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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是我们需要恢复的。无论如何，由于全球化的原因，我们有可能重新发现国家。在经济和人身上感到不安全的人们将退回到只有领土主权国家（territorial state）才可以提供的政治符号、法律资源和现实的屏障之中。这在许多国家已经发生了：保护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吸引力不断上升，而在整个西欧，“反移民”的政党对人们的吸引力不断增加，许多地方的人们都在呼吁建起“壁垒”、“障碍”，要求对移民进行“检验”。这可能会让相信“世界是平的”的人们感到意外。此外，虽然认为全球化和“超级资本主义”可能真的会缩小国家之间的差异，但它们通常会扩大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而这会在政治上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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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真的要迎来国家的回归，如果我们对安全和资源的需求会增大到只有国家才可以提供的程度，那么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家能做到的事情。今天我们提及国家时会用轻蔑的口吻，我们不把国家看成首选的天然施惠者，而是把它看作经济效率低下的源头，我们认为它会侵扰社会，最好应该把国家从公民事务中尽可能地排除出去。正因为拥有混合型经济的福利国家取得的成功（它们让社会得以稳定，并且让意识形态不再成为动员力量，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的繁荣便有赖于此），年轻一代才会将这样的稳定和意识形态之归于沉寂视作理所当然，并进而要求消除以下“障碍”：征税、管控以及泛泛意义上的国家干预行为。在很多发达国家里，只要讨论到政策问题，人们会自动忽略公共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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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是正确的，我们目前的状况将无法持续，我们或许应该再去审视一下20世纪的前人们是如何应对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在政治上所带来的挑战的。我们可能会像我们的前人那样发现，在全民范围内提供社会服务以及限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本身就是一些很重要的经济变量，它们会促进公共凝聚力并让人们对政治有信心，从而实现持久的繁荣；然而只有国家才有资源和权力去提供这些服务，也只有国家才能以我们集体的名义去强制执行这些限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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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不但不会被监管型国家威胁，实际上它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国家的存在；世界正在变得日益两极化，一极是没有安全感的个人，另一极是不受管制的全球力量，民主国家的合法权力可能是我们能够设计出来的最好的一种中间制度了。毕竟，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在当代社会，由于我们崇拜不受制约的自由经济，再加上人们感到恐惧和没有安全感，社会所提供的服务减少了，对经济的监管则降到了最低点；但伴随着这些的是政府不断延伸的对人们的通讯、行踪和意见的监控，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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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为罗伯特·赖克的《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和每一个人生活的转变》一书所写的书评，本文最早发表在2007年12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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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提出的重要观点，他把企业家的创新看作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创新能够从内部不停地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有的秩序和结构，同时再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这一过程便被称为“创造性破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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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24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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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希望生活能变得更好。据近几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出生之日便能获得更好的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希望他们的妻子或女儿能像其他先进国家的女性一样安全生产。他们希望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全面的医疗保险，他们希望自己有更长的寿命，希望有更好的公共服务，犯罪率更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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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样的这一群美国人知道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或者荷兰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可是这些国家税收得多一些，政府是“干预型”的，他们中许多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可这是社会主义啊！我们不希望国家干涉我们的事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缴更多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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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怪的认知失调其来有自。一个世纪前，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问过一个很有名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回答。这与美国辽阔的国土有些关系：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很难组织和维持共同的目标。当然还有文化的因素，这其中包括美国人对中央政府特有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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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制度在小的、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取得最好效果并非偶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信任和互相猜疑的问题不会表现得过于剧烈。你愿意为其他人的服务和福利掏钱，这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也会为你和你的孩子需要的服务和福利掏钱：因为他们和你一样，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与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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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在那些移民和少数族裔多到已经改变一国人口组成的国家，我们通常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对他人的猜疑比较大，对福利制度没有那么热心。最后，不容置疑的是，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制度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很真实，也很严重。它们继续存在下去没有问题，但现在它们表现得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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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今晚所想讨论的问题是：当下美国社会所存在的运行问题和不平等让我们非常为之苦恼，可为什么我们连去想象一个不同的社会都如此困难？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当下提出质疑的能力，更不用说提供替代方案。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去设计出一套不同的制度为何会如此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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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缺点存在于“话语”上（discursive）——原谅我用了这个学术词汇。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谈论这些事情。要理解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先了解一点历史：正如凯恩斯曾经说过的，“研究观念的历史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出于精神解放的目的，今晚我建议大家花点时间来研究有关下面这样一个偏见的历史：今天人们普遍诉诸“经济主义”，在所有的公共事务的讨论中都要求助于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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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30年里，在大部分英语国家中（虽然在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表现得不是那么强烈），当我们被问到是否支持某个提案或倡议，我们不会去问这个提案是好是坏，我们只会问：它是否有效率？它是否有效果？我们的生产总值是否会受益？它是否能促进增长？只考虑利润和亏损（最狭义的经济问题），避免做道德上的考虑并不是一种人类天然的状态，它是人们后天习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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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有过类似的处境。1905年，年轻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他在1942年完成的报告为英国的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在牛津做了一场讲座，他在讲座中问：为什么在公开辩论中政治哲学会被古典经济学所遮蔽。贝弗里奇的问题在今天同样适用，但是，请注意，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从来不缺乏对政治的思考。18世纪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在有关经济学的讨论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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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担心人们可能在公共政策中只考虑经济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孔多塞侯爵是在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便对资本主义有着最敏锐认识的作家之一，他曾经预见了这样一个令他厌恶的未来，“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的眼里，自由将不过是保证财政事务能够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已”。在孔多塞侯爵的时代，法国大革命让人们把自由地挣钱与自由本身混为一谈。但是我们怎么会在如今这个时代只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考虑问题呢？人们对虚弱的经济学词汇着迷并非没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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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不是没有原因，恰恰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辩论长长的影子之下，而这场辩论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是完全陌生的了。如果我们问谁对当代英语国家经济思想的影响最大，五位出生在非英语国家的思想家则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前两位是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宏观经济学杰出的“祖师爷”。熊彼得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创造性破坏”力量的热情描述，波普尔因他对“开放社会”的辩护和他的极权主义理论而知名。在战后经济繁荣发展的数十年中，德鲁克的管理学著作对商业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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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中有三人出生在维也纳，米塞斯出生在奥地利的伦贝格（今天乌克兰的利沃夫），熊彼得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北几十英里以外的摩拉维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在他们的母国奥地利的灾难让他们五人都深受震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和维也纳进行的短暂的社会主义实验之后，1934年，奥地利发生了一场反动政变，四年后，纳粹入侵并占领了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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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五人都因此被迫流亡，他们所有人（哈耶克尤甚）在自己的著作和教学中都在对他们一生的核心问题做出回应：为什么自由社会会崩溃并且被法西斯主义所控制（至少在奥地利是如此）？他们的答案是：左派（马克思主义）尝试在1918年后的奥地利引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由市政府所有的公共事业以及集体化的经济活动失败了，这些做法不仅已经被证明是荒谬的，而且直接导致了极右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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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洲悲剧的发生乃是因为左派的失败：先是没有能够实现其目标，再就是没有守好自己及自由的遗产。他们五位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尽管他们的语气非常不同，那就是：捍卫自由主义，捍卫一个开放的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政府远离经济生活。如果能将政府挡在安全距离以外，如果不准政治家（无论他们怎么用心良苦）规划、操纵或指挥民众的事务，那么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分子都将无法产生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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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并防止其再次发生？这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1883年（与熊彼得出生于同一年），成长于一个稳定、自信、繁荣、强大的英国。后来，他在英国财政部任职，另外他还参加了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谈判，他以自己这样特殊的身份目睹了他的世界崩塌的过程，他的文化和阶级所给他的一切令人安心的确定性都随之而去。凯恩斯问自己的问题跟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同事们提出的问题一样，可是他对此给出的答案与哈耶克他们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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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承认，经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欧洲的解体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之实质就在于他对不确定性的坚持：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许多自信的妙方大不相同，凯恩斯坚持认为人类事务在根本上不可预测。如果要从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吸取教训，那么这个教训便是：上升到不安全和集体恐慌水平的不确定性会形成一种腐蚀力量，这种腐蚀力量曾经威胁并可能会再次威胁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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