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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出现让人们制造工具的能力大大提升，要学着做点什么东西不再需要亲眼看别人现场操作，只要做过的人能用语言描述，其他人就可以如此这般地学会。那个时候的人们尚未亲眼见过世界上很多东西，但只要群体中有一个人见过，就相当于其他人都见过了，因为那个人所见的东西已经成为他们共同的符号世界中的一个元素。技能和知识在符号世界中逐渐累积，过去的经验代代相传，从而使后人能制造出更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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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样的突然繁荣说明人类已经掌握语言，那么从这时起人类应该也有了讲故事的能力。如果这个推断没错的话，这也是人类第一次有了历史意识，开始尝试构建自己的过去。宇宙诞生以来的亿万年中发生了太多事情，但要把这些讲成故事，首先得有诸如“昨天”“明天”“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爷爷的爷爷”这样的说法。讲故事和历史概念出现了，才生发出所有的神话传说。当我想明白了是语言发展之后，才产生了故事、艺术、宗教、技术等等，忽觉茅塞顿开。我几乎能把自己代入当时当地的场景，跟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每个人既彼此有关又不失独立。从那一刻起，我们才能确凿无疑地说“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了。他们虽然跟如今的我们穿着打扮不同，也不会像我们一样每天洗澡，但着实已经是“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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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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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造词语。如果说辩证关系是对立的两面此消彼长，不断形成新的组合，那么“三元辩证”即三个力量互动的过程。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三股力量分别是环境、工具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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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3.文明在地理中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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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万年—公元前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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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工具和语言之后，人类就能进入此前难以生存的环境中生活。到了苦寒之地，就以猎物皮毛做衣服、用猎物骨头搭房子，生火取暖，住在里边。距今四万年以前，人类已经走出非洲，来到亚洲西南部，又走向了欧洲和东亚，还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极。哪里有好的食材，人类就往哪里去。对于狩猎者来说，猛犸象等大型野兽出没的北部自然是上好食材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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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不断提高狩猎本领的同时，地球恰好进入了持续的冰河期。全球气温骤降，大量的水凝固成冰川，海平面大幅下降。今天西伯利亚和北美之间的开阔海域在当时要么是干涸的陆地，要么是厚厚的冰盖，人们走在上面根本察觉不到脚下其实是大海，于是有些追逐猎物野味的人就从这里闯入了美洲。随后气温转暖，冰雪融化，海平面回升，两大洲之间的陆桥消失不见。当初没能过去的人再也过不去了，已经过去的人则回不来了。这是人类的一件大事——一块大陆被分为了两块。但当时的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个全球性变化，他们都忙着在自己的社会星群里过各自的小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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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至少已经有过三次从亚洲向美洲迁徙的浪潮，人类足迹甚至到达了今天加拿大东北部的新斯科舍和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此时人类使用语言已经有数千年，所以到了美洲的这些人无疑也会保留很多与东半球近亲共同的祖辈传下来的传说和传统。但在两块大陆分离后的一万一千多年里，人类文化则走上了分别演进的道路，这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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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主宰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决定了群体的交往方式，所以不同的环境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在那时最大的大陆上（包括今天的欧亚大陆和非洲），人类至少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大约一万年前，一些人放弃了狩猎采集而开始尝试定居农耕，在小亚细亚半岛（即今天的土耳其）、黎凡特（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叙利亚、黎巴嫩等地）和欧洲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小型村庄。能有村庄的地方一定是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的地方，这就是环境决定生活方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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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些地区也有人选择了不同的生存策略，他们没有定居下来完全依赖农耕为生，而是驯化捕猎来的动物，成了游牧的牧民。做农民还是做牧民，定居还是游牧，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分流。在定居农民与游牧部族交错居住的地带，二者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一方善于种植谷物、水果、蔬菜，另一方则出产肉类、皮毛、乳品，双方通过以物易物来互通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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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也会发生游牧部族为满足自己所需而劫掠农民村庄的情况。其实在一些地区，双方甚至能追溯到相同的祖先。而双方的分流发展会被演绎成背叛与战胜的宏大传说，在各自的部族中流传下去，比如《圣经·旧约》中该隐和亚伯的传说就产生于农牧并存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地方，两种生活方式注定会产生摩擦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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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走向了河湖海洋，以水中捕食为生。这种生活方式未必形成得更晚，因为船的出现比人类更早，我们的祖先在尚未完全进化成人类时就造出了最早的船。所以，人类在诞生之初应该就已经明白，只要地理条件允许，捕鱼、耕种和放牧一样，都能够维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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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流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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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六千年，有人发现了一种极有利于耕种的环境——河流沿岸，那里每年有洪泛，随后会沉积一层肥沃的新土。这样的河流多不胜数，但其中四个大河流域尤为显眼，孕育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最早的城市文明，即分别滋养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四大文明的尼罗河、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和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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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环境决定了文明，那为什么这些文明同样发祥于河流而后来的走向却如此不同？答案很简单：这四条大河并不十分相像，而有着重要的地理差异。人类在不同的大河流域生息繁衍，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传统和思想的星群，产生了不同的世界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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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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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由两条支流汇聚而成，下游最后六百英里左右水流状况极好。尼罗河总长四千多英里，发源于非洲中部的几条小河，上游和中游三千余英里的河道流经峡谷、瀑布、湍滩，一路激流经过一连串大瀑布，这样的河道滩浅浪急、时有狂风，完全不可能行船，步行涉水也无法通过。而过了大瀑布群之后的下游，才是孕育了埃及文明的尼罗河谷地。尼罗河下游水阔流深，波澜不兴地一路向北流去。在这平静的水面上，终年吹着向南的微风。人们在河上行船，撑上帆就随风向南，收起帆则顺流向北。这样的条件让人们能沿着河流分散而居，而不用聚集在一个个孤立的城镇。在不断交流互动中，人们形成了相同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整个流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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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个突出特征，尼罗河的另一个特征让它所养育的聚落得以很好地保全：由于上游的大瀑布群很难穿越，南方的蛮匪很难来这里滋扰。此外，尼罗河流域以东地形崎岖且气候干燥，几乎没什么人烟；西边是广阔的撒哈拉沙漠，也没有强邻威胁。所以古埃及人只需要守住尼罗河入海口三角洲的这一小块地方，居住在整个尼罗河流域狭长地带的其他人就能无忧无虑地生产劳作，蓄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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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环境滋养的单一文化中，人们愿意团结协作，兴建庞大的水利工程。尼罗河泛滥时，洪水会一直漫到河谷两侧的山脚下，于是两岸农民修建起水坝、水库、河渠，在洪水期蓄水，再根据农时定量放水以满足田地全年的灌溉需求。在工程组织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指挥体系，指挥权层层向上，在顶端的决策者就有了神一般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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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泛滥虽有明显的规律，却也并非一成不变。一旦出现洪水稍欠的年份，人们不禁会从自身找原因：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者少做了什么事？一边是强大的中央集权，一边是人们认识和影响自然的追求，两个因素碰在一起造就了古埃及文明中最显赫的人物——被人们视为神的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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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视法老为神，其本人当然受用，于是也自视为神。而我作为理性的现代人，忍不住要就此联想一番。比如，法老要是感冒了，人们会怎么想呢？哪有神会一觉醒来浑身乏力的？但我知道，在当时的埃及肯定没人动过这样的念头。个人的思想是社会塑造的，而古埃及社会需要当时的人们有这样一个信念：只要法老的需求、愿望乃至任性都得到满足，洪水就会如愿而至。当然，现实中没有哪个人的所有愿望和任性都能永远被满足，所以这个假设条件也就无法证伪。古埃及正需要一个无从证伪的信念，才能组织起千千万万的人齐心修水利，如果有人胆敢质疑，就是威胁了所有人的安全。没有人愿意做这个出头鸟，去当威胁所有人安全的罪人。质疑会危及这个社会星群的内部秩序，所以社会是不欢迎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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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经营、维护水利灌溉系统让无数人在一年当中的一段时间内有事可忙，但其余时间里无事可做。这肯定不是好现象，因为组织有素却无所事事的壮劳力会酝酿骚动。那么，一边是庞大的劳动人口需要找事情做，另一边是神一般的法老有各种需求需要被满足。这两个因素在一起又会产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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