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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美国人，欧洲人更希望有一个干预型国家，而且他们愿意为这样一个国家掏钱。即使是在撒切尔之后的英国也是如此，在2002年12月进行的调查中，62%的英国成年人愿意提高税收以换取更好的公共服务。然而愿意做这样选择的美国成年人只有1%不到。如果我们考虑到在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水平是最高的）19%的成年人声称自己属于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另外还有20%的人认为自己会在有生之年成为最富有的1%的人）这一点的话就不会感到太奇怪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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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让欧洲人感到不安的地方在多数美国人看来恰恰是自己最大的优点：道德主义的、过度的宗教热忱，最少公共福利和最大市场自由（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独特组合，再加上一个传教士的外交政策，这样的政策表面上也是为了传播这样一套价值观和做法。这里，全球化其实对美国是不利的，因为它让世界中较贫穷的国家更清楚地看到在经济竞争中自己所需要承担的成本；另外在“冷战”这个长久的休眠之后，此前一直以来不做区分的“西方世界”出现了裂痕，全球化提醒了西欧人这样的欧洲与美国真正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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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这些区别在今后几年里将变得更为重要：由于政策上无法解决的分歧，两边在社会和文化上长期的差异变得更大也更突出。我们已经能从西方世界在伊拉克战争上意见的分裂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在“冷战”刚开始的最初几年里，欧洲的反美示威活动效仿的是苏联资助的“和平运动”，但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都坚定地站在美国阵营。今天，大规模的反战抗议不再是谁操纵的了，而且西欧领导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也与美国不同。美国现在被迫以前所未有的公开方式去贿赂和威胁其他国家，很尴尬的是它也没有取得太大成功（由于民主的运作无从预知，在我写作此文时美国甚至在土耳其也没有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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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危机暴露了现代国际体系的三个弱点。我们一再被提醒联合国是多么脆弱，它看上去如何不足以肩负人们对它赋予的希望。然而，美国最近对联合国的态度（我们想要什么就得给我们什么，否则我们就自己拿）却反而让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联合国可能没有军队，但它在过去的50年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合法性，而合法性就是一种力量。另外，我们毕竟只有联合国。那些为自己的目的滥用联合国的人也会严重伤害到他们作为国际公民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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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危机的第二个受害者一直是欧盟。很明显，欧洲现在面临严重分歧，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给欧洲造成的麻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欧洲领导人的无能。但是，危机可能是有益的。英国于1956年围绕苏伊士运河问题发动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后来证明是英国对形势判断失误），美国在战争爆发后曾表示要支持英国，一旦伊拉克战争结束，英国将针对美国的失信发难。等到欧盟制定预算的时候，东欧国家会希望比利时、德国、法国的记性不要太好。土耳其政界人士已经开始质疑土耳其与美国一度神圣的关系。要塑造一个独立于美国且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平等的欧洲，希拉克领导的法国目前面对的可能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欧洲时刻”可能还没有到来，但华盛顿对欧洲舆论的极度漠视则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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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弱点涉及美国：这里并不是说这个弱点与美国的压倒性的军事实力无关，而是说美国正是因为这种军事力量才会有这个弱点。布什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成功地让美国变成了似乎是国际稳定的最大威胁，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仅仅在“9·11”事件发生18个月之后，美国可能已经输光了世界对它的信心。美国表示西方世界价值观只能由它来代表并且只能由它来捍卫，此举让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开始反省自己与美国的分歧在哪里。美国积极主张其拥有重建穆斯林世界秩序的权利，这也尤其提醒了欧洲人在他们的文化中穆斯林的人数不断增长以及这样的情况会在政治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14］简言之，美国的所作所为让很多人开始对自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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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变得比以前更弱了，而不是更强，不仅是法国知识分子会这样认为，很多人也都这样认为。它也更有可能变得好战，但它不会变得不重要。国际政治有时关乎善与恶，但国家实力始终是国际政治的主题。美国的实力很强大，世界各国需要美国站在它们一边。如果美国时而发动先发制人的单边战争，时而又陷入自恋中，对世界发生的事情冷眼旁观，而且没人知道什么时候美国会倒向哪一边，那么这将是全球性的灾难。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在联合国里都会拼命满足美国的愿望，无论各国领导人存在什么样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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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华盛顿的“温和派”坚持认为，如果对萨达姆的战争可以很快取胜且能做到相对“干净利落”，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可是，我们不能用后来取得的胜利证明一次军事行动的正当性，而且此次战争已经造成了很多连带伤害。伊拉克战争开了一个先例，即针对假想威胁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美国政府曾不谨慎地间或承认，这场战争除了解除伊拉克政府武装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目标；其他国家对这场战争失去了同情。无论美国能够多么成功地处理好和平问题，上述所有这些都已经构成了战争创伤。美国这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语］是否失算了，又是否做过头了？对这两个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当这场地震消退之后，国际政治的板块将会永远地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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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对菲利普·罗杰的《美国敌人：反美国主义的系谱》，萨达尔和梅瑞尔·戴维斯合著的《为何世界恨美国？》，皮特·斯科文的《美国黑皮书》，马迈尔和派特里克·法比亚兹合著的《危险的美国：战事记录》，埃马纽埃尔·陶德的《帝国之后：论美国体系的解体》以及让-弗朗索瓦·何维勒的《反美主义的执迷：论其运作方式、形成原因及内在矛盾》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2003年5月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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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柯勒律治的经典诗作“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文译作《老水手之歌》或《古舟子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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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士的“不朽者”外号来自学术院创始人枢机主教黎塞留所制印章上的名言“献给不朽”（Àl’Immortalit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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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勒庞在2002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进入了第二轮投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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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格洛斯主义”，典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书《老实人》，潘格洛斯是该书中一位哲学家的名字。伏尔泰在书里嘲讽了莱布尼兹式的乐观主义，莱布尼兹认为现有历史是过去与未来最好可能中的最好结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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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18章 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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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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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现在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我们这些一开始就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人却不能感到安慰。恰恰相反：我们现在应该问自己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肯定会让人不舒服。第一个问题关于“先发制人”的军事干预的正当性。如果伊拉克战争是错的（“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发动的错误的战争”［1］），那么，为什么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塞尔维亚发动的战争是正确的呢？毕竟，这场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也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也是一场在未经授权和没有正当理由（给出的理由是为了“预防”的目的）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攻击，它造成了许多平民伤亡，许多人因而非常憎恨发动这场攻击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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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以及当美国及其盟国进入科索沃时我们欢呼雀跃的原因是：米洛舍维奇当时已发动针对科索沃省的多数民族阿尔巴尼亚人的军事行动，该军事行动具备了种族灭绝的所有特征。因此，美国不但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且它进行了实时的干预——它的行动实际上可能阻止了重大罪行的发生。当时，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可耻记忆都还很新，如果对米洛舍维奇的军事行动无所作为，其可能的后果是很明显的，而且不作为的后果将比军事干预带来的风险严重许多。今天的布什政府以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证明自己匆忙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它的“给伊拉克以自由”这个说法几乎是战争发生后才想出来的，但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当地的阿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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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况也不是那么简单。萨达姆·侯赛因（跟米洛舍维奇一样）对他治下的许多民众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威胁：不只当他屠杀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时他是（我们当时在袖手旁观），一直到最后他都是一个威胁。我们这些在原则上赞成人道主义干预的人（不是因为进行干预可以让我们为自己的良好愿望而感到高兴，而是因为它可以行善事或避免恶事发生）看到萨达姆被推翻不会觉得遗憾；而既然我们反对入侵伊拉克，应该会因为萨达姆被推翻而感到遗憾才是，按道理说这才是符合逻辑的反应。我们这些反对使用蛮力单方面行动的人应该还记得，如果是10年前，我们会很高兴地看到有人（任何人）对卢旺达单方面进行干预来拯救卢旺达的图西族人。在我看来，我们这些人以下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哪怕出于最好意图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可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会渴望看到有人进行干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观点又变得不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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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里夫（David Rieff）不能给这些难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的最新著作《以武力威胁：民主梦想与武力干涉》（At the Point of a Gun: Democratic Dreams and Armed Intervention）的主调是一种醒悟之后的绝望。但是，这本收入他最近的文章和报告的集子也有一个有益的作用，那就是它提醒了我们这些难题是多么令人苦恼。多年来，里夫一直倡导进行全面的人道主义干预，而不是仅仅在世界出现问题时才临时去解决，因为他和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其他人一样相信在需要的地方推动民主变革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他在书中收入了一些早期的文章，他在其中动情地主张西方应在非洲、巴尔干以及其他地方进行干预。现在，里夫在这些文章后面附上了他之后的观点，他对此已经不是那么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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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意的事情会发生，这不仅仅在伊拉克会如此。国际法（如同联合国）孕育于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战争在国家之间爆发，和平也由各国以恰当的方式来促成，“二战”之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保证边界和主权的不可侵犯。今天的战争通常发生在国家内部。调停与维和（干预、协助、胁迫）之间的区别还不清楚，发生冲突各方的权利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外国机构可以诉诸武力也都不清楚。在这个混乱的新世界中，事实证明，好心的西方外交官和观察员有时无法将交战的各国（按照传统的外交准则进行操作）与当地的强人罪犯（如苏丹领导人）区分开来。与后者协商往往变成与这些罪犯的合作，甚至成为他们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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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联合国（用里夫的话说，“它跟一个没牙的泼妇一样没有用”），它不仅无力防止犯罪行为，而且因为它迷恋于保持“公正”的形象，再加上它又要保护自己人，有时会成为大屠杀的教唆者和协助者。1995年7月在斯雷布雷尼察，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ć）和他的波黑塞族非正规军屠杀了7000名聚集在受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域内的穆斯林男子和男童，而400名荷兰籍的联合国士兵却礼貌地站在一边。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正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各种国际机构无论其有多么好的意图，都很难避免自己的行为不受质疑，特别是在安理会中的大国拒绝批准充足的武力支持的时候。当私人慈善机构和联合国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帮助无论在巴尔干南部地区或刚果东部或中东地区被迫流离失所的平民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交通服务，安置他们，给他们提供住宿与食物），他们是在提供人们急需的援助还是在帮某些人进行种族清洗？通常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两种情况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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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更进一步指出，大多数人道主义机构，无论它们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本身都是为解决突发事件而设立的。在一场危机中，它们的首要任务是提供紧急援助以及保护自己人；它们没有时间或意愿去追求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或者在政治上进行考量。因此，它们很容易被利用：被受害者利用（里夫本来很欣赏科索沃解放军，可是现在他对这支武装力量感到尤其愤恨，因为他看到这支武装力量经常习惯性使用暴力，并且强行驱逐科索沃地区其余的塞尔维亚人。科索沃解放军其实不比他们的敌对者塞尔维亚人好到哪里去）；但最主要是受大国利用，因为从现实来看，这些人道主义机构所做的事情都是这些大国交给它们的，它们需要和这些大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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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者为法律上模棱两可的武装干涉以及这些武装干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缺陷提供掩护，他们的名声和信誉也因此受损，而且还常常不能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在里夫看来，特别是联合国有成为“美国事实上的殖民地办公室”的危险；美国打到哪里，联合国就跟在后面收拾乱局，“照例被当成一张面巾纸用”（引言里的话是一位在伊拉克的联合国官员醒悟以后的描述，里夫对这样的说法表示赞同）。这似乎有点太过苛刻了。毕竟，痛苦的经验告诉这些处于危险地方的人道主义机构，只有站到占领方或腐败的地方头目或者警察一边（无论会对它们的信誉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它们才能留下来多多少少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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