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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是的，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不再把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当作公共政策的最高目标，这些都是我们能做到的。可我们给自己的都是一些容易做到的选择，比如高税收或自由市场，然后惊讶地得知这些选择与我们的需要无关。在技术上寻求解决办法体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傲慢。但是，正如英国石油公司的人已经向我们展示的，可以用来封堵泄漏的控油盖的数量是有限的；有的时候你需要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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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石油泄漏和道德上的反感。从更大的图景来看，大型石油公司没有长远未来：那些依靠人们对石油的贪婪而发展起来的可鄙的小酋长国将重新沉入沙漠。但是为什么英国石油公司和那些酋长们会做这个即将成为历史的能源生意？没有什么人为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那种不受管制的利润和随之而来的连续发生的环境灾难不是唯一可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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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周二时谈到推进国会立法，但是目前达到的也仅仅是“排碳总量管制与交易”（cap and trade），可这只是一场骗局，欧洲一些公司已经尝试过这个方法，它存在着种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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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给50个州提供一个马歇尔计划。这些州都可以获得联邦资金，这笔钱可以通过节省国防开支以及税收（这些税是给你们这些我们的接任者的贷款）来筹集，条件是拿到的钱需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交通、可再生能源和教育。达不到这样规模的行动则无以应对每天6万桶的石油泄漏所造成的危机。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想改变世界，你可得愿意为之长期奋斗；另外你还要做出一些牺牲。你是真的关心此事呢，还是仅仅因为看到那些令人不安的景象感到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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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去关心。你所预计的那些牺牲比较起那些如果我们守株待兔而被迫做的牺牲根本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没有奋斗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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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们现在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而且将来一段时间都会如此。其实，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最糟糕的：我们的年龄已经大到能够理解应该去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比你们要好，但是真要去做这些事情又太年轻了。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知道的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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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对话最早发表于2010年6月的《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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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是2010年4月20日发生的一起墨西哥湾外海油污外漏事件。英国石油公司下属一个名为“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的外海钻油平台出现故障并爆炸，导致了此次漏油事故，爆炸同时导致了11名工作人员死亡，17人受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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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五部分 我们终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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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弗朗索瓦·孚雷（192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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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于今年7月12日去世，享年70岁。他是当代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这样说一个一生大多数时间在大学任教、主要著述是一系列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学术研究的人好像有些奇怪。这是对孚雷致以的敬意，另外也告诉我们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现代法国文化中有着不朽的地位，他的影响力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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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弗朗索瓦·孚雷不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普通的历史学家。跟其他许多法国历史学家和他那一代的作家一样，他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1956年，他为抗议苏联入侵匈牙利退出法国共产党；他后来承认：“那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事情。”孚雷作为法国共产党员的经历在他之后的人生中对他个人和学术上关心的问题都产生了影响。从索邦大学毕业后，孚雷便致力于研究1789年革命。他与已故的丹尼斯·里歇（Denis Richet）合著了两卷本的《法国大革命史》（The French Revolution），1965年出版，这是一本对那个时代的总体研究著作，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在这本书中，孚雷从当时流行的年鉴学派的视角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他强调大革命与法国过去的连续性，尤其是与长期的社会和经济进程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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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对大革命新的研究与当时广为接受的对大革命的解释已经是大相径庭了。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样一些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传统是关注持久的底层结构，很少注意政治动荡，这种传统已经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法国的史学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1789年至1799年一系列事件的解释深受在大革命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但在随后的20年里，孚雷所发表的一系列极具独创性的文章改变了我们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认识，这些文章完全不同于任何他或其他人以前所写的。另外他还出版了一系列书，1978年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是第一本，以1988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1770—1880》（La Révolution 1770–1880）为最高潮，孚雷在这些书里摧毁了他所谓的“大革命的教义问答”；在这样的“大革命的教义问答”中，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将1789年至1794年发生的事件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经典案例，在此基础上，将法国大革命叙述成其他地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型和先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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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上孚雷的重大贡献是：在对这段历史的观察中，人们一直以来很重视社会群体和冲突，这一点占据了我们所关切的历史问题之中心；孚雷不认同这一点，他强调要注意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政治和思想上的辩论及其结果；他提醒读者，革命首先是在哲学和政治权力平衡上的一个根本性转变，而不是阶级的经济利益的转变。和托克维尔相似，孚雷能够领会到那个时代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全新的，尤其是安东尼·巴纳夫（Antoine Barnave）、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Emmanuel Joseph Sieyès）、让-约瑟夫·穆尼耶（Jean-Joseph Mounier）这样的理论家和在1789年至1791年间发生的第一次革命的代言人。因为他们不仅需要证明推翻旧制度的合法性，而且要证明自己取而代之的合法性，他们不得不去想象出一种有关法国历史、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新的叙述方式并对之加以利用，另外在其中加入一些与这个已经在法国取得政权的新政治阶层的野心相称的特征。总之，他们必须要创造出现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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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孚雷的笔下，法国大革命再次成为弗朗索瓦·米涅（François Auguste Marie Mignet）、阿道夫·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和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以及其他19世纪初伟大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著作中的样子：这是一场相互竞争且往往互不相容的哲学主张和政治观点之间发生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法国人至1792年仍未能取得对制度合法性新形式的一致意见，这不仅导致了后来雅各宾统治时期不稳定和自我消耗的激进主义，还致使19世纪的法国历史在独裁、反革命、威权主义、复辟、革命、再反动之间循环往复，法国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分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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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克思、托克维尔和其他孚雷非常敬佩的法国历史研究者一样，他对法国的革命者感到敬畏，他们都将这些革命者视作现代政治的缔造者；然而他拒绝相信这些革命者或他们的追随者们只是在进行阶级、利益或性别这样一些局部意义上的斗争，从某种程度来看，对这些革命者更广泛的叙述及其意义已经被铭刻在了历史之中。正如他在最后发表的一篇散文中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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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冒险行动的伟大之处以及这一行动之所以会有持久影响的秘密都来自他们曾经在历史的舞台上为那个世纪的经典哲学问题而去努力寻求答案，这个问题便是：如何制定社会契约并保证其不被破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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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弗朗索瓦·基佐以及其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而言，孚雷这句评述的道理显而易见。这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忽视，孚雷为此做了很多努力来恢复他们的声望。孚雷的主张以及他所关切的问题对之后的史学史显得那么有颠覆性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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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孚雷作品问世的时间正好是在法国知识分子群体和学术圈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处于衰落之时，他的作品推动了这一进程的完成。此外，长期以来，人们接受了许多有关现代法国的社会革命起源的陈词滥调，通过破除这些陈词滥调，孚雷帮助他的同代人学习思考政治本身，思考法国如今被治理的方式，以及在今后几年可能会被治理的方式。孚雷认为，法国不是必须无限期地按照意识形态将人们划分为短视的左派和愤愤不平、不肯让步的右派，这种划分并非刻在法国历史的基因中。这种划分不再能够描述真正的法国：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在法国的政治辩论中，革命的遗产迄今为止无所不在，孚雷让我们重新理解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它让革命遗产从政治辩论中退场。因此，在法国讨论政治、政治哲学以及国家在社会中的位置等问题再次变得可能，不再需要经常去诉诸那些陈旧的概念范畴：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历史进程”，革命与改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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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因为孚雷的这些言论就认为他是一个反对在政治上进行变革的人，认为他的目的是为了报复法国的革命遗产以及继承这种遗产的学者。孚雷与许多前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不同，他成为经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并且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与1791年的革命者一样，他相信国家应该受到限制，人们的财产权利和自由应当受到保护，公民之间对有关政府机构的正当性质和地位问题达成一致不只是理想的目的，而且可能是有着审慎态度的人们所能希望达到的最好的目标。与后世的许多法国人不同，他明白，由于法国没有这些机构，法国人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立场，法国这个国家和公共事务已经受到了损害。在孚雷看来，“大革命的教义问答”因为有终极革命这样的梦想的存在才得以持续，这场终极革命因为1794年发生的“恐怖统治”（又称“雅各宾专政”）和热月政变这些不幸事件没能够完成。孚雷认为这种观念不只是一个学术错误，而且对于公民社会而言也是一个障碍，他努力帮助人们去克服这样的错误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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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在我们对法国历史还是法国当前的认识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弗朗索瓦·孚雷的成就都不容置疑。他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如果他只是止于此，在欧洲历史研究和法国政治文化上他也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3］可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在1977年到1985年的8年时间里，孚雷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在他的主持下，这所学校在智识层面焕然一新，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年轻学者和作家来到这个法国学术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任教。孚雷对雷蒙·阿隆研究所的建立也起到了主导作用。该研究所是为纪念法国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雷蒙·阿隆，他在世的时候被他的法国同行忽视，如今这个研究所已经成为法国自由主义思想重生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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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孚雷的兴趣又转移到当下。1995年，他出版了《幻想的逝去——论20世纪共产主义观念》（Le Passé d’une illusion），这篇论文有一本书那么厚，主题是20世纪共产主义的历史。［4］这部带有论战性的杰作在法国国内迅速获得了巨大成功。作为一本叙述20世纪共产主义历史的著作，孚雷的这本书并不特别有独创性，他自己也承认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及如弗兰茨·博尔克瑙（Franz Borkenau）和弗兰茨·莱奥波德·纳曼（Franz Leopold Neumann）这样一些曾经是难民的杰出德国学者之前已经说过许多相同的话。但孚雷的天才在于他将存在争议的历史所做的学术概述与针对当下的具有论战性、周密的论证结合在了一起。他认为，大革命迷思给法国带来了一种神话，这种神话认为革命会带来新生以及革命拥有超越性。这是西方的普世主义愿望的一种病态扭曲；它的西方崇拜者在智力上自愿被奴役，这对西方社会所造成的持久伤害并不比那些东欧国家更少——这种神话在这些国家里已经兴盛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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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雷是一个文体家，他的文字简洁有力。我们这个时代有关进步思想的陈词滥调在他笔下都会被娴熟地破除掉，他的书的一部分吸引力便来自于此。针对战后知识分子对铁托的南斯拉夫表现出的热情（有关共产主义的几乎所有历史记录在提到铁托的南斯拉夫时都会手下留情），孚雷指出：“在异国土地上，想象力的驰骋自不可少；人们先是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当作前卫的欧洲社会，现在轮到不幸的巴尔干国家了。”“冷战”初期的宣传试图通过暗示戴高乐、阿登纳和美国数届总统有“原始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以鼓动人们的反法西斯情绪，对此孚雷曾沮丧地评论道：“从来没有一个身败名裂的政权像法西斯政权这样在崩溃之后还有如此多的化身存在于战胜它的国家的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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