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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克在书中写道，“拥有巨大财富的作恶者”并不存在。［2］事实上，他轻蔑地驳斥了所有用人的选择或意志以及用阶级利益乃至经济学概念来解释现状的做法。用他的话说，所有这些解释“在事实面前都会坍塌”。赖克对资本主义中固有的创造性破坏做了一个没有主题的说明，他所记录的这个变化显然就那样“发生”了，这似乎是一个精简版的熊彼得。[1]赖克可能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在他看来，新的“技术让消费者和投资者能够得到越来越好的买卖”，而这些买卖“从制度中抽走了社会价值，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英雄也没有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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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书中看到了熟悉的“三角论述法”：作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表达了愤慨，却不去追究责任（仅仅用“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话来表达），也不去做他自己的判断。企业做的事情是它们该做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不喜欢现今的问题对我们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赖克应当希望我们用自己公民的身份来改变现状。但是，这种做法与本书反复坚持的有关技术和自我利益的强硬逻辑并不相符。所以，针对这些重大进展及其带来的风险赖克只提出了一些很乏味的解决方案就毫不奇怪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在税收上做一些非常小的变动，在贸易协定中加入最低工资条款，对游说进行立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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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对当前做法进行小的改动也违背了赖克的假设：我们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已经战胜了我们作为“公民”的行动能力。如果现代经济生活的运作真如他所说的，“在超级资本主义之下，所谓‘长期’便是未来收益的现值（present value）”，那么修改竞选财政法要么不重要（因为它不会改变什么），要么不可能修改得了，因为它会引起“相互竞争的商业利益”的反对（正是这些相互竞争的商业利益最早造成了这样的不正常现象）。总之，在我们已经成为自私自利的“消费者”或“投资者”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或我们的代表会突然选择做无私的“公民”（这里说的“公民”“消费者”“投资者”都是赖克在书里用的术语）？对作为公民的个人而言，是什么东西激励他/她这样去做？我们又是在谁的要求下突然放弃我们的“经济”身份，而选择我们的“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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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克对人类行为的分类方式无法令人信服，从他的分类方式看，好像我们对自己作为“消费者”“投资者”和“公民”这些不同身份所具有的喜好和偏好可以完全分隔开来，另外互相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这种分类方式能产生一些漂亮的句子，比如，“作为公民，我们真诚关心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而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我们却正积极增加热量”。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美国公民还困在这个悖论中时，其他一些地方的公民却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它。问题在于，赖克的分类方式忠实地反映出他的社会观在认识论上的浅薄：他所说的“公民”只是经济人加上“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在他的论述中少了一些东西——不仅没有“英雄”，没有“恶棍”，没有人应当被责备，而且没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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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时代。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力量是左派与右派之间的斗争：“进步人士”（无论是自由派或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的对抗。直到最近，这些意识形态作为人们的准则仍然非常活跃，如果它们不能决定公众选择的现实，也至少决定了人们的话语。但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人们在政治交流中使用的词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老的左派叙事那种令人宽慰的宿命论（“历史站在你这边”这样的鼓舞人心的信念）所残存的部分在1989年之后被埋葬，一同被埋葬的还有“现行社会主义”（“real existing Socialism”）。政治上的传统右派的命运也与左派的命运相关联。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右派所反对的是左派认为变革和进步不可避免的立场：“保守派”保守，“反动派”反动，他们“反对革命”。政治上的右派一直以来反对左派对进步的笃信，而如今这种对进步的信念已不复存在，因而今天的右派也失去了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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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宏大叙事（即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抛弃了社会，选择了经济。它假定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完整体系”、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而非阶级斗争、革命和进步。这个叙事将改良（“增长是好的”）与一种必然性的假设结合在一起：全球化（对于罗伯特·赖克来说是“超级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非人类主观决定的结果。在这点上这个新的叙事与19世纪的左派叙事相似。昨日的革命理论家们的世界观建立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不可避免之上，今天这些鼓吹增长的人们援引的是全球经济竞争的动力不可阻挡（这点与前者类似）。两者都自信地在当下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了“必然性”。用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的话就是，我们被限制在了不受挑战的“全球商业社会”之中，［3］或像撒切尔夫人曾总结的那样：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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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经济学作者与他们在政治上的前辈相似，他们往往倾向于把问题简化：“从长远来看，”三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这样写道，“只有一个经济统计数据真正重要，那就是生产率的增长。”［4］今天的教条和不久的过去的教条很相似，它对不能纳入其范围的那些人类生存的方面漠不关心：就像过去的思维会强调那些可以被归为“社会阶层”产物的行为和观点，当代人在争论问题时则很重视那些可以从经济学语言表述的利益与偏好。我们倾向于将20世纪看作是极端和妄想的时代，我们现在很有幸从这样一个时代中走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自欺欺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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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生产力和市场的崇拜是否只是对前一代人信仰的颠倒？有一些观点认为所有的事务和政策（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必须由全球化经济及其不可避免的法律和难以满足的要求来决定，没有什么比这些主张更有意识形态色彩了。这种对经济必然性的崇拜，再加上对革命的承诺和社会转型的梦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了。在从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这边才刚抛弃19世纪的信仰体系，那边便拿了另一个取而代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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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政治上做一些艰难的选择时，这种新的宏大叙事与以前的宏大叙事一样都很少提供指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罗伯特·赖克笔下的“公民”来说，让他/她对全球变暖问题可能会感到困惑的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她同时还是一个投资者和消费者，而是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是经济增长的后果，但它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增长”是好事，而全球变暖不是好事，一个人又该如何选择？增长的好处真的是不言而喻的吗？当代的财富创造和效率所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是否能够真正兑现其宣称的那些利处（比如机会、上升流动、快乐、幸福、富裕、安全）也许更多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有明确答案了。如果增长非但没有缓解社会的不满情绪，反而使这种情绪更激烈呢？［5］我们应该考虑选择不同的公共政策在经济之外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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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利改革为例。赖克本人在福利改革中非常活跃，首先他曾是克林顿的劳工部长，另外，他在多年前提出一项方案，他建议对那些雇用失业者的企业发放补助，以此来取代公共福利。［6］1996年克林顿实际取消了大部分人们所享受的由联邦担保的社会救助的权利。国会终止了全民补助，而将是否有寻求和接受工作的意愿作为发放福利的条件；这些做法与此前半个世纪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其他一些地方所做的事情与美国一致，比如英国（将福利制转变为“工作福利制”是英国改革的主要内容）、荷兰甚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例如，1991年，根据挪威的社会服务法规定，地方当局有权要求接收福利者有工作）。只有先工作才可以获得奖励的制度取代了普遍权利和基于需求而提供的福利：这些针对福利制做出的改革宣称让人们“不依赖”福利是其目标，伴随这个目标的信念是，改革的结果在道德上有示范性，另外在经济上也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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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看起来明智的经济政策却对公民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并非显而易见。20世纪福利制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让每个人都拥有完整的公民资格，不是罗伯特·赖克所指的进行投票活动那样的有限意义上的公民，而是享有权利的、可以无条件获得集体关注和支持的公民；其结果是社会将更有凝聚力，不能做任何归类的人被排除在外或者“不配享有权利”。但是这种新的“自由裁量”方法让个人的良好品行再次成为个人是否能够获得集体支持的条件。这种做法重新要求人们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获得公民资格：只有那些有工作的人才是社会的正式成员。其他想要充分参与进来的人可以接受必要的帮助，但他们首先需要通过一些测试，且其行为举止表现适当才可以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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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去现代福利制度改革华丽的语言，我们便回到了1834年英格兰的《新济贫法》，该法引入了“低于合格标准”原则（least eligibility），该原则的内容是：失业者和贫困者所得的救济在质量和数量上要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就业条件。最重要的是，福利制度改革重新将有工作的或“配享有权利”的公民和其他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被排除在劳动人口之外的人区别开来。可以肯定的是，老的全民福利制度不利于进行市场运作。但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用马歇尔（T. H. Marshall）的话说，福利制应该“把产品和服务都从市场中拿出来，以此来取代市场，或以某种方式来控制和调整市场的运作方式，从而产生市场自身无法产生的结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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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优化（即不再对公共政策做社会或政治方面的评估，主要只评估其经济效率）也是近年来的私有化狂潮的公开理由。但是现今对福利制的改革虽然声称代表未来，但实际上它已经开始和过去越发相像；它将许多现代公立和集体机构分拆成很多由私人持有的零散资产，这让人联想到以前的时代。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特别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交通、医院、学校、邮政、军队、监狱、警察部队以及以低廉价格获得文化资源的机会（追求利润的私营机构无法很好地提供所有这些基本服务）都被纳入到公共监管或控制之下。它们现在正被交还到民营企业家手里（许多欧洲国家在文化上的预算如今受制于个人妄想和脆弱所导致的变化无常：预算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半私人的国家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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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情况中（特别是运输和邮政），因为这些服务机构不承诺经济回报（比如必须在偏远地区提供这些服务），所以纳税人必须承担或担保民营部门的利润，这样国家才能为这些机构找到买家。可这其实是一种补贴，且早已有之，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另外，正如罗伯特·赖克所承认的，这其中一直存在着道德风险，它会招致不负责任乃至腐败。在其他情况中，民营企业将之前一直属于公共责任的服务（如为监狱、列车车厢提供服务以及医疗服务）从国家手里接过来，有时它们要向国家支付一定费用来获得经营权，然后再向使用这些服务、设施的公民或社区收取费用以收回其开支。通常情况下，公共财政会获得一次性收益，另外管理的负担也可以由此卸下，但代价是牺牲了未来的收入，另外也失去了对这些承包出去的机构服务质量的控制。这在今天的英国被称为“公私合作”（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而在大革命前的法国，人们称之为包税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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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福利改革、放松管制、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本身，私有化的真正影响在于减少国家在公民事务中的作用：让国家“不要再要求我们做什么”以及让国家“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是所有地方的经济改革者的共同目标；用罗伯特·赖克的话说就是，要使公共政策“有利于商业运作”。打着“改造灵魂”幌子的20世纪国家让很多人吃了苦头。20世纪的国家常常很低效，有时候专制，间或会造成种族灭绝。但当我们在削弱国家（同时也就是让国家不受信任）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会为私利抛弃公众利益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降低了这些代表着集体和共同目标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另外“有能力和雄心勃勃的人加入或留在国家服务机构的动力也就因此（逐渐）降低了”［9］。这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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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要外在于它的规范、习惯和“情操”以保证它能继续存在下去，保证资本主义茁壮成长所需要的政治稳定。但它也往往会腐蚀这些习惯和情操，这一点我们早就清楚了。［10］良性的“看不见的手”（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在最早的时候对商业社会可能是一个有利条件。但它无法再现它所继承的非商业性的习俗和关系——关于凝聚力、信任、风俗、克制、义务、道德和权威的习俗和关系，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会削弱而非加强它们。［11］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或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之间一定会有关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中国、俄罗斯甚至今天的新加坡就知道了。效率、增长和利润可能并不总是民主的先决条件，甚或它们也并不总是民主的结果，有时候它们可能会取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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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现代民主国家要在赖克所描述的“超级资本主义”带来的冲击下幸免于难，那么它们需要被某种超越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力量约束，特别是当这种经济利益积聚在了越来越少的受益者手中之时：用穆勒的话说，一个社会仅仅通过金钱利益来维系这个想法“从根本上令人厌恶”。为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共同目标，它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自身利益，无论这种自身利益是蒙蔽还是开明。“公共行动最大的优势是它能够满足男男女女在生活中为了更高目标而隐隐感觉到的需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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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危险之处在于，公共行动的价值被贬低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清楚可以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是什么了。已故的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先对希腊伦理思想中“人性的客观目的论”（认为关于人在世界上之位置的一些事实决定了人应当去过一种有合作精神的生活）做了一番描述之后，然后他做出了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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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绝大多数的伦理观都接受了这种信念的一些变种；首先怀疑此信念的是公元5世纪古希腊的哲学教师（Sophists），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们可能是最有意识地要抛弃这种信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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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今天谁来承担起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称之为“城市之魂”（Soul of the City）的责任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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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担心城市之魂，担心它不能让人满意地被有关经济无限期增长以及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的叙述所代替的最重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这种叙述不是很吸引人。它忽略了许多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它破坏自然环境；它的结果没有吸引力，也不鼓舞人心。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经有这样的观点，美国用来取代社会主义的是物质上的大丰富；但作为共同的社会目标来说，购物仍然不能算得上多么高的成就。在法国大革命早年，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对在他面前逐渐展开的商业社会的未来感到不安（如同当前在我们面前展开的商业社会的未来），他认为“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的眼里，自由将不过只是保证财政事务能够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已”［14］。我们也应该有和他一样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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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的第二个来源是这个“永无止境的发展”可能不会持续。经济发展也有它的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的帝国时代，当时的世界经济处于“全球化”（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之中，资本主义世界经历过一段前所未有的扩张和巨大的财富创造时期（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上一次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当时在英国（就如现在在美国和西欧）人们普遍有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史无前例的无限期和平与繁荣时代开始了。如果想读有关当时人们信心的描述以及这种信心后来变成了什么，最好是读凯恩斯的《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该书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在书中总结了处在灾难边缘的世界的幻想，这场战争在之后的50年里让所有这些和平主义的幻想不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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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金时代结束后，经历了30年的战争和经济崩溃的欧洲人“渴望安全”，凯恩斯预计到了这些，并为这些人们所渴望的安全做了准备。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被纳入战后治理系统中，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安排，那些先进国家的公民才不再感到那种令人痛苦的不安全感和恐惧，而这种不安全感和恐惧从1914年到50年代初一直左右着政治生活，也让政治陷入两极化；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对人们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不安全感和恐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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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局面可能会改变。恐惧正再次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里的一个活跃因子。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这是当然的；但是也还有其他的恐惧：对失控的改变速度的恐惧，对失业的恐惧，在资源日益分配不平等的时代对落他人之后的恐惧，对日常生活状况和常规活动失去控制的恐惧，这些恐惧可能更不容易为人发现。最大的恐惧可能是：不只是我们不能对我们的生活施加影响，那些当权者在面对超越他们能力之外的力量时也对局面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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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安全与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忘记了，上一个“经济时代”崩溃之后我们进入了“恐惧时代”。在对经济利益的核算上，在政治实践、国际化战略甚至在教育的优先目标上，我们都强硬地坚持认为过去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教给我们。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无论风险还是机会都是没有先例的。但是，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辈经历过之前那个经济时代解体的后果，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当一个社会里的私人和局部利益压倒公共目标、遮蔽共同利益时可能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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