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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主义或者“商业社会”（18世纪的称呼）让我们憎恶的东西是什么？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让我们本能地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不公平？在面对有钱人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不受控制地为自己的利益游说时，是什么冒犯了我们的合宜感（sense of propriety）？我们损失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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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以道德批判的形式出现：批判不受限制的市场的缺陷或不负责任的国家。我们要理解它们为什么会冒犯我们的正义感或公平感。一句话，我们需要回到“目的王国”（the kingdom of ends）[2]。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面的作用有限，因为它对资本主义困境的回应仅仅是启蒙运动的道德话语对“社会问题”姗姗来迟的一种表达。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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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安全时代。凯恩斯在他1919年出版的《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对上一个不安全时代的分析让人记忆犹新。然而在上一个不安全时代之前的几十年里，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们生活的国际化程度大幅度增加，“全球化”这个词彼时尚未出现，但其过程已然开始。正如凯恩斯所描述的，商业经济已传播到世界各地。贸易和通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1914年以前，人们普遍确信和平的经济交流的逻辑将战胜各国的国家利益。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将戛然而止，然而这的确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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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已经度过了一个稳定、确定的时代，认为经济会无限期增长的错觉我们曾经也有过，但这一切已成为过去。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在经济上会没有安全感，在文化上也面临不确定性。我们确实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缺乏对我们的集体目标、我们的环境福祉或者人身安全的自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将继承一个怎样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去假定我们的世界中令人宽慰的部分一定会在他们的世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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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祖父那一代人是如何应对类似的挑战和威胁的。欧洲的社会民主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和“大社会计划”（the Great Society）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做出的明确回应。在现在的西方世界，知道世界在自己眼前崩塌意味着什么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7］我们很难想象自由制度会完全崩溃，也很难想象民主共识会彻底解体，但就是这次崩溃引发了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进行的那场辩论，凯恩斯主义的共识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便在这场辩论中应运而生：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共识和妥协中成长起来的，然而现在它们的吸引力却被自己取得的成功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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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能够有未来，那么它得是“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8］我们不能去试图恢复那种对进展感到乐观的语言，而是应该重新认识不久的过去。今天这些完全不认同现状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提醒听众们自己在20世纪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提醒他们如果冒冒失失地匆忙拆毁这些成就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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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地说，左派需要保守住一些东西。右派继承了雄心勃勃的现代主义去破坏以及在实现普世性计划的名义下革新的冲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风格和志向一贯都比较温和，然而他们需要更自信地多讲自己过去取得的成就：社会服务国家的兴起；花费百年时间建立的公共部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促进了我们的集体认同和共同目标；作为权利的福利得以确立，提供福利成为一项社会责任。这些都不是普普通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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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成就不够完美而感到不安。就算我们从20世纪什么也没学到，我们也至少应该能明白，答案越完美，后果越可怕。我们可以期望最好的结果便是在不理想的情况下做不完美的改进，或许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有些人在过去的30年里系统地去瓦解这些改进，动摇它们的根基，对此我们应该比现在更愤怒。他们的这种做法还应该引起我们的担忧，哪怕只是出于审慎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这样急于推倒前人辛苦建起的堤防？我们能这么肯定洪水不会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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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放弃一个世纪的努力是对我们前人的背叛，也是对后人的背叛。说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类似的东西）代表着未来，代表我们为自己绘制的理想世界会让人很快意，但是这种说法会误导别人。它甚至不能代表理想的过去。但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选择之中，社会民主主义比其他的选择都好。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书里反思自己刚刚经历的巴塞罗那革命时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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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很多事情我并不明白，从某些方面说，我甚至也不喜欢它，但我立刻认识到这是一件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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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奥威尔的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我们所能够从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记忆中挽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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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托尼·朱特于2009年10月19日在纽约大学做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改编而成，这次演讲的视频可以在雷马克研究所的网站上找到：remarque.as.nyu.edu/object/io_1256242927496.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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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20世纪70年代，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英国政府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转而支持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主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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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的王国”是康德提出的思想实验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存在的自身就是目的，而非他人的工具或手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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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25章 世代的平衡——与丹尼尔·朱特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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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如果2008年11月我已经满了18岁，我会投票给奥巴马。可我当时只有14岁，我只能对他表示支持，在他当选后表达喜悦。他前面几任总统都对美国的环境危机不予理会，任其日益恶化，我曾经天真地相信奥巴马政府会采取措施解决环境危机。我当时觉得奥巴马知道如何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在政治上“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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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过了两年不到，我便已经对政府和商界在道德上的信念感到非常悲观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让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1]在那之前的一系列事情已经让我开始感到怀疑：增加海上钻井，我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消极立场，另外也没有环境方面的立法能够改变这种消极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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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石油公司让我认识到目前执政的这代人并不懂环境问题。他们看待环境危机的方式跟他们看待政治上的溃败和经济危机的方式是一样的。政治上的问题会过去，经济也会反弹，但环境不能。他们这种“我们先把其他问题处理好然后再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态度让我非常生气。这个世界不是可以拿来牺牲的，你们造成的损害需要我们这一代来修复，情况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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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我今年62岁，当时我投了奥巴马的票。我对他没有抱很大希望。人们从一开始就明确知道，奥巴马会妥协而不会对抗，这对一个人来说也许不是缺点，但对政治家来说则是。我们已经看到结果了：无论是在中东，在经济管制上，还是对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嫌犯问题，以及移民改革上，奥巴马都没有坚持到最后。还说什么“无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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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企业，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我们这一代对它们保持怀疑态度没有错。石油企业跟高盛这一代企业一样，它们并非像良性的经济主体那样以满足人们需要来获得收入。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就是，它们是“拥有巨大财富的作恶者”。但是，我们的怀疑态度让我们在面对真正的犯罪行为时的反应变得迟钝：“它们应该会那么去做的，是吧？”看高盛在经济上进行掠夺是一回事，而在现场去看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沿岸造成的事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的，我们应该比我们现在更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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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凝视着我们的未来，但这不起作用。涌出的油污提醒着我们，我们让自己掌握不好的技术取代了我们的独立自主。我们的精力都浪费在了昂贵的对外战争上面，而这些战争的目的却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在“文化”冲突中互相抱怨，可这些冲突与我们的实际问题并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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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传统宪法的正常运作现在已陷于停滞——它的正常运作取决于一个共识，而现在这样一个共识已经不存在。从长远的眼光看，共和国就是这样消亡的。“一些人”显然需要做“一些事情”，你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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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就像你对一些不可接受的企业行为表现得太宽容，也许你在政治上也过于逆来顺受。要真正实现变革，你需要认为真正的改变是可能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看待事情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支持奥巴马。相较美国其他任何选民群体，我们年轻人更相信参与可以促使一些事情发生。但人们越是告诉我们危机是避免不了的，那些执政者也无法防止危机的发生，告诉我们必须要信靠上帝——如总统周二建议的那样，我们对政府的信心就会失去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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