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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奥威尔的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我们所能够从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记忆中挽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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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托尼·朱特于2009年10月19日在纽约大学做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改编而成，这次演讲的视频可以在雷马克研究所的网站上找到：remarque.as.nyu.edu/object/io_1256242927496.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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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20世纪70年代，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英国政府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转而支持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主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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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的王国”是康德提出的思想实验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存在的自身就是目的，而非他人的工具或手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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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25章 世代的平衡——与丹尼尔·朱特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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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如果2008年11月我已经满了18岁，我会投票给奥巴马。可我当时只有14岁，我只能对他表示支持，在他当选后表达喜悦。他前面几任总统都对美国的环境危机不予理会，任其日益恶化，我曾经天真地相信奥巴马政府会采取措施解决环境危机。我当时觉得奥巴马知道如何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在政治上“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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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过了两年不到，我便已经对政府和商界在道德上的信念感到非常悲观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让我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1]在那之前的一系列事情已经让我开始感到怀疑：增加海上钻井，我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消极立场，另外也没有环境方面的立法能够改变这种消极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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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国石油公司让我认识到目前执政的这代人并不懂环境问题。他们看待环境危机的方式跟他们看待政治上的溃败和经济危机的方式是一样的。政治上的问题会过去，经济也会反弹，但环境不能。他们这种“我们先把其他问题处理好然后再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态度让我非常生气。这个世界不是可以拿来牺牲的，你们造成的损害需要我们这一代来修复，情况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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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我今年62岁，当时我投了奥巴马的票。我对他没有抱很大希望。人们从一开始就明确知道，奥巴马会妥协而不会对抗，这对一个人来说也许不是缺点，但对政治家来说则是。我们已经看到结果了：无论是在中东，在经济管制上，还是对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嫌犯问题，以及移民改革上，奥巴马都没有坚持到最后。还说什么“无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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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企业，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我们这一代对它们保持怀疑态度没有错。石油企业跟高盛这一代企业一样，它们并非像良性的经济主体那样以满足人们需要来获得收入。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说就是，它们是“拥有巨大财富的作恶者”。但是，我们的怀疑态度让我们在面对真正的犯罪行为时的反应变得迟钝：“它们应该会那么去做的，是吧？”看高盛在经济上进行掠夺是一回事，而在现场去看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沿岸造成的事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的，我们应该比我们现在更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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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凝视着我们的未来，但这不起作用。涌出的油污提醒着我们，我们让自己掌握不好的技术取代了我们的独立自主。我们的精力都浪费在了昂贵的对外战争上面，而这些战争的目的却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在“文化”冲突中互相抱怨，可这些冲突与我们的实际问题并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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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传统宪法的正常运作现在已陷于停滞——它的正常运作取决于一个共识，而现在这样一个共识已经不存在。从长远的眼光看，共和国就是这样消亡的。“一些人”显然需要做“一些事情”，你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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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就像你对一些不可接受的企业行为表现得太宽容，也许你在政治上也过于逆来顺受。要真正实现变革，你需要认为真正的改变是可能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看待事情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支持奥巴马。相较美国其他任何选民群体，我们年轻人更相信参与可以促使一些事情发生。但人们越是告诉我们危机是避免不了的，那些执政者也无法防止危机的发生，告诉我们必须要信靠上帝——如总统周二建议的那样，我们对政府的信心就会失去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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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者们需要依赖公众：如果我们有足够强大的共识，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建立共识和行动，这就是我需要你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你们这一代人谈论了很多关于参与的话题，那么参与进来吧。利用民意压力让政府通过在环境方面强有力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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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之后，如果我们妥协了，又重新“回到正常状态”，那么我们将会错过一个重要的机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正常状态”。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些新问题，不问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太阳能，公共交通，逐步淘汰对石油的依赖）上进行投资，而是去问如果不去为这种新生活方式投资，我们又可以承受多久因此而付出的代价。你们这代人需要为我们做到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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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你的这些有关代际的发言让我感觉有些不适。我和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差不多年龄，但我不为他们承担任何责任。其实，虽然我同意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国共识，但我不认为真正的挑战是去说服美国人接受对污染问题甚至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也不只是让他们去为未来做出牺牲这个问题。真正的挑战是要再次说服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走到一起，他们能够做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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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需要有人领导，可我免不了注意到，你们年轻人放过了总统。毕竟，如果你和你的同代人已经对他这个人以及这个“体制”失去了信心，这一部分是他的错，但是你们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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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团结到一起把一个人选上去以后便各自散去，发短信的发短信，玩推特的玩推特，这是不够的。你们必须保持团结，你们必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之奋斗。第一次不会成功，之后也不会事事如意，但是你们不能放弃。这也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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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认为我已经对政府失去信心那你就错了。这个国家正是大政府建立的。如果没有这个大政府，那就没有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美国公立教育的荣耀：美国的“赠地大学”（land-grant colleges）是受益于1862年和1890年通过的《莫雷尔法案》（Morrill Acts）发展起来的。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如马歇尔计划、《退伍军人权利法》（The GIBill of Rights）和州际公路，没有它们，我们战后的经济不可能那样蓬勃发展。另外不要忘了《民权法案》，这个争议极大的道德革命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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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政府没有失去信心，可我担心今天的政治家是否为迎接挑战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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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你说得对，我确实小小地放过了总统。但是，这么多的年轻人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怀疑后仍参与政府的选举确是壮举。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在我们这些对小布什政府只能感到羞耻的人身上灌入了政治活力。如果没有希望的增长和对行动的渴求，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会在开始介入政治之前就因为厌恶而放弃政治。我们需要感谢奥巴马在政治上对我们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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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应该受到批评。但是，无论是作为一代人，还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失望变成悲观情绪和懒惰。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道德上的挑战，我们不能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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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怕你们的怀疑态度让你们失去了信心，放弃了行动——你得承认的是你们这一代人的激进主义从来没有完全实现它的潜力。你总是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愤怒转化为积极的行动，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会变得更有可能发生。愤怒是明智行动的指南吗？诚然，如果是为错误的目标或者方向错误，那么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是，这是不是比坐在后面抱怨，而与此同时被带领到深渊的边缘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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