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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弱点涉及美国：这里并不是说这个弱点与美国的压倒性的军事实力无关，而是说美国正是因为这种军事力量才会有这个弱点。布什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成功地让美国变成了似乎是国际稳定的最大威胁，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仅仅在“9·11”事件发生18个月之后，美国可能已经输光了世界对它的信心。美国表示西方世界价值观只能由它来代表并且只能由它来捍卫，此举让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开始反省自己与美国的分歧在哪里。美国积极主张其拥有重建穆斯林世界秩序的权利，这也尤其提醒了欧洲人在他们的文化中穆斯林的人数不断增长以及这样的情况会在政治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14］简言之，美国的所作所为让很多人开始对自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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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变得比以前更弱了，而不是更强，不仅是法国知识分子会这样认为，很多人也都这样认为。它也更有可能变得好战，但它不会变得不重要。国际政治有时关乎善与恶，但国家实力始终是国际政治的主题。美国的实力很强大，世界各国需要美国站在它们一边。如果美国时而发动先发制人的单边战争，时而又陷入自恋中，对世界发生的事情冷眼旁观，而且没人知道什么时候美国会倒向哪一边，那么这将是全球性的灾难。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在联合国里都会拼命满足美国的愿望，无论各国领导人存在什么样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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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华盛顿的“温和派”坚持认为，如果对萨达姆的战争可以很快取胜且能做到相对“干净利落”，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可是，我们不能用后来取得的胜利证明一次军事行动的正当性，而且此次战争已经造成了很多连带伤害。伊拉克战争开了一个先例，即针对假想威胁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美国政府曾不谨慎地间或承认，这场战争除了解除伊拉克政府武装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目标；其他国家对这场战争失去了同情。无论美国能够多么成功地处理好和平问题，上述所有这些都已经构成了战争创伤。美国这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国家”［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语］是否失算了，又是否做过头了？对这两个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当这场地震消退之后，国际政治的板块将会永远地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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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对菲利普·罗杰的《美国敌人：反美国主义的系谱》，萨达尔和梅瑞尔·戴维斯合著的《为何世界恨美国？》，皮特·斯科文的《美国黑皮书》，马迈尔和派特里克·法比亚兹合著的《危险的美国：战事记录》，埃马纽埃尔·陶德的《帝国之后：论美国体系的解体》以及让-弗朗索瓦·何维勒的《反美主义的执迷：论其运作方式、形成原因及内在矛盾》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2003年5月的《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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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柯勒律治的经典诗作“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中文译作《老水手之歌》或《古舟子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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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士的“不朽者”外号来自学术院创始人枢机主教黎塞留所制印章上的名言“献给不朽”（Àl’Immortalit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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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勒庞在2002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进入了第二轮投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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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格洛斯主义”，典出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书《老实人》，潘格洛斯是该书中一位哲学家的名字。伏尔泰在书里嘲讽了莱布尼兹式的乐观主义，莱布尼兹认为现有历史是过去与未来最好可能中的最好结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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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18章 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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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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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现在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我们这些一开始就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人却不能感到安慰。恰恰相反：我们现在应该问自己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肯定会让人不舒服。第一个问题关于“先发制人”的军事干预的正当性。如果伊拉克战争是错的（“一场在错误的时间发动的错误的战争”［1］），那么，为什么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塞尔维亚发动的战争是正确的呢？毕竟，这场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也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也是一场在未经授权和没有正当理由（给出的理由是为了“预防”的目的）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攻击，它造成了许多平民伤亡，许多人因而非常憎恨发动这场攻击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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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以及当美国及其盟国进入科索沃时我们欢呼雀跃的原因是：米洛舍维奇当时已发动针对科索沃省的多数民族阿尔巴尼亚人的军事行动，该军事行动具备了种族灭绝的所有特征。因此，美国不但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且它进行了实时的干预——它的行动实际上可能阻止了重大罪行的发生。当时，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的可耻记忆都还很新，如果对米洛舍维奇的军事行动无所作为，其可能的后果是很明显的，而且不作为的后果将比军事干预带来的风险严重许多。今天的布什政府以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证明自己匆忙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它的“给伊拉克以自由”这个说法几乎是战争发生后才想出来的，但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当地的阿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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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况也不是那么简单。萨达姆·侯赛因（跟米洛舍维奇一样）对他治下的许多民众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威胁：不只当他屠杀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时他是（我们当时在袖手旁观），一直到最后他都是一个威胁。我们这些在原则上赞成人道主义干预的人（不是因为进行干预可以让我们为自己的良好愿望而感到高兴，而是因为它可以行善事或避免恶事发生）看到萨达姆被推翻不会觉得遗憾；而既然我们反对入侵伊拉克，应该会因为萨达姆被推翻而感到遗憾才是，按道理说这才是符合逻辑的反应。我们这些反对使用蛮力单方面行动的人应该还记得，如果是10年前，我们会很高兴地看到有人（任何人）对卢旺达单方面进行干预来拯救卢旺达的图西族人。在我看来，我们这些人以下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哪怕出于最好意图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可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会渴望看到有人进行干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观点又变得不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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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里夫（David Rieff）不能给这些难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的最新著作《以武力威胁：民主梦想与武力干涉》（At the Point of a Gun: Democratic Dreams and Armed Intervention）的主调是一种醒悟之后的绝望。但是，这本收入他最近的文章和报告的集子也有一个有益的作用，那就是它提醒了我们这些难题是多么令人苦恼。多年来，里夫一直倡导进行全面的人道主义干预，而不是仅仅在世界出现问题时才临时去解决，因为他和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其他人一样相信在需要的地方推动民主变革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他在书中收入了一些早期的文章，他在其中动情地主张西方应在非洲、巴尔干以及其他地方进行干预。现在，里夫在这些文章后面附上了他之后的观点，他对此已经不是那么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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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意的事情会发生，这不仅仅在伊拉克会如此。国际法（如同联合国）孕育于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战争在国家之间爆发，和平也由各国以恰当的方式来促成，“二战”之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保证边界和主权的不可侵犯。今天的战争通常发生在国家内部。调停与维和（干预、协助、胁迫）之间的区别还不清楚，发生冲突各方的权利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外国机构可以诉诸武力也都不清楚。在这个混乱的新世界中，事实证明，好心的西方外交官和观察员有时无法将交战的各国（按照传统的外交准则进行操作）与当地的强人罪犯（如苏丹领导人）区分开来。与后者协商往往变成与这些罪犯的合作，甚至成为他们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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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联合国（用里夫的话说，“它跟一个没牙的泼妇一样没有用”），它不仅无力防止犯罪行为，而且因为它迷恋于保持“公正”的形象，再加上它又要保护自己人，有时会成为大屠杀的教唆者和协助者。1995年7月在斯雷布雷尼察，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ć）和他的波黑塞族非正规军屠杀了7000名聚集在受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域内的穆斯林男子和男童，而400名荷兰籍的联合国士兵却礼貌地站在一边。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正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各种国际机构无论其有多么好的意图，都很难避免自己的行为不受质疑，特别是在安理会中的大国拒绝批准充足的武力支持的时候。当私人慈善机构和联合国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帮助无论在巴尔干南部地区或刚果东部或中东地区被迫流离失所的平民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交通服务，安置他们，给他们提供住宿与食物），他们是在提供人们急需的援助还是在帮某些人进行种族清洗？通常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两种情况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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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更进一步指出，大多数人道主义机构，无论它们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本身都是为解决突发事件而设立的。在一场危机中，它们的首要任务是提供紧急援助以及保护自己人；它们没有时间或意愿去追求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或者在政治上进行考量。因此，它们很容易被利用：被受害者利用（里夫本来很欣赏科索沃解放军，可是现在他对这支武装力量感到尤其愤恨，因为他看到这支武装力量经常习惯性使用暴力，并且强行驱逐科索沃地区其余的塞尔维亚人。科索沃解放军其实不比他们的敌对者塞尔维亚人好到哪里去）；但最主要是受大国利用，因为从现实来看，这些人道主义机构所做的事情都是这些大国交给它们的，它们需要和这些大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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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者为法律上模棱两可的武装干涉以及这些武装干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缺陷提供掩护，他们的名声和信誉也因此受损，而且还常常不能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在里夫看来，特别是联合国有成为“美国事实上的殖民地办公室”的危险；美国打到哪里，联合国就跟在后面收拾乱局，“照例被当成一张面巾纸用”（引言里的话是一位在伊拉克的联合国官员醒悟以后的描述，里夫对这样的说法表示赞同）。这似乎有点太过苛刻了。毕竟，痛苦的经验告诉这些处于危险地方的人道主义机构，只有站到占领方或腐败的地方头目或者警察一边（无论会对它们的信誉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它们才能留下来多多少少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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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里夫幻灭的口吻带有一种怀疑主义，“如马克斯·布特（Max Boot）或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这样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帝国梦想比人道主义左派的优柔寡断更有意义”。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些操之过急的地方，在他原来的文章里以及后来再版的版本里都能看到：里夫告诉我们，在科索沃，“西方在人权这个‘绝对命令’上口惠而实不至，它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此外，对于很多读者来说，里夫所说的出于好心插手他人事务会带来负面影响并不是什么新闻。但里夫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会接受这种很大的勇气所带来的不愉快的副作用。他几年前曾这样写道：“在这新旧千年交替之际，我们归根到底似乎就是在帝国主义或野蛮之间做选择。”然而，伊拉克战争发生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他沮丧地承认：“我之前没有意识到，帝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或者说至少总能变成野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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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并不反对今天的人道主义干预，但他现在认为我们应该务实地根据具体每件事情本身的情况去对待它，不能有幻想，尤其不能对我们能带来多少真正的变化以及需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抱有幻想。［3］他仍然相信“我们”应该早些在波斯尼亚进行干预，他相信“我们”需要对允许卢旺达种族灭绝这样的事情发生负集体责任。那么，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决定何时袖手旁观，何时采取行动？这个具有避免此类灾难的责任和能力的“我们”又是谁？是指“国际社会”——实际上也就是指联合国及其各救援机构和维和部队？里夫对联合国的感觉就像一个失望的情人，他对联合国的轻蔑是毋庸置疑的，他说：“只有在非洲的语境下，联合国这样一个废弃的机构才会被看成一个权力中心，但那些很了解它的人都知道联合国是一个多么软弱的组织。”然而除了联合国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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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软弱”？很多人都会同意里夫对联合国的轻蔑态度。一个著名的人权律师此前与联合国在非洲有过合作，他指责联合国及其现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在那里“屈服于邪恶”。［4］新保守派早就认为联合国无关轻重：“联合国什么也保证不了。除了在形式意义上，你几乎可以说它并不存在。”［5］布什政府故意提名一位对联合国充满鄙夷的人做下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最近任命了一个“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该小组针对世界面临的威胁、挑战和变革撰写了一个题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A More Secure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的报告，其中该小组承认联合国对冲突发生后的行动管理不善，协调能力差，开销不节俭，联合国内部各机构之间的竞争会造成浪费。该小组很明确地将联合国声名狼藉的人权委员会称作“缺乏合法性”（用词很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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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联合国最根本的问题既不是效率低下，也不是贪污，也不是“合法性”的不足。它的根本问题是软弱。没有安全理事会的一致通过，联合国无权发起国际干预，而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至少美国总是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否决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联合国受“冷战”僵局所束缚，它能做的仅限于发布一些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决议”。然而，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及其机构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它作为世界的调停者、和平的建设与维护者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国际合法性，以至于在全球数亿人眼中，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当性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获得第二次安理会决议的支持，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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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该小组所指出的：“对使用武力的集体授权在今天可能并不是常规做法，但它也不再是例外的做法。”但是这就要提到联合国的第二个弱点了。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对本国民众权利的侵犯成为对其进行武力干涉的主要动机，可是联合国宪章又强调主权国家不可侵犯，这就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在国家特权面前补偿个人的权利并不是一个新的挑战［1953年至1961年之间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便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7］］，但联合国无论在法律或后勤上都没有资源可以去应对这个挑战。最重要的是联合国没有军队或者自己的武装警察。它也因此倾向于回避要求其使用武力的冲突事件，该小组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事关我们集体安全的机构却不愿认真地做出努力以防止致命的暴力冲突的发生，这便是导致其低效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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