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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需要美国参加或者美国自愿参加的战争可能会有无穷多，而今天的“全球反恐战争”只是其中的一场战争或一个插曲。因为美国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它将赢得所有这些战争。在巴塞维奇看来，因为这样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空中力量会再次给战争某种“审美上的体面”，所以美国人民会接受这样的战争。但战争本身的终结仍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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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曾经是军人的巴塞维奇倍感困扰的，是随之而来的美国外交关系的军事化以及为征服和占领目的所进行的战争中传统“战争价值”的败坏。很显然，他不能容忍美国政府在海外进行的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冒险：其他国家从美国的冒险中能获得多少利益无法确定，而美国却需要付出远高于此利益的道德成本。［11］最让巴塞维奇关注的是美国国内的情况。在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中，可以被接受的意见的范围将不可避免地缩小。对“三军统帅”的反对很快被当作“大不敬”，批评成了背叛。巴塞维奇回忆起麦迪逊在1795年写的话，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不断的战争之中保持其自由”，［12］他对此表示认同。“全方位占据优势地位”这种说法一开始是美国国防部的陈词滥调，后来却成了政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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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觉得巴塞维奇将战争看作问题的核心没有错，但是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中，人们所崇拜的不仅仅是武力。美国人对总统的尊崇已经超过了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对自己的领袖尊敬的程度，这让美国人难以接受其他人对自己国家行为的看法。国际特赦组织的最新报告《关塔那摩及其他：美国持续追求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Guantánamo and Beyond: The Continuing Pursuit of Unchecked Executive Power，2005）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份报告里没有什么世界其他地区不知道或不相信的内容，但布什总统却否认该报告的真实性并且嘲笑了这份报告。美国将其选中的嫌疑人“提交”到第三国（所谓“提交”指的是先将他们绑架然后移交），由第三国对这些人进行审讯并施以酷刑，如此一来美国的法律和媒体便无法对此进行干预。接受此类任务的国家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当没法将嫌疑人移交国外时，我们便从国外邀请合格的审讯者到美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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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27名“嫌疑人”在美国位于伊拉克、阿富汗和关塔那摩的审讯中心和监狱中被杀。这个数字不包括未经法律程序在境外死于“定点暗杀”中的人：最早开始这样做的人是墨索里尼，他于1937年在诺曼底谋杀了罗塞利兄弟；以色列后来也积极采用这种暗杀方式，现在轮到了布什政府。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中还列出了据称美国拘禁中心（尤其是关塔那摩监狱）里使用的60种监禁和审讯手段，其中包括将嫌疑人浸入冷水中以模拟溺水，强行剔除面部和身体的毛发，电击身体各部位，侮辱嫌疑人（如对着嫌疑人小便），带有性意味的嘲弄，嘲讽嫌疑人的宗教信仰，用手铐将嫌疑人挂在空中，消耗嫌疑人的体力直到其体力耗尽（如让嫌疑人搬石块）以及模拟对嫌疑人的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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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东欧或者七八十年代的拉丁美洲的学生会对所有这些手段以及据称在现场的所谓“医务人员”非常熟悉。但是，美国审讯人员也有“创新”：有一个做法是强行将嫌犯和他们的《古兰经》用以色列国旗裹上。这是向我们唯一的无条件的盟友表达的慷慨姿态，然而此举可能也确保了世界各地新一代的穆斯林会视美国和以色列为一体，并会一样地仇视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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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有这些审讯手段以及在关塔那摩、阿富汗的坎大哈和巴格拉姆以及伊拉克的加伊姆（Al-Qaim）、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和其他地区经常使用的许多其他审讯手段均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而美国是这两个公约的签约国（2002年1月，甚至连英国秘密情报局都警告其在阿富汗的工作人员不要参与他们的美国盟友对犯人“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以免他们招致刑事责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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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审讯手段也违反了美国法律。这些“法律黑洞”的形成是因为下面这种说法：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缺乏最终主权的地方（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们欣然承认古巴对关塔那摩湾的所有权），而且是发生在外国人身上，所以美国的法律和法院在这些地方没有任何司法权。正是因为这个自私得令人震惊的说法，这些审讯手段才会继续进行。只要全球反恐战争没有终止（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目前美国以外的70000名被关押者便会一直被监禁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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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本来已经很令人感到不快了，可最令人沮丧的也许就是布什政府对批评表现出的毫不掩饰的轻蔑。这部分是因为批评本身已经变得非常少见了。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特别是令人钦佩的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发表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文章］，美国新闻界明显没有认识到本届政府所带来的威胁，更不用说去对抗这种威胁。美国的报纸和电视被迫噤声，行政权力因而可以无视法律、侵害人权而不受监督或质疑。面对这样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政府，调查记者们不但不去反抗，反而积极地做政府的同谋在伊战前散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学者和评论家鼓吹战争，嘲笑外国的批评者或表示不同意见的盟国——他们现在仍然在嘲笑。现在美国国内媒体的工作是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外国人权组织在做，而这些媒体则变得软弱和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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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看，政府及其公务员对公众（包括立法机关）如此不屑一顾也就不奇怪了。在阿尔贝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被任命为美国司法部长之前，他曾在2005年1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煞费苦心地向与会的参议员解释，由于国际《反酷刑公约》的法律效力低于美国法律，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只适用于各州，不适用于联邦政府，而宪法第5修正案不适用于在国外的外国人，因而美国对有关“海外外国人受到残酷的、非人的或有辱人格的对待”一事不负有法定义务。所以他们是“无法无天的下等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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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公开表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实力将继续遭到挑战，这些人利用国际公共空间、司法程序和恐怖主义这样一种弱者的策略来挑战我们。”这份报告至少能澄清我们视什么人为敌人，又把什么东西当作危害。然而，就在这个月的14日，美国国务卿赖斯便这样宣称道：“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有多么重视国际机构和法治。”真的好重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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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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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和学者们现在赶起“美利坚帝国”这个风潮来了，可是帝国只有在共和国先死去以后才会诞生，这点他们忘得也太快了。从长久来看，一个在国外表现得像个帝国（做出粗暴、轻蔑、非法的行径）而在国内又能够维护共和主义价值观的国家并不存在。认为光凭制度就可以在一个共和国中避免权力的滥用是错误的，而帝国则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滥用。塑造共和国或者破坏共和国的不是制度，而是人。在今天的美国，政治阶层中的人们都失败了。美国国会似乎无力阻止权力在行政部门的愈加集中，实际上，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国会都积极乃至踊跃地促进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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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系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14］“忠实反对派”都表现得过于忠实。的确，不要指望民主党能做什么。民主党害怕被人指责破坏对“秩序”和“安全”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它的领导人现在力图效仿共和党咄咄逼人的立场，甚至有超过共和党之势。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可能会是民主党2008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她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美国-以色列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她对与会者表现出了极为夸张的尊崇。［15］在美国最高权力的边缘，在布拉迪斯拉发或第比利斯这样的地方，美国的共和梦想仍然还存活着，就像从一个遥远的垂死恒星射出来的正逐渐黯淡下去的光。但是，即使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疑虑也变得越来越强。国际特赦组织列举了几位被拘留者的情况，他们都表示“简直不能相信美国人会这样做”。我有一个朋友是生活在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他对我说了跟上面完全一样的话。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美国最好的朋友以及无条件的崇拜者。一位非常资深也相当保守的西班牙外交官最近在马德里说了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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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着一个美国梦在佛朗哥政权的统治下长大。这个梦想鼓励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的、更好的西班牙，后来这个梦想鼓励我们去建立一个不同的、更好的西班牙。所有的梦想都必然会褪色，但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必然会成为噩梦。我们西班牙人对政治上的噩梦有一些了解。美国现在怎么了？你们该如何解释关塔那摩监狱发生的事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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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认为他们的共和国坚不可摧，这种信仰令人感动。大多数人甚至都不会去考虑美国落入金玉其外的寡头集团手中的可能性；用安德鲁·巴塞维奇的话说，他们的政治“制度根本腐败，运行的方式不符合真正的民主精神”。然而20世纪的历史教会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不要太自信满满。今天当外国人隔着重洋来看美国时，他们所看到的景象并不让他们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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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史上曾有过先例：国家领导人利用民族屈辱和恐惧限制公众自由；政府用永久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对其政敌施以酷刑；统治阶级在“国家价值观”的幌子下追求一些目标，而这又导致社会的撕裂；文化上则强调自己的独特命运和优越地位，另外崇尚武力；在政治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操纵程序性规则，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威胁要修改法律；受到恐吓的记者被迫承认错误并公开忏悔。欧洲人（特别是欧洲人）在不远的过去经历过这样的制度，他们给这种制度起了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不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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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笼上了一层阴影，它意味着，在多方取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国际干预的短暂时代已经结束了。这和人道主义事业的矛盾或悖论没有关系，它是美国名声败坏的后果。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已经不再视美国为正义的力量，尽管美国人可能很难理解其原因。美国做错了事情，交错了朋友。当然，“冷战”期间，美国也支持过许多声名狼藉的政权，但当时它这样选择还是有一定逻辑的：它是为了在一场反共的“冷战”中支持反共的独裁者，是出于国家利益所做的选择。而今天，这场战争表面上是为反对残酷、恐怖的专制，而我们却与世界上最残酷的、使用恐怖手段统治的暴君合作。我们在时速50英里的装甲卡车里兜售某种类似民主的东西，还把这称为自由。这一步走得太远了，世界正在对美国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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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里夫会第一个承认这不是个好消息。因为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有一个根本的真理：美国对整个世界健康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如果美国被掏空，失去了民主的灵魂或实质，只剩下军事外壳，后果会很糟。只有美国能承担起世界人道主义事业的重任。我们已经看到，当危机发生时（当年在卢旺达，今天在达尔富尔），美国没能及时介入会发生什么。如果美国不再是人们信赖的正义的力量，世界当然不会停下来，其他人仍然会抗议，仍然会做有益的事情以期得到美国的支持；然而，这样的世界对于美国国内外的暴君和骗子们来说则将会变得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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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国不再可靠，它的声誉和地位都处于历史的最低点，而且也不会很快恢复。目前也没有哪个国家或组织可以马上替代美国，欧洲人不会接受这个挑战。从最近在法国和荷兰举行的公投的惨淡结果来看，在未来的数年里，欧盟也似乎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政治力量。“冷战”确实已经过去了，但“冷战”后的希望时刻也一去不复返了。为了避免国际的无政府状态，两代开明的美国政治家苦心经营，而眼下这种无政府状态可能很快会将我们再次吞没。布什总统认为世界上的“自由”越来越多，我希望我能和他一样乐观。我看到的是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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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为大卫·里夫的书《以武力威胁：民主梦想与武力干涉》、安德鲁·巴塞维奇的书《美国新军国主义：美国人怎样被战争所诱惑》、联合国秘书长的高级别小组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和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关塔那摩及其他：美国持续追求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所写的评论，此文最早发表在2005年7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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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作中提到了两个名词：“preventive” war, “prophylactic” war，其中文含义都是“预防性”战争的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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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号中的句子来自英国小说家、诗人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写的一首名为“赞美歌”（“Recessional”）的诗，原文为“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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