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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小组也十分清楚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它的最大的成功就是说服民主人士和暴君需要通过获得或援引联合国的批准作为自己行动的遮羞布，这样起码看起来是合法的。今天联合国向全世界许多地方（从波斯尼亚到阿布哈兹再到东帝汶）派遣维和部队可能偶尔会造成反常和荒诞的结果——对此里夫等人很阴郁地做了记录；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或者他们的数量不足或没有得到充分授权，那么结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强大的非自由国家不会容忍任何对其国内事务的干扰（如车臣问题），糟糕的事情会在这些联合国的政令无法施行的地方发生。总而言之，联合国也不是那么应该受到谴责。该小组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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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联合国在应对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上比人们认为的要有效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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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6名联合国小组成员不是一帮不切实际的人道主义左派人士。这些人中包括4位前首相，澳大利亚前外长、备受尊敬的国际危机组织主席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一位英国的联合国特使（已退休）和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对于一个联合国的委员会来说，他们的结论非常冷静务实，令人耳目一新，因而也格外有分量。他们得出结论是：今天的人们“向往建立一个受法治约束的国际体系”，而这样一种国际体系只有在“可受其部署的军事资源”的支持下才能运行起来，而只有联合国的会员国才可以给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这样的资源。如果它们一直不能做到这点，那么很快情况将变得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样明显，“联合国身上虽然没有了‘冷战’的锁链，但却又会被会员国的自满和大国的冷漠所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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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如果各个成员国选择单方面地部署它们的资源，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国际体系就无法存在下去。在现实世界中，只有一个成员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连续这样做，该小组成员们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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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充满了潜在的威胁，［8］人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些威胁的存在，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单方面发动的先发制人行动（与集体认可的行动截然不同）会给全球秩序和不干涉原则（该原则是全球秩序的基础）造成很大风险，因而我们无法接受这种单方面行动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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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问到有关未来的干涉问题，在问题中我提到了“我们”，这个“我们”只能是由一个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科菲·安南的这个高级别小组没有误解有关国际生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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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取得一个新的安全共识，必须理解一点，即站在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新旧威胁最前线的行动者依然是一个个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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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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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了我的出发点。世界上有很多单独的主权国家，但只有美国既有意愿也有条件支持国际的武装干预并帮助其实现目标。这在一段时间里当然是很明显的。美国的参与不但不会让国际社会感到焦虑，而且很多国家会因此得到安慰。美国不仅与它在1945年帮助设立的各机构和联盟有相同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目标，而且此前美国的统治阶层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能够带来的好处，他们和哈里·杜鲁门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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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的力量有多么伟大，我们都必须认识到我们不能给自己行事随心所欲的自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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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当然不是慈善家。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追求历届政府所理解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的10年里，美国和“国际社会”看起来还是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的，无论这有多么偶然；的确，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激起了各种各样的改善世界的自由主义梦想，因此才会有90年代的热情和希望，也因此会有今天愤怒的幻灭。乔治·W. 布什的美国与国际社会有着断然不同的利益和目标。国际社会中有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美国自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很可怕。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会同意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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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维奇毕业于西点军校，他是一名越战老兵，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他在波士顿大学担任国际关系学教授。正因为他的身份他才获得了在这些通常不会受到批评的圈子里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些圈子里的人读到他的新作《美国新军国主义：美国人怎样被战争所诱惑》（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以后应当做慎重的反思。他的论点很复杂，他在书中非常细致地描述了越战以来美国军方所发生的变化，也讨论了美国战略政治思想的军事化以及军方在美国文化中发挥的作用，他的论述便是以上述内容为基础展开的。可是他的结论很明确，他写道：美国不仅正在成为一个军事化国家，美国社会也在军事化；在这样一个军事化的国家中，武力是衡量国家是否伟大的标尺，而战争或对战争的策划则是这个国家具有典范性的（也是唯一的）公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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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国防部目前在境外和国内分别设立725个和969个美军正式基地（更不用说还有许多秘密基地）？为什么美国在“国防”上的开销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多？毕竟，美国没有需要通过“星球大战”导弹防御或“掩体毁灭者”钻地核弹才能吓倒或打败的现敌或者可能的敌人。然而这个国家却如此迷恋战争：战争的传闻，“先发制人”的战争，“预防性”战争，“外科手术式”战争，“永久”战争。[1]正如布什总统在2004年4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所做的解释：“这个国家必须主动出击，并且保持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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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和其他穿制服的现役军人在政治性的合影和热门电影中无处不在，民主国家中只有在美国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民众急切地购买昂贵的军用车辆，然后只开着车去郊区购物，这景象也只有在美国才能看到。在人类事业的许多领域中，美国已经不再至高无上，战争和战士成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和美国生活方式最后且经久不衰的符号。巴塞维奇写道：“美国真正的比较优势似乎是在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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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崇拜这种具有治疗效果的攻击行为，对此巴塞维奇很好地从精神上解释了这种崇拜的根源。他在书中引用了包括独特的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在内的许多人的说法（诺曼·波德霍雷茨称美国有一个国际使命，绝不能“回家”）。他还总结了美国发动战争的现实根源：控制燃料的供应，而且美国对此的争夺将变得越来越激烈。美国每年消费世界石油生产总量的25%，但目前已证实它自己的石油储备只占全球总量的2%不到。巴塞维奇称其为第四次世界大战：在中东和中亚这样具有战略价值和丰富能源的地区争夺霸主地位。［10］它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正式结束很久以前（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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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需要美国参加或者美国自愿参加的战争可能会有无穷多，而今天的“全球反恐战争”只是其中的一场战争或一个插曲。因为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它将赢得所有这些战争。在巴塞维奇看来，因为这样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空中力量会再次给战争某种“审美上的体面”，所以美国人民会接受这样的战争。但战争本身的终结仍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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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曾经是军人的巴塞维奇倍感困扰的，是随之而来的美国外交关系的军事化以及为征服和占领目的所进行的战争中传统“战争价值”的败坏。很显然，他不能容忍美国政府在海外进行的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冒险：其他国家从美国的冒险中能获得多少利益无法确定，而美国却需要付出远高于此利益的道德成本。［11］最让巴塞维奇关注的是美国国内的情况。在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中，可以被接受的意见的范围将不可避免地缩小。对“三军统帅”的反对很快被当作“大不敬”，批评成了背叛。巴塞维奇回忆起麦迪逊在1795年写的话，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不断的战争之中保持其自由”，［12］他对此表示认同。“全方位占据优势地位”这种说法一开始是美国国防部的陈词滥调，后来却成了政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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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觉得巴塞维奇将战争看作问题的核心没有错，但是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中，人们所崇拜的不仅仅是武力。美国人对总统的尊崇已经超过了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对自己的领袖尊敬的程度，这让美国人难以接受其他人对自己国家行为的看法。国际特赦组织的最新报告《关塔那摩及其他：美国持续追求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Guantánamo and Beyond: The Continuing Pursuit of Unchecked Executive Power，2005）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份报告里没有什么世界其他地区不知道或不相信的内容，但布什总统却否认该报告的真实性并且嘲笑了这份报告。美国将其选中的嫌疑人“提交”到第三国（所谓“提交”指的是先将他们绑架然后移交），由第三国对这些人进行审讯并施以酷刑，如此一来美国的法律和媒体便无法对此进行干预。接受此类任务的国家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当没法将嫌疑人移交国外时，我们便从国外邀请合格的审讯者到美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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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27名“嫌疑人”在美国位于伊拉克、阿富汗和关塔那摩的审讯中心和监狱中被杀。这个数字不包括未经法律程序在境外死于“定点暗杀”中的人：最早开始这样做的人是墨索里尼，他于1937年在诺曼底谋杀了罗塞利兄弟；以色列后来也积极采用这种暗杀方式，现在轮到了布什政府。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中还列出了据称美国拘禁中心（尤其是关塔那摩监狱）里使用的60种监禁和审讯手段，其中包括将嫌疑人浸入冷水中以模拟溺水，强行剔除面部和身体的毛发，电击身体各部位，侮辱嫌疑人（如对着嫌疑人小便），带有性意味的嘲弄，嘲讽嫌疑人的宗教信仰，用手铐将嫌疑人挂在空中，消耗嫌疑人的体力直到其体力耗尽（如让嫌疑人搬石块）以及模拟对嫌疑人的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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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东欧或者七八十年代的拉丁美洲的学生会对所有这些手段以及据称在现场的所谓“医务人员”非常熟悉。但是，美国审讯人员也有“创新”：有一个做法是强行将嫌犯和他们的《古兰经》用以色列国旗裹上。这是向我们唯一的无条件的盟友表达的慷慨姿态，然而此举可能也确保了世界各地新一代的穆斯林会视美国和以色列为一体，并会一样地仇视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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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这些审讯手段以及在关塔那摩、阿富汗的坎大哈和巴格拉姆以及伊拉克的加伊姆（Al-Qaim）、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和其他地区经常使用的许多其他审讯手段均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而美国是这两个公约的签约国（2002年1月，甚至连英国秘密情报局都警告其在阿富汗的工作人员不要参与他们的美国盟友对犯人“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以免他们招致刑事责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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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审讯手段也违反了美国法律。这些“法律黑洞”的形成是因为下面这种说法：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缺乏最终主权的地方（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们欣然承认古巴对关塔那摩湾的所有权），而且是发生在外国人身上，所以美国的法律和法院在这些地方没有任何司法权。正是因为这个自私得令人震惊的说法，这些审讯手段才会继续进行。只要全球反恐战争没有终止（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目前美国以外的70000名被关押者便会一直被监禁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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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本来已经很令人感到不快了，可最令人沮丧的也许就是布什政府对批评表现出的毫不掩饰的轻蔑。这部分是因为批评本身已经变得非常少见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特别是令人钦佩的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发表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文章］，美国新闻界明显没有认识到本届政府所带来的威胁，更不用说去对抗这种威胁。美国的报纸和电视被迫噤声，行政权力因而可以无视法律、侵害人权而不受监督或质疑。面对这样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政府，调查记者们不但不去反抗，反而积极地做政府的同谋在伊战前散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学者和评论家鼓吹战争，嘲笑外国的批评者或表示不同意见的盟国——他们现在仍然在嘲笑。现在美国国内媒体的工作是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外国人权组织在做，而这些媒体则变得软弱和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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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看，政府及其公务员对公众（包括立法机关）如此不屑一顾也就不奇怪了。在阿尔贝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被任命为美国司法部长之前，他曾在2005年1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煞费苦心地向与会的参议员解释，由于国际《反酷刑公约》的法律效力低于美国法律，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只适用于各州，不适用于联邦政府，而宪法第5修正案不适用于在国外的外国人，因而美国对有关“海外外国人受到残酷的、非人的或有辱人格的对待”一事不负有法定义务。所以他们是“无法无天的下等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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