笔下的老水手[1]，他要讲述一个疯狂的故事，于是他一本接一本地写书去讲述这个故事，一直抓住读者不放，好像是在说：“你难道不明白吗？所有这一切都与生育有关！”陶德是一名人类学和人口统计学家。1976年他出版了《最终的落幕：论苏联势力范围的解体》（La Chute Finale: Essai sur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Sphère Soviétique），他在书中预言了苏联的解体：“1970年和1974年间俄罗斯的婴儿死亡率略有增加，我因而在1976年时就明白苏联的形势在不断恶化，我也因此预测到了苏联的解体。根据他的叙述，苏联出生率下降这一点让他知道“正常的俄国人可能会出现，这些人完全有能力推翻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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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预测共产主义的前景不妙的人不止陶德一个。然而，他声称发现了生育率与政权垮台之间的联系，并且为此十分自负。他在自己的新书里将世界历史简化为一系列单向的、单一因果的相互关系：他将出生率、识字率、永久的家庭结构与全球政治联系在一起。南斯拉夫战争是因为斯拉夫人和穆斯林之间的“生育差距”。美国南北战争的原因也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定居者的低生育率。如果“个人主义”的美国的前景黯淡，那是因为世界上除美国外的国家的“家庭结构”所偏向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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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德的平行宇宙中，政治（和经济行为一样）是被铭刻在一个社会的“遗传密码”中的。中亚地区平均主义的家庭系统中显示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社群性”，因而这些地区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在其他地方，他认为法国、意大利、芬兰投票模式存在的地区性差异是因为各国的家庭生活存在差异——各国的家庭生活与其投票模式相似［10］）。“俄罗斯的普世气质”是以俄罗斯的大家庭为基础的，而现在这种“普世气质”提供了一种非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而这可能是未来的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模式。“先验地来看，下面这样的景象并非不可想象：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俄罗斯承担着保卫这个星球的责任，它将挫败美国为在全球支撑其帝国的架子所做的努力。”因此有“特殊主义”气质的国家（比如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才会表现出不可遏止的狂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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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往前又走了一步。他荒谬地夸大了美国目前的困境，虽然这些困境是真实存在的。他从安然公司的例子推断出美国所有的经济数据和当年苏联的经济数据一样都不可靠：美国经济中真正危险的状况被隐瞒了。他给出了自己的“文明的冲突”之变体。伊斯兰国家和美国之间即将发生的冲突让美国这个“女权主义者”的、以女性为基础的文明与中亚和阿拉伯“武士社会”（warrior societies）男性化的伦理标准形成对峙之势。在这方面，美国将会被孤立，因为欧洲人和他们的阿拉伯邻国一样感觉美国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再一次，这一切都归结到家庭生活，只不过这里陶德的论述具有鲜明的现代特性：“美国女人的地位对男人形成威胁，她们夺走了男人的权力，这让欧洲男子感到不安，正如拥有无上权力的阿拉伯男子让欧洲女性感到不安一样。”大西洋两岸之间的差距开始于卧室之中。一般人没法编造出来这样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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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陶德而读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cois Revel）便是从疯狂的科学家逃到了自信的贵族身边。何维勒是威严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即所谓“不朽者”[2]。他写了许多书（至今已有31本），他在自己的新书《反美主义的执迷：论其运作方式、形成原因及内在矛盾》（L’Obsession Anti-américaine: Son Fonctionnement, Ses Causes, Ses Inconséquences）中十分明确地提醒读者自己的多产。何维勒的写作风格表明他是一个不熟悉自我怀疑以及不习惯反驳的人。他倾向于笼统的并且没有事实支持的概括——照他的说法，欧洲大部分政治和文化精英“从来不曾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另外法国的反美国主义在他的笔下几近漫画。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因为有的地方他写得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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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维勒很正确地提请人们注意，在法国对美国的批评中，其中多数批评的核心都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美国有这种社会灾难，在文化上是侏儒，在政治上很天真，另外美国的经济危机随时会发生，那么为什么要去担忧美国呢？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精力去怨恨它呢？相反，如果美国如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强大和成功，那么它做的事情会不会是正确的呢？法国知识分子声称自己并不反对美国几十年前的反共政策，他们只是反对它现在过激的反共政策。何维勒指责这些知识分子不诚实，他的责难基本上也是对的，因为根据各种文献记录表明，事实并非如那些知识分子所宣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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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何维勒是法国人，所以由他来提醒他的同胞们法国也有社会问题就很恰当了：备受称赞的法国教育系统不仅不会同化法国国内文化和宗教的少数群体，它也不支持、培养文化上的差异。法国也有贫民窟，也有暴力和犯罪。勒庞去年在总统选举中取得了成功，[3]这是法国所有政治阶层在解决移民和种族问题上的失败，他们都要因此而受到指责，并且这种指责不会停止。［11］何维勒对法国文化部门的行政人员也取笑了一番（他的取笑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破坏自己的国家级文物上，这些人至少与“野蛮的”美国人一样无所顾忌。法国文化部长杰克·朗（Jack Lang）在他1984年的“法国之外的文化工程”（“Projet Culturel Extérieur de la France”）中如是说：法国在文化上的雄心壮志“大概是其他国家所无可比拟的”。美国为提升自身形象、影响力所做的事怎么也比不了法国这个文化工程。另外，法国报刊和电视那么容易就相信了梅森先生的“苦心孤诣之作”，并且给了它如此多的曝光，不是说法国的报刊和电视都很有见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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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批评还可以继续下去。嘲讽法国人的自命不凡（以及他们对历史故意的抹除）几乎和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很虚伪一样容易。何维勒称，对于欧洲左派来说，现代反全球化活动人士与其反市场言论不啻是“绝妙的惊喜”，欧洲的激进派在这样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时刻陷入了漫无目的的状态，而反全球化无异于天赐的奋斗目标。他这样的说法没有错。但是因为何维勒没有找到美国的任何问题，人们会很难相信他对法国所存在问题的敏锐观察。他的整本书就是一曲对美国的赞歌，而且还是一曲目光狭隘的赞歌；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笔下的美国并不存在。反美主义者们让他感到不屑，可何维勒也和他们一样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只属于他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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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维勒笔下的美国，各民族融合得很好，他也没有提到美国有贫民窟。根据他的说法，欧洲人误读和夸大了美国的犯罪统计数据，而在现实中，犯罪在美国并不是问题。美国的医疗保险运行良好：大多数美国人都有工作保险，其余人则可享受由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补贴计划的帮助。不管怎么说，美国医疗保险系统的不足之处和法国的医疗保险系统存在的问题差不多。美国穷人的人均收入与葡萄牙一般民众的收入相当，所以美国的穷人不能被称为穷人（何维勒显然从来没有听说过生活成本指数）。美国没有“贫困阶级”。与此同时，美国比欧洲更早建立社会民主制；另外美国电视与新闻的覆盖面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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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何维勒笔下，美国一直对巴以之间的冲突保持充分的介入，且坚决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他认为美国对待巴以问题所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对于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何维勒比一些美国将军担心的程度还要更少些。针对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何维勒院士与50%的美国选民意见相左，他不认为选举中有什么不正常行为。至于美国不断增长的反法情绪以及各种无稽之谈，他表示：“就我而言，我从来没有见过。”总之，无论法国评论家和其他人怎么说美国，让-弗朗索瓦·何维勒都跟他们意见相左。在讽刺“潘格洛斯主义”[4]这个法国传统偏见上面，伏尔泰做得都没有何维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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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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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什领导的美国，欧洲人在陶德和让-弗朗索瓦·何维勒之间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观点。大西洋两岸今天的差异是真实的。首先，美国是一个轻信和宗教的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批欧洲人不再去教堂；而美国人去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的人数几乎没有下降。1998年的哈里斯民意调查发现，在美国人中，甚至连非基督徒都相信奇迹，这些人占到不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中的66%之多，这其中又有47%的人认可圣母以处子之身受孕；而在全体美国人中这两个数字分别是86%和83%。大约有45%的美国人相信魔鬼的存在。在《新闻周刊》（Newsweek）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7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圣经》中的奇迹真的发生了。根据1999年《新闻周刊》的调查，40%的美国人（71%的福音派新教徒）相信世界将在基督和反基督者之间的大决战中结束。美国总统在白宫组织查经班，在内阁会议开始前祈祷，他的欧洲盟友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奇怪且过时的举动，但他这样做正顺应了他的选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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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生活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在大西洋彼岸仍然是不可想象的。欧洲人仍然担心收入差距过大，他们的机构和政治选择反映了这种情绪。此外，欧洲对不受监管的市场以及取消公共部门很犹豫，地方上反对“美国模式”，但这更多是出于谨慎而非残留下来的“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做有其道理，对欧洲大多数人来说，不受限制的竞争既是机会也是威胁，这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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