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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仅仅是法国。根据肖恩的描述，整个联合国都在拿着美国的资金去支持美国的敌人，伤害美国的利益。联合国的高级工作人员都是本能地反美。肖恩将联合国副秘书长、英国人马克·马洛赫·布朗（Mark Malloch Brown）的情况作为证据进行论证，这能够很好地说明肖恩的方法。1983年马洛赫·布朗作为社会民主党（SDP）的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没有成功。20年后的2003年，英国自由民主党（现已解散的社会民主党的后继者）投票反对布莱尔出兵伊拉克的决定。论证完毕。况且联合国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像马洛赫·布朗这样过去有类似污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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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仅因为民主选举终于在伊拉克举行而原谅联合国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俯瞰纽约市东河的矩形建筑（指联合国总部大楼）里的人应该给美国人民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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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恩的这本小书看似体面：出版社是企鹅图书的子公司，书的封面上还有鲁道夫· 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的推荐语。［5］肖恩自豪地在书里提到自己认识如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这样的人。查尔斯·希尔之前是美国国务院派驻到耶鲁大学的高级外交官员，现已退休，肖恩书里的一些刻薄的俏皮话就是来自他。但是，《联合国真相》一书其实就是把人身攻击和沙文主义仇恨装扮成新闻报道的样子。如果埃里克·肖恩真的想认真研究联合国的问题，他来纽黑文时应当去找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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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教授在他的最新著作《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The Parliament of Ma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中对联合国的历史、任务和困境做了全面且容易理解的介绍。在这本很有吸引力的严肃著作中，肯尼迪教授细致列举了联合国的种种困境，但是他没有因此忘记一个更大的事实，这个事实被他在结尾总结为这样几句话：“……联合国已经给我们这一代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我们当以我们的决心和慷慨进一步对其做出贡献，让它将继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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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肯尼迪这本书的第一印象便是联合国的高层人员非常之尽忠职守。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在他的《用心良苦：科菲·安南和美国时代的联合国》（The Best Intentions: Kofi Annan and the UN in the Era of American World Power）一书中对科菲·安南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最后几年讲述得很精彩，读他的书也会有这种印象。近年来在许多西方国家的高级公务员和外交人员的素质有所下降，私营部门的薪水和机会让许多年轻男女不再选择在政府部门任职。然而，联合国却依旧有一群极为杰出和敬业的公务员为它工作。联合国早年便是如此，当时领导联合国的是诸如达格·哈马舍尔德和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这样的政治家，另外它还吸引了像布赖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第一个进入伯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英国军官）和勒内·卡森（René Cassin，起草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法国法学家）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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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联合国依然如此。被任命为各届秘书长的国际官员才干不一［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二位都没有取得多么光辉的成绩［6］］。但是，对于以下诸位：拉赫达尔·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自2001年10月至2005年1月担任联合国驻阿富汗代表团团长），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自1997年以来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1997年至2002年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路易丝·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她是玛丽·罗宾逊的继任者，还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前首席检察官），已故的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Sergio Vieira de Mello）和让-马里·盖埃诺（Jean-Marie Guéhenno，自2000年10月起担任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负责人）以及自哈马舍尔德以来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秘书长科菲·安南，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能有这些人为自己工作都会感到极为自豪和幸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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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取得了什么成就呢？首先，它存活了下来。建立一个解决各种冲突和问题的国际机构是一个很古老的想法，它的源头来自康德在18世纪提出的“永久和平”梦想。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于1864年）、分别在1899年和1907年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因国际红十字会和两次海牙国际会议而形成的《日内瓦公约》再加上国际联盟本身都是这个想法早期和部分的实现，可是它们在这个民族国家互相交战的世界中缺乏合法性，尤其是缺乏强制执行权力。与它们相比，“冷战”几十年来大国之间形成的对峙之势以及去殖民化时代的到来令联合国很受益，它成为讨论国际问题的天然场所和论坛；另外，从一开始直到最近联合国都有幸得到美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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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许多没有其他任何人想承担的国际责任慢慢地堆在联合国身上，联合国因此受益（如果可以用受益这个词的话）。从1960年的刚果，到20世纪90年代的索马里、柬埔寨、卢旺达、波斯尼亚，再到今天的东帝汶、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刚果（再一次）。用肯尼迪的话说就是，它们都是“半夜扔在联合国门口的弃儿”。许多任务失败了，所有这些任务都花费巨大，但它们提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为什么需要某种形式的国际组织。这些任务还只是联合国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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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实际上联合国有许多部分组成，它的政治和军事分支（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维和行动）仅仅是其中最有名的。仅举几个联合国的其他分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的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成立于194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成立于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于1948），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成立于1949），联合国难民署（UNHCR，成立于1950），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成立于1963年），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CTY，成立于1993年）。这种跨国组织不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政府间计划，也不包括诸多为解决某些特定危机而建立的机构，这些机构包括联合国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斡旋团（UNGOMAP，该机构成功地监督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UNAMSIL，联合国于1999年在塞拉利昂执行的任务），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UNMIK，联合国于1999年在科索沃执行的任务）以及许多此前和此后建立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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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组织所做的事情多数是日常工作。联合国执行的一些比较“软”的任务——如解决健康和环境问题，帮助危机中的妇女和儿童，教育农民，培训教师，提供小额贷款，监督对权利的侵犯等，许多政府或非政府机构一些时候也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些工作；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联合国的督促下或在联合国发起倡议之后，这些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才会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在现在这个世界，各国政府的主动权逐渐转移到如欧盟或跨国公司这样的非国家组织手中，如果联合国或联合国的代表不去做，很多事情便做不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的《儿童权利公约》就是一个例子。［8］这些组织的确需要钱，但我们也应该记得，就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来说，它的预算比许多国际企业都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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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人都承认联合国的合法性时，它能发挥最大作用。当联合国对选举或休战进行监视或监督时，它往往是唯一的来自外部的对话者，它的良好愿望和正当权力能够得到处于斗争之中各方的承认。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比如1995年在斯雷布雷尼察发生的屠杀），灾难会随之而来，因为联合国部队既不能使用武力来保卫自己，也不能进行干预以保护他人。因此，联合国不偏不倚和真诚的信誉是它最重要的长期资产，如果失去这样的信誉，联合国就会变成一个或多个强国的又一个工具，所有人都会因此而憎恨它。2003年安理会拒绝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这样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授权，正因为此，联合国才没有彻底失去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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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在满足人们期望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联合国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花钱，而这些钱只能从成员国那里获得。我们不要忘记，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一直以来所执行的只能是成员国的意愿。联合国没有自己的军队或警察部队，此前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和加拿大（所谓“保持关切的北方国家”）连同其他几个国家（如波兰、意大利、巴西、荷兰和印度）曾经为联合国配备受过训练也有装备的部队。今天，因为非洲或亚洲较穷的国家急切地需要联合国的钱，因而联合国的维和队伍更可能是从这些国家来的军人组成；可是来自这些国家的军人都没有经验，也不守纪律，他们在参与维和的地方的名声不好。［9］另外，当每次遇到新的危机时，联合国还需要组建新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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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如果联合国要履行“保护”这个新出现的责任——这本不属于它最初的职权范围或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它就需要有自己的军队（包括布赖恩·厄克特在内的一些人便是如此建议的）。［10］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使安理会同意对某个军事任务授权，联合国秘书长也需要开始一轮无休止的谈判以设法要到资金、军人、警察、护士、武器、卡车和物资。如果没有这样的额外援助，联合国就会很无助：1993年，联合国光维和费用一项就超出了它全年预算的两倍以上。因此，由某一个国家（法国在科特迪瓦或乍得，英国在塞拉利昂）或某个非全球性联盟来发动干预（比如北约在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袭击）依然比联合国的解决方案更快、更有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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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执行委员会安理会本身就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大多数成员国轮流担任安理会的理事国，但自1945年以来，五个常任理事国没有变过。人们会对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前是苏联）的特殊地位表达不满，但也还没有真正去质疑过。但是现在许多国家对英国和法国继续保有特权表示愤怒。为什么德国不能成为常任理事国？或者在常任理事国中加一个资格，由欧洲国家轮流担任？难道常任理事国里不应该有至少一名新成员国吗？比方说巴西、印度或者尼日利亚，如此一来1945年至今世界的变化可以得到反映。法国反对伊拉克战争，而这也是世界普遍的立场，法国人因而为自己赢得了喘息机会，但这些不满不会就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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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很难对安理会的改革达成一致（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否决权，而增加更多拥有否决权的成员国会将事情变得更糟），因而某些问题会一直持续。只要俄罗斯选择保护像苏丹这种国家的“主权”（因为他们要和这些国家做生意），联合国将无法对达尔富尔进行干预，防止种族屠杀的发生。只要美国否决安理会做出批评以色列的决议，联合国便无法在中东有任何作为。即使安理会的表决达成一致（去年8月安理会呼吁以色列与黎巴嫩停火），只要其中某个强国（在此次事件中是美国）拒绝迫使其附庸国服从安理会的决议，便足以使整个国际社会的意愿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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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评论家会回应说：因为没有国际社会所以才会这样。詹姆斯·特劳布对联合国基本上抱有同情之心，在《用心良苦：科菲·安南和美国时代的联合国》一书中，他称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也就是联合国的议会）二者在组织上均处于“瘫痪状态”。世界各国的代表来到纽约发表宣言和表演，但他们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目的的“共同体”；不过即使他们形成了这个“共同体”，联合国也无法为他们的共同利益和目的去做什么。因此，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一片。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联合国需要的东西很多，它当然需要获得自己的情报搜集能力，这样它可以对危机进行更好的预测和分析，它需要更高效地制定和执行决策，它需要精简那些功能重叠的委员会和项目，它还需要合理化改革自己的法规、立法、会议和支出，另外它需要比以前更好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之处和腐败。安南本人也承认，联合国的管理“是一个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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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改革联合国则意味着改革成员国的行为。从美国到撒哈拉以南的最小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计划要做的事情，也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很少有国家会愿意为国际社会更高的目标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分配各种委员会的席位时，联合国一直以来都强调“地域分配”（而非国家实力）这种平等的原则，因为这个原则有它的优点：它可以让小的、边缘的国家不被强国或强国联盟强迫去做一些事情。但是，这样的原则也产生了不好的结果：苏丹曾经是人权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成员，拥有表决权；另外，臭名昭著的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言，呼吁限制新闻自由。科菲·安南本人最近警告说，现在这个新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其中的现成员包括阿塞拜疆、古巴和沙特阿拉伯）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在以色列对人权的侵犯行为而对“其他国家的严重侵犯行为”视而不见，那么它将迅速失去人们的信任。但目前这些障碍都依然存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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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最大的障碍是美国这个联合国最强大的成员国和主要操纵者。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不招人喜欢的个性在过去一年里受到许多人的关注。博尔顿严重阻碍了联合国在许多层面的顺利运作（美国总统布什不情愿地放弃了对博尔顿的临时任命进行延长的努力，所以博尔顿将不能再继续阻碍联合国的运作）。如詹姆斯·特劳布所描述的，博尔顿及其下属要求对联合国的管理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然而过去两年中，他们却接连破坏了其他人针对体制和程序改革做出的真诚努力，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为实现改革所需要做出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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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顿与津巴布韦、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组成了事实上的联盟，这些国家出于各自的理由都希望联合国继续处于无能的状态，不要干涉它们国内的事务。由于在最近举行的围绕人权理事会改革问题的谈判中美国拒绝让步，在设立一些以缔造和平为目的的委员会或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裁军机制上面它也拒绝让步，有些国家（尤其是伊朗和巴基斯坦）也毫无顾忌地拒绝了如核不扩散这样更严格的规则。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这种表现，它们将不得不做出让步。一些成员国（主要是欧洲国家）希望可以用不受限制的国家主权来换得更有效的国际法律机制或一套可行的集体行动规则，然而在联合国里这些国家一直是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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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顿不仅仅反对联合国进行有效的改革，他也不放过任何嘲笑联合国的机会，他曾多次称联合国“无能”以及“无足轻重”。［13］他的这种做法让美国在联合国中与一些奇怪的国家为伍。2006年12月，安理会提出一项动议，谴责以色列在拜特汉诺（Beit Hanoun）杀害19名巴勒斯坦平民，这项动议遭到了美国的否决。后来联合国大会（那里没有否决权）只通过了一个对死难者表示“遗憾”的文本，可是美国对此甚至也表示反对，同样表示反对的国家有以色列、帕劳和马绍尔群岛这样一些美国一直以来的盟友；另外那一次表示反对的还有澳大利亚。今年早些时候，有关对人权理事会进行改革的提案终于提交到了联合国大会上，188个国家投票同意执行该提案，有4个国家投票反对，这4个国家是：以色列、马绍尔群岛、美国和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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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顿的个人风格可能很与众不同，但他投的票都是他的那些在华盛顿的上司的意思。有一段时间里下面的看法传得很广：博尔顿对联合国的极端反感其实并不代表美国官方的意见，赖斯让博尔顿在联合国里做代表是不希望他在华盛顿兴风作浪。但是，即使情况真的如此，那也只能表明美国国务卿和她的同事们对联合国的尊重比之前人们想的还要少。很多人把美国政府对博尔顿的任命看作是故意对联合国表示轻视的行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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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博尔顿并非问题所在，他只是问题的“症状”。他“先发制人、好斗好战”，他称联合国为“模糊地带”，他习惯性地把各种条约叫作“政治义务”而非法律……这些似乎不过只是一个雇来的打手说的一些挑衅的话，但事实上，他的种种行为和言论可以反映出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总统一般都能理解美国只要花些不多的钱，做些不大的妥协便可以从联合国获得非常多的利处，比如政治上的支持、国际社会的默许以及合法身份的掩护。现在我们反对任何一点点让步，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冷战”时期在联合国把鞋子脱下来猛敲桌子的是赫鲁晓夫先生，对联合国的每一个倡议加以限制并且激烈地抵制对其“主权”做任何约束的是苏联政府。现在美国扮演起这个角色来了，从苏联的情况来看，这不是力量，而是软弱的象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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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的美国一方面期待联合国可以跟在自己后面收拾局面，并且总能在国际上创造奇迹，另一方面又坚决不让联合国有条件去做事，而且还下决心在每个重要关节破坏它的信誉。这样的美国是联合国难以逾越的障碍，联合国现在那些让美国评论家感到痛惜的不足也主要是美国的任性而为造成的。联合国不久以前那些肮脏的丑闻（尤其是“石油换食品”骗局）都是无关紧要的，它们所造成的伤害比近期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发生的许多公司丑闻造成的伤害要少得多（产生非法所得也要更少）；更不要说伴随着伊拉克战争及其后果而来的腐败和盗窃（具体金额尚未计算）。至于说到更大的丑闻——联合国处理波斯尼亚灾难表现出来的笨拙，在卢旺达表现出来的无能以及它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无所作为，几个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沉默（或更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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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联合国注定会重蹈饱受非议的国际联盟的覆辙吗？大概不会。但对于一直不愿接受过去100多年历史教训的美国来说，国际联盟的命运是一个提醒。毕竟，美国在20世纪发展得不错，美国人思维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他们会假设过去奏效的将来会继续奏效。与美国相反，我们的欧洲盟友（他们在20世纪经历的灾难给他们带来创伤）都倾向于认为对于生存来说，合作才是必要的，而非战斗，他们甚至愿意为此牺牲掉一些形式上的自主权。英国军队在1917的巴雪戴尔战役（Battle of Passchendaele）这一场战斗中的伤亡就超过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伤亡的总和。1940年法国军队在意大利短短6周的战斗中伤亡的人数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伤亡总数的两倍。波兰、德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之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去的士兵和平民人数比美国所有的对外战争中失去的士兵和平民总人数还要多（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总人数分别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人数的10倍以上）。这样不同的经历会让各个国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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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天只有美国外交官会说：“现在这个世界很混乱，得有人来把它清理干净。”（赖斯女士语）［17］他们甚至也是这么认为的。国际上的共识与此正相反，许多国家认为：正是因为“世界很混乱”（也因为之前有过与那些赋予自己“清理者”责任的国家相处的可怕经验），我们才应该越多地利用保护措施，少用那些试图“清理”世界的新举措，我们才会有更好的生存机会。这曾经也是如乔治·凯南、艾奇逊和查尔斯·波伦那一代美国外交精英的观点，比较起今天主宰外交政策的这些男男女女，他们那一代人对国内外的现实以及视角有更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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