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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里夫（David Rieff）不能给这些难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的最新著作《以武力威胁：民主梦想与武力干涉》（At the Point of a Gun: Democratic Dreams and Armed Intervention）的主调是一种醒悟之后的绝望。但是，这本收入他最近的文章和报告的集子也有一个有益的作用，那就是它提醒了我们这些难题是多么令人苦恼。多年来，里夫一直倡导进行全面的人道主义干预，而不是仅仅在世界出现问题时才临时去解决，因为他和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其他人一样相信在需要的地方推动民主变革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他在书中收入了一些早期的文章，他在其中动情地主张西方应在非洲、巴尔干以及其他地方进行干预。现在，里夫在这些文章后面附上了他之后的观点，他对此已经不是那么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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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意的事情会发生，这不仅仅在伊拉克会如此。国际法（如同联合国）孕育于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战争在国家之间爆发，和平也由各国以恰当的方式来促成，“二战”之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保证边界和主权的不可侵犯。今天的战争通常发生在国家内部。调停与维和（干预、协助、胁迫）之间的区别还不清楚，发生冲突各方的权利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外国机构可以诉诸武力也都不清楚。在这个混乱的新世界中，事实证明，好心的西方外交官和观察员有时无法将交战的各国（按照传统的外交准则进行操作）与当地的强人罪犯（如苏丹领导人）区分开来。与后者协商往往变成与这些罪犯的合作，甚至成为他们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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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联合国（用里夫的话说，“它跟一个没牙的泼妇一样没有用”），它不仅无力防止犯罪行为，而且因为它迷恋于保持“公正”的形象，再加上它又要保护自己人，有时会成为大屠杀的教唆者和协助者。1995年7月在斯雷布雷尼察，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ć）和他的波黑塞族非正规军屠杀了7000名聚集在受联合国保护的“安全”区域内的穆斯林男子和男童，而400名荷兰籍的联合国士兵却礼貌地站在一边。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正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各种国际机构无论其有多么好的意图，都很难避免自己的行为不受质疑，特别是在安理会中的大国拒绝批准充足的武力支持的时候。当私人慈善机构和联合国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帮助无论在巴尔干南部地区或刚果东部或中东地区被迫流离失所的平民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交通服务，安置他们，给他们提供住宿与食物），他们是在提供人们急需的援助还是在帮某些人进行种族清洗？通常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两种情况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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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更进一步指出，大多数人道主义机构，无论它们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本身都是为解决突发事件而设立的。在一场危机中，它们的首要任务是提供紧急援助以及保护自己人；它们没有时间或意愿去追求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或者在政治上进行考量。因此，它们很容易被利用：被受害者利用（里夫本来很欣赏科索沃解放军，可是现在他对这支武装力量感到尤其愤恨，因为他看到这支武装力量经常习惯性使用暴力，并且强行驱逐科索沃地区其余的塞尔维亚人。科索沃解放军其实不比他们的敌对者塞尔维亚人好到哪里去）；但最主要是受大国利用，因为从现实来看，这些人道主义机构所做的事情都是这些大国交给它们的，它们需要和这些大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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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者为法律上模棱两可的武装干涉以及这些武装干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缺陷提供掩护，他们的名声和信誉也因此受损，而且还常常不能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在里夫看来，特别是联合国有成为“美国事实上的殖民地办公室”的危险；美国打到哪里，联合国就跟在后面收拾乱局，“照例被当成一张面巾纸用”（引言里的话是一位在伊拉克的联合国官员醒悟以后的描述，里夫对这样的说法表示赞同）。这似乎有点太过苛刻了。毕竟，痛苦的经验告诉这些处于危险地方的人道主义机构，只有站到占领方或腐败的地方头目或者警察一边（无论会对它们的信誉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它们才能留下来多多少少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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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里夫幻灭的口吻带有一种怀疑主义，“如马克斯·布特（Max Boot）或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这样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帝国梦想比人道主义左派的优柔寡断更有意义”。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些操之过急的地方，在他原来的文章里以及后来再版的版本里都能看到：里夫告诉我们，在科索沃，“西方在人权这个‘绝对命令’上口惠而实不至，它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此外，对于很多读者来说，里夫所说的出于好心插手他人事务会带来负面影响并不是什么新闻。但里夫曾经在一段时间里会接受这种很大的勇气所带来的不愉快的副作用。他几年前曾这样写道：“在这新旧千年交替之际，我们归根到底似乎就是在帝国主义或野蛮之间做选择。”然而，伊拉克战争发生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他沮丧地承认：“我之前没有意识到，帝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或者说至少总能变成野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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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并不反对今天的人道主义干预，但他现在认为我们应该务实地根据具体每件事情本身的情况去对待它，不能有幻想，尤其不能对我们能带来多少真正的变化以及需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抱有幻想。［3］他仍然相信“我们”应该早些在波斯尼亚进行干预，他相信“我们”需要对允许卢旺达种族灭绝这样的事情发生负集体责任。那么，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决定何时袖手旁观，何时采取行动？这个具有避免此类灾难的责任和能力的“我们”又是谁？是指“国际社会”——实际上也就是指联合国及其各救援机构和维和部队？里夫对联合国的感觉就像一个失望的情人，他对联合国的轻蔑是毋庸置疑的，他说：“只有在非洲的语境下，联合国这样一个废弃的机构才会被看成一个权力中心，但那些很了解它的人都知道联合国是一个多么软弱的组织。”然而除了联合国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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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软弱”？很多人都会同意里夫对联合国的轻蔑态度。一个著名的人权律师此前与联合国在非洲有过合作，他指责联合国及其现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在那里“屈服于邪恶”。［4］新保守派早就认为联合国无关轻重：“联合国什么也保证不了。除了在形式意义上，你几乎可以说它并不存在。”［5］布什政府故意提名一位对联合国充满鄙夷的人做下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秘书长最近任命了一个“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该小组针对世界面临的威胁、挑战和变革撰写了一个题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A More Secure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的报告，其中该小组承认联合国对冲突发生后的行动管理不善，协调能力差，开销不节俭，联合国内部各机构之间的竞争会造成浪费。该小组很明确地将联合国声名狼藉的人权委员会称作“缺乏合法性”（用词很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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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联合国最根本的问题既不是效率低下，也不是贪污，也不是“合法性”的不足。它的根本问题是软弱。没有安全理事会的一致通过，联合国无权发起国际干预，而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至少美国总是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否决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联合国受“冷战”僵局所束缚，它能做的仅限于发布一些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决议”。然而，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及其机构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它作为世界的调停者、和平的建设与维护者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国际合法性，以至于在全球数亿人眼中，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当性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获得第二次安理会决议的支持，这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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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该小组所指出的：“对使用武力的集体授权在今天可能并不是常规做法，但它也不再是例外的做法。”但是这就要提到联合国的第二个弱点了。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对本国民众权利的侵犯成为对其进行武力干涉的主要动机，可是联合国宪章又强调主权国家不可侵犯，这就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在国家特权面前补偿个人的权利并不是一个新的挑战［1953年至1961年之间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便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7］］，但联合国无论在法律或后勤上都没有资源可以去应对这个挑战。最重要的是联合国没有军队或者自己的武装警察。它也因此倾向于回避要求其使用武力的冲突事件，该小组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事关我们集体安全的机构却不愿认真地做出努力以防止致命的暴力冲突的发生，这便是导致其低效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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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小组也十分清楚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它的最大的成功就是说服民主人士和暴君需要通过获得或援引联合国的批准作为自己行动的遮羞布，这样起码看起来是合法的。今天联合国向全世界许多地方（从波斯尼亚到阿布哈兹再到东帝汶）派遣维和部队可能偶尔会造成反常和荒诞的结果——对此里夫等人很阴郁地做了记录；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或者他们的数量不足或没有得到充分授权，那么结果几乎都是灾难性的。强大的非自由国家不会容忍任何对其国内事务的干扰（如车臣问题），糟糕的事情会在这些联合国的政令无法施行的地方发生。总而言之，联合国也不是那么应该受到谴责。该小组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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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联合国在应对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上比人们认为的要有效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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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6名联合国小组成员不是一帮不切实际的人道主义左派人士。这些人中包括4位前首相，澳大利亚前外长、备受尊敬的国际危机组织主席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一位英国的联合国特使（已退休）和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对于一个联合国的委员会来说，他们的结论非常冷静务实，令人耳目一新，因而也格外有分量。他们得出结论是：今天的人们“向往建立一个受法治约束的国际体系”，而这样一种国际体系只有在“可受其部署的军事资源”的支持下才能运行起来，而只有联合国的会员国才可以给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这样的资源。如果它们一直不能做到这点，那么很快情况将变得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样明显，“联合国身上虽然没有了‘冷战’的锁链，但却又会被会员国的自满和大国的冷漠所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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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如果各个成员国选择单方面地部署它们的资源，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国际体系就无法存在下去。在现实世界中，只有一个成员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连续这样做，该小组成员们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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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充满了潜在的威胁，［8］人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些威胁的存在，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单方面发动的先发制人行动（与集体认可的行动截然不同）会给全球秩序和不干涉原则（该原则是全球秩序的基础）造成很大风险，因而我们无法接受这种单方面行动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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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问到有关未来的干涉问题，在问题中我提到了“我们”，这个“我们”只能是由一个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科菲·安南的这个高级别小组没有误解有关国际生活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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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取得一个新的安全共识，必须理解一点，即站在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新旧威胁最前线的行动者依然是一个个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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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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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了我的出发点。世界上有很多单独的主权国家，但只有美国既有意愿也有条件支持国际的武装干预并帮助其实现目标。这在一段时间里当然是很明显的。美国的参与不但不会让国际社会感到焦虑，而且很多国家会因此得到安慰。美国不仅与它在1945年帮助设立的各机构和联盟有相同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目标，而且此前美国的统治阶层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能够带来的好处，他们和哈里·杜鲁门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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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的力量有多么伟大，我们都必须认识到我们不能给自己行事随心所欲的自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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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当然不是慈善家。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追求历届政府所理解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后的10年里，美国和“国际社会”看起来还是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的，无论这有多么偶然；的确，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激起了各种各样的改善世界的自由主义梦想，因此才会有90年代的热情和希望，也因此会有今天愤怒的幻灭。乔治·W. 布什的美国与国际社会有着断然不同的利益和目标。国际社会中有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美国自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很可怕。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会同意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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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维奇毕业于西点军校，他是一名越战老兵，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他在波士顿大学担任国际关系学教授。正因为他的身份他才获得了在这些通常不会受到批评的圈子里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些圈子里的人读到他的新作《美国新军国主义：美国人怎样被战争所诱惑》（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以后应当做慎重的反思。他的论点很复杂，他在书中非常细致地描述了越战以来美国军方所发生的变化，也讨论了美国战略政治思想的军事化以及军方在美国文化中发挥的作用，他的论述便是以上述内容为基础展开的。可是他的结论很明确，他写道：美国不仅正在成为一个军事化国家，美国社会也在军事化；在这样一个军事化的国家中，武力是衡量国家是否伟大的标尺，而战争或对战争的策划则是这个国家具有典范性的（也是唯一的）公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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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国防部目前在境外和国内分别设立725个和969个美军正式基地（更不用说还有许多秘密基地）？为什么美国在“国防”上的开销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加在一起还多？毕竟，美国没有需要通过“星球大战”导弹防御或“掩体毁灭者”钻地核弹才能吓倒或打败的现敌或者可能的敌人。然而这个国家却如此迷恋战争：战争的传闻，“先发制人”的战争，“预防性”战争，“外科手术式”战争，“永久”战争。[1]正如布什总统在2004年4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所做的解释：“这个国家必须主动出击，并且保持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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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和其他穿制服的现役军人在政治性的合影和热门电影中无处不在，民主国家中只有在美国才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民众急切地购买昂贵的军用车辆，然后只开着车去郊区购物，这景象也只有在美国才能看到。在人类事业的许多领域中，美国已经不再至高无上，战争和战士成为美国的主导地位和美国生活方式最后且经久不衰的符号。巴塞维奇写道：“美国真正的比较优势似乎是在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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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崇拜这种具有治疗效果的攻击行为，对此巴塞维奇很好地从精神上解释了这种崇拜的根源。他在书中引用了包括独特的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在内的许多人的说法（诺曼·波德霍雷茨称美国有一个国际使命，绝不能“回家”）。他还总结了美国发动战争的现实根源：控制燃料的供应，而且美国对此的争夺将变得越来越激烈。美国每年消费世界石油生产总量的25%，但目前已证实它自己的石油储备只占全球总量的2%不到。巴塞维奇称其为第四次世界大战：在中东和中亚这样具有战略价值和丰富能源的地区争夺霸主地位。［10］它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正式结束很久以前（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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