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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这些考虑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要反对变革或奉行无为主义，科拉科夫斯基就不是这样。我们也不需要做出结论认为我们不能或不应该去努力改善人类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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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实现更多公正，更多安全，更多教育机会，为穷人和无自理能力者提供更多福利，让国家为他们承担更多责任，无论这些已经实现多少，如果没有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尽管它们有许多天真和空想）都是绝不可能取得的……过往的经验部分为社会主义思想辩护，部分是对它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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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拉科夫斯基具有对社会现实复杂性审慎而又保持均衡的理解力（他认为“人的博爱作为政治方案是灾难性的，但是它作为一种导向性的标志却不可缺少”），这让他与他这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显得不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比较常见的趋向是在过度自信人类进步无限可能性和幼稚地摒弃进步这个观念之间摇摆。科拉科夫斯基横跨于这个具有20世纪特色的鸿沟之上。在他看来，人类的博爱仍然是一个“调节性的而非构成性的观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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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含义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我们今天将这种妥协与社会民主主义联系在一起（在西欧大陆，这种妥协与基督教民主党联系在一起）。当然除了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它们往往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因为它很尴尬地背负着“社会主义”的种种含义及其在20世纪的过往。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但他在他那个时代现实政治的历史中积极地表达批评意见，而且不止一次。在波兰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之初，尽管科拉科夫斯基仍未满30岁，但他已经是当时波兰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了。1956年之后，他逐渐形成与主流不同的思想并将之公开表达了出来，然而在这个国度，所有批评意见注定迟早要遭到排斥。作为华沙大学哲学史的教授，他在1966年发表了著名的公开演讲，演讲中他谴责波兰统一工人党背叛了波兰人民，这是一个需要政治勇气的举动，他因此被开除出统一工人党。两年后，他流亡到西方。此后，科拉科夫斯基成了波兰国内年轻的持不同政见者理论知识的源泉和灯塔，自70年代中期这批人成为波兰政治反对派的核心成员，他们为团结工会运动提供了智力支持，并于1989年取得实权。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因而是一名完全参与到现实政治中的知识分子，尽管他蔑视“参与”的自负和虚荣。知识分子的参与与“责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一代人的思想中备受争议和崇拜，科拉科夫斯基则认为这种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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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知识分子应该担负某种特定的责任，为什么他们要承担与其他人不同的责任，这样是为了什么？ ……仅仅感觉到责任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德行，其本身并不会导向某种特定的责任：人们有可能因为一个正义的目标感到负有责任，也可能为一个邪恶的目标感到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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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代法国存在主义者和他们在英美的崇拜者中，似乎很少有人能够做出这个简单的观察。可能需要一个亲身经历极端邪恶的目标（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受这些目标吸引会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的吸引力有多大的人才能充分理解意识形态的承诺和道德单边主义所带来的代价及其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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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上所说的，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欧陆哲学家”（这个词经常在当代学术语言中使用），它特指海德格尔、萨特和他们的追随者。但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语国家大学占据主导地位的英美思想也没有太多的共同点，这无疑是造成他在牛津的几十年中受到孤立和忽视的原因。［7］科拉科夫斯基的特殊视角除了因为他毕生对天主教神学的研究，要找到其源头最好还是从他的经历中而不是从认识论中去找。正如他在自己的巨著中说，“各种情况都会促进世界观的形成……所有现象的形成原因都是多种多样、数不尽数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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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拉科夫斯基来说，这些多重原因不仅仅包括他在“二战”期间度过的不幸童年以及后来的灾难性历史，还有波兰在这灾难性的几十年中非常独特的环境。因为，尽管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科拉科夫斯基的思想究竟在走向何处，但他的思想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这点再明显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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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拉科夫斯基是最国际化的欧洲现代哲学家，他的祖国有五种主要语言及与其相对应的文化，他在国外流亡了20多年，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无根”之人。与萨义德相反，他对是否可以真诚地拒绝承认对一个群体任何形式的忠诚表示怀疑。科拉科夫斯基从来没有融入某个地方，也不是完全格格不入，他终生对本土主义观点持批判态度；但是他在自己的祖国波兰却受到人们的称赞，这也本是理所应当。他的欧洲人身份深入骨髓，可科拉科夫斯基从未停止以一种疏离的怀疑态度审视泛欧主义者的天真幻想，这种泛欧主义的同质化愿望让他想起了另一个时代乌托邦式的沉闷教条。在他看来，多样性是一个更加谨慎的愿望，只要不把它本身当作目标来崇拜就好；另外只有通过保存独特的民族身份才能够确保多样性。［9］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来，那就是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是独一无二的。他将讽刺和道德上的严肃性，宗教情感和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对社会的参与和政治上的疑虑结合起来，这非常独特，也很难得［应该也可以说，他的魅力惊人，出于一些相同的原因，他和已故的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任何聚会上都会对人产生几乎一样的吸引力［10］］。但正因为这些原因（包括个人魅力）让人想起他和许多人同属一个传统也似乎并非没有道理。他的修养很深厚，他在作品中引用的内容范围极其广阔；他很幸运地在西方国家找到了避难所，然后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些地方在学术上的狭隘；波兰在20世纪的经验和记忆仿佛在他那顽皮和富有表现力的脸上都留下了印记：所有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已故的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是一个真正的中欧知识分子，也许是最后一个。对于在1880年和1930年之间出生的两代人而言，20世纪典型的中欧经验包括欧洲文明中心地带的多语种教育，这种教育为同样在这块中心地带所发生的独裁、战争、占领、破坏和种族灭绝的经验所磨砺，也为它所限制，受到它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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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理智的人会希望重复这样的经历以再造这种情感教育所产生的思想和思想家。对失去的共产主义东欧的知识分子世界表达怀念不仅仅让人反感，它还十分接近于对现在已经不再有的以前的人们所遭受的镇压表达惋惜之情。但是莱谢克·科拉科夫斯会第一个指出，中欧的20世纪历史及其在智识上的丰富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存在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关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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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产生了“怀着恐惧的自由主义”，这是朱迪丝·施克莱在另一个情境下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因为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极端化造成的后果有了亲身经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要去不妥协地捍卫理性与节制；我们要始终有以下意识：巨大的灾难可能会发生，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样的灾难会被误解为契机或重新开始的机会；人们会面临将各种变化多端的思想统一起来的诱惑。这是20世纪的中欧教训。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我们不用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再重新学习这个教训；如果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我们最好期待身边有人可以教给我们这个教训。在此之前，我们只要重读科拉科夫斯基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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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早在发表在2009年9月的《纽约书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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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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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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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虽然霍布斯鲍姆是20世纪60年代许多激进学生的英雄，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当时的左派风尚。用他的话说：“只要是对现实生活的种种限制有哪怕最少经验的人，也就是说，只要是真正的成年人就不会起草如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或1969年意大利‘火热的秋天’（‘hot autumn’）运动中那种自信但明显荒谬的口号。”在这件事情上，霍布斯鲍姆让人想起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这位研究无裤党的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他信奉共产主义）。许多法国左派青年对他的作品很是崇拜，在没有见到他本人之前就假定他会像他所研究的专题那样不讲究穿着且会平等待人。没有人再犯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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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论怎么去写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它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欧洲人（和北美人）对自己以及其他地区的人所做出的行为以及欧洲以外地区的人如何予以应对并受之影响（通常是不利的影响）的历史。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一点终归是20世纪的问题所在。在我看来，一些评论者批评霍布斯鲍姆这样去理解20世纪的历史并且如此写作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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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鉴于这种第一手资料的优势，再考虑到这种材料庞大的数量，霍布斯鲍姆没有更多地利用自己有关20世纪的回忆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经验实在是件很可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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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欧洲最大的公司之一问这位市长是否愿意让该公司一个重要的工厂建到博洛尼亚，他婉言予以拒绝。他对霍布斯鲍姆解释说，他所在地区的混合经济运转良好，不需要把如米兰或都灵这样的大城市的工业问题带到博洛尼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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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虽然霍布斯鲍姆没有提到他自己的职业轨迹，至少在最初几年他曾为自己的政治倾向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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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前匈牙利共产党和捷克共产党党员以及他们的对手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德国人被赶走之后，当地的共产党开始了一系列行动以挫败并诋毁其国内的政敌，比如：伪造选票，在政治和法律上进行恫吓，对苏联对他们的保护加以利用。当时他们也可以依赖民众给予他们的真正的支持（虽然这种支持在迅速缩小中），但是这不能掩盖上述事实。参见：Eugen Loebl, My Mind on Tria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Béla Szász, Volunteers for the Gallows: Anatomy of a Show-Trial (New York: Norton, 1971); Josephine Langer, Une Saison à Bratislava (Paris: Seuil, 1979); Stephen Kertesz,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Hungary and the Illusions of Peacemaking 1945–1947 (South Bend,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6)。捷克国家社会党与德国的国家社会党没有关系，除了它们的起源都可以间接追溯到19世纪晚期波希米亚工人运动中不同民族间发生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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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在1941年写道，东欧的主权国家守不住，没有前途，如果战后胜利的苏联直接吞并波兰、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对它们来说会更好。G. D. H. Cole, Europe, Russia and the Future，转引自Serban Voinea，“Satéllisation et libération,” Revue socialiste (March 1957), p.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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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俗的信仰中应该包括在20世纪对知识分子形成影响力的意识形态神话，如果没有这些意识形态神话，我们将不能合理解释“人们堕入野蛮”中间发生的许多极其恶劣的行径。奇怪的是，在这些问题上霍布斯鲍姆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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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西欧国家也并非如霍布斯鲍姆有时所暗示的那样全面实施“计划”经济。1945年以后在对经济进行计划上有许多变种：英国实行了国有化，但是没有实施计划经济；法国选择性地实施了计划经济，另外也实行了一些国有化；联邦德国则是对经济战略进行协调，既没有正式地实施计划经济，也没有实行国有化。虽然霍布斯鲍姆认为是凯恩斯颠覆了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合理性，但是在本书中他没有太多讨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战时社会规划和战后经济实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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