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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法国成为畅销书，在整个欧洲也有许多人阅读。很多评论家认为，这本书破除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过去两个世纪的西方，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紧密依赖于“革命”这个得到广泛传播的观念。孚雷一再强调法国大革命的迷思和错误地赞扬俄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因此得罪了一些他的批评者，他们认为他在夸大其词。但是他没有。法国人权联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在1936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一年的莫斯科公审。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得到如下结论：“如果否认（俄罗斯）人民有消灭煽动内战者或与外国人勾结者的权利，那便是否定（强调为笔者所加）法国大革命。”这个结论极好地说明了孚雷在《幻想的逝去——论20世纪共产主义观念》一书中以及20年来他在其他情况下所表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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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弗朗索瓦·孚雷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这让他拥有了法国“不朽”者的荣誉，可在这不久以后他就不幸去世了。许多学院的成员其实并没有为法国带来太多荣耀，虽然这个威严的机构不便承认这点；对自己当选法兰西院士这件事其中的讽刺意味孚雷自己首先就觉得好笑。［5］但从对他的杰出成就和持久影响力的承认上看，这个荣誉他当之无愧。无论如何，弗朗索瓦·孚雷身上没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那种言辞浮夸、自命不凡的传统形象。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都是一位可亲、忙碌和极为努力的学者，直到70岁时他依然如此；无论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研讨会上，还是在法国国家电视台对着一般大众解释自己的观点，孚雷都会觉得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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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雷不能容忍平庸或虚饰，他痛恨浪费时间；在孚雷的葬礼上，他的同事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在悼词中提到，孚雷早期生活所经历的困难让他变得“忧郁”，他对时间的流逝以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有一种厌世之感。如果他思考未来，那是为了让自己今天更努力地工作。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学习速度也非常快，这点从他的书中就能看得到。但他也是一位勇敢和直言不讳之人，在有关阿尔及利亚独立和公民自由等问题上，他都毫不保留地支持学生和同事们；即使这让他在一些学者和其他人中间树敌（例如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之际），他们希望能够对着被简化的历史发一通思古之幽情，然而孚雷却让历史不再被简单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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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孚雷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革命的理论，没有写任何有关历史方法的教科书，也没有建立什么关于法国史学史的学派，［7］他所关心的事情太多了，因而这些东西都是不会有的。无论如何，他是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较早的社会、历史研究学派之中热心的一员。有些人认为，孚雷暗地里渴望在我们这个时代做出托克维尔在他的时代所做的事情，他们两位都出于直觉地认为，历史和当下的政治紧密相连，只有从二者的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解释它们（也能从其中摆脱恶劣的部分）。但正如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曾经针对雷蒙·阿隆的野心（阿隆曾半承认自己想做他这个时代的孟德斯鸠）所做的评论：如果阿隆能够跟当下事情的发展保持更多的距离，他可能会离自己的目标近得多。和阿隆一样，孚雷也不能超脱于当代政治，这一点值得称赞，虽然他的作品也许会因此受到影响。但是，就像他曾经写托克维尔，他的“成就……不在于任何单一的理论，而在于他以敏锐、时而又矛盾的方式去处理他那个时代出现的有关平等、民主和独裁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时代依然没有得到解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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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7年11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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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27章 阿莫斯·埃隆（1926—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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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阿莫斯·埃隆（Amos Elon）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我们参加了由贝塔斯曼基金会慷慨主办的一系列会议，与会的德国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聚集在一起，相互说着一些陈词滥调。与会者中的大多数人来这里是为劝说别人改变观念和哗众取宠（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还有一些人（德国人）很注意自己的发言以免冒犯到他人。阿莫斯很独特，他和所有人表现得都不一样。在那些会议上以及我听过他发言的所有其他场合，他都既能够做到直言不讳，而且不知何故还能毫不费力地表现得很慎重，他用理性的力量掌控着谈话。他说话尖刻风趣，眼中透着不屑，他瞧不起蠢人和书呆子；他很少笑，但是他笑起来的时候很真实。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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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在德国这样一个环境举办会议是非常合适的。阿莫斯出生在维也纳，他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写的传记很有影响力。他对德国文化和历史的喜爱从来没有间断过，他经常会以德国文化和历史为主题写一些文章，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富有同理心的洞见。他写于2002年的《一切的遗憾》（The Pity of It All）一书研究了从启蒙运动时期到希特勒时代在德国生活的犹太人，从书中可以看到阿莫斯对德国犹太人的悲剧很是敏感。无论是好是坏，在这些德国犹太人被迫离开德国来到以色列、美国或其他地方很久以后，他们仍然对自己在文化上的家园有着深深的眷恋：他们能够感觉到自己所失去的东西，他们的这种感受比生活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犹太人都要强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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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阿莫斯·埃隆将被人铭记的是他所写的一系列有关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著作，以及他一生为以色列和以色列所面临的困境所做的努力。1971年他出版了《以色列人：创始人和儿子》，这是一本写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践行者、继承者的历史著作，带有批判性；书中讲述的内容直面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及其结果的不足之处。今天，这样一种批评性的叙述在以色列国内的辩论中已经很常见了，但在当时的确很少见。阿莫斯·埃隆在以色列生活和工作了大半生，他对以色列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容怀疑的。但正是这个原因，他那令人感到尴尬的立场，他坚持不懈地揪着以色列的缺点不放才让他变得高明。为以色列辩护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批评都会用老一套说法来回应，阿莫斯勇敢地拒绝这些陈词滥调；他的做法与以色列当代左翼评论人所采取的守势不同，与那些拍以色列马屁的美国人为以色列所做的怯懦的辩护更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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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的同胞里那么多对土地尤为迷恋的评论人不同，阿莫斯是第一个认识到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在占领的领土上建立的定居点是一个灾难，而且这个灾难是以色列自己带来的。他曾经这样写道：“这些定居点让以色列在为实现长久和平的任何谈判中变得束手无策……（它们）只让以色列处于更大的不安全之中。”［2］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它之前在军事行动中也取得过一连串的胜利，至今没有打过败仗，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对放弃几平方英里的土地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心神不宁，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这与近几十年来埃隆的故乡所发生的变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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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在2003年所预见的，阿拉伯人口将最终成为多数人口，如果以色列坚持在国境以内对阿拉伯人实行统治，那么最后以色列只能变成一个专制国家，国内的两个民族将视彼此为敌人：犹太人居于统治地位，阿拉伯人居于从属地位。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呢？“如果以色列继续坚持实行目前有关定居点的政策，最终以色列可能会变成一个如津巴布韦那样的国家，而非种族隔离制度取消之后的南非。”［3］从2003年以来，许多人都得出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我相信阿莫斯是做出这样结论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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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斯在写作时更多是怀着愁绪而非愤怒。许多年前，他绝望地写道：“一代人的精力浪费在了短视的定居点计划上……想一想，如果这数十亿美元用来治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的流沙，这些钱如果能花在其他一些更有用的事情上的话能做多少事情。”［4］那个时候几乎没有非专业人员会关注这个问题。阿莫斯认为之所以力气会用错地方，原因在于他称之为“平庸得令人惊异的以色列政治家”身上。这句话写于2002年。从德高望重的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到糟糕至极的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一代以色列工党政治家的无能和政治上的怯懦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但后来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在阿莫斯·埃隆的有生之年，他还看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复出以及另外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升任外交部长，这些事情都可悲地确认了他上面对以色列政治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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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斯非常清楚地知道，目前中东的乱局是各方共同造成的结果。他同情“没有国籍，一无所有，四散各地的巴勒斯坦人”，可这种同情没有让他对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无能视而不见。［5］他见过许多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政客，他知道在自己人民的悲剧以及各种任务面前这些人是多么不称职。在他所有的文章和著作中，他对双方的失误都公允地予以承认，特别是那篇1996年发表在《纽约书评》上题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终结”的文章，它影响尤其大。但巴勒斯坦人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主要在1948年以前，而以色列则要为其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后发生的灾难性失误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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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斯逐渐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已失去其效用。“作为‘消除歧视行动’的措施，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的形成阶段是有用的。今天，它已变得多余。”［6］犹太复国主义曾经是一些无国籍者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如今却发生了悲惨的转变。对于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堕落成犹太人与偏心的上帝之间达成的一个民族宗教的地产契约，在这个拒绝让步的契约看来，所有针对威胁、批评者和敌人（无论是真实或想象出来的）采取的行动都是正当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以国家建设为目的的民族主义，如今它早已失去了原先的目标。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建成、追求常态的国家，犹太复国主义没有什么重要性，不过它可以带来很大危害。总之，如今它已经被极端分子劫持。赫茨尔梦想有一个“正常的”犹太国，如今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一个排他主义、宗派主义的噩梦。对于这种变化，阿莫斯将济慈的诗稍微做了一些改动：“狂热者有一个梦想，他们为一个教派建了一个天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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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斯·埃隆在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以色列日报《国土报》（Haaretz）任记者，这份工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占据很大一块。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经常担任驻外记者，从共产主义时期的东欧到华盛顿特区他都会去。他似乎采访了包括约翰·F.肯尼迪（在肯尼迪时代最鼎盛时期与肯尼迪参加疯狂派对）到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内的几乎每个人。他曾经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华盛顿采访了一位即将离任回国的资深以色列外交官，埃隆向自己的这位同胞紧追着抛出一个个问题。埃隆问他：“你觉得在被派驻到美国这段时间里你取得了什么成绩？”这位外交官回答道：“哦，这个简单，我相信我已经成功地说服了美国人，反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主义。”阿莫斯告诉我，他觉得这名外交官的说法简直荒唐，可让他很难想象到的是，这样一个从以色列的利益考虑、将二者对等的政治观点却为许多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的支持者们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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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分不清犹太人和以色列、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狂热的排外主义神学之间的差别，在美国尤其如此，但是在以色列也是这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像阿莫斯·埃隆这样的以色列人会在托斯卡纳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他于5月25日在那里去世）。许多以色列人，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男女因为受到欧洲和美国城市的世界主义气息吸引而选择在国外生活。他们其中一些人宁愿选择流亡也不愿在以色列的占领军中服役。但是，对于埃隆这一代人而言，以色列成立之时他已经成年，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必要和成功他曾倾力付出过；卖掉他在耶路撒冷的家并永久定居国外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他的这个决定所带来的影响也很深远。这位在许多方面都很杰出的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是道德意义上的流亡者，他离开以色列以后再一次失去了根，或者他为表达反抗只扎根在世界主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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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以色列最伟大记者的自我放逐所造成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之一，便是今天许多以色列人对他的著作不再熟悉。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书有希伯来文版本。他的崇拜者们会认真阅读他在《纽约书评》和其他地方上频繁发表的文章。但是这几十年在以色列，阅读埃隆所写的这类文章的读者在逐步下降。但这不会削弱他离世的意义。恰恰相反，今天大多数以色列人不会为他哀悼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他们之前损失了什么，他的去世则是他们更大的损失，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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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9年7月《纽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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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第28章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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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讲座我听过一次。那是1987年在哈佛大学，已故的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当时在教政治理论研讨课，科拉科夫斯基受邀来开讲座。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的英文版才出版不久，科拉科夫斯基的名声如日中天。许多学生希望听到他的演讲，因此后来讲座地点换到了一个大型的公共礼堂，这样一来外来人员也能参加。我当时碰巧在剑桥市开会，于是便和一些朋友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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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拉科夫斯基演讲的标题很有暗示性和诱惑力：“历史中的恶魔”。学生、教师和其他听众专注地听着，一段时间里全场鸦雀无声。在场的许多人熟知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他好讽刺，论证严密，这些大家也都熟悉。但即便如此，听众也显然很难跟上他的论点。他们努力去理解，却还是不明白他的比喻指的是什么，于是礼堂开始笼罩着一种不知所措的神秘气氛。演讲进行了大约1/3以后，坐在我旁边的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探过身来低声说：“我知道了，他真的是在谈论魔鬼。”他的确是在谈论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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