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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来各文化的观察还能推断出，诺克文化中的光明神是对大自然的泛在神力和祖先力量的一种具体表达。诺克人的精神信仰世界与日常生活不能截然分开，他们认为音乐和肢体表达可以通灵，虽然吠陀人也会靠声音与灵界联系，但要有专门的通灵者按固定的程式吟诵唱词才能奏效。而在诺克人看来，音乐就是通灵媒介，集体参与就是仪式，每个人都要通过呼喊、应答、吟诵等形式参与进来。希腊人的宗教偏神秘，注重达到“入定”的状态，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打开与神灵沟通的大门，而众人之中唯有得到神启的人才能“入定”。而西非文化则是通过集体参与达到一种欢快的通灵状态，在整个宗族与无形的灵界间形成联络的洪流。在诺克文化时期，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可能曾是一个庞大的文化星群，只是构成这个星群的诸星今天已经不为人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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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后的某个时间，诺克文化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了。没人知道其中缘由。或许跟环境变迁有关，比如这个地区变得太过湿润、干旱或炎热；又或许这里的人们有了什么重大技术进步，让他们能迁徙到过去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不论是何原因，这些原本生活在今天喀麦隆、尼日利亚、贝宁一带的人们开始迁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同属班图语系，有共同的原始语言源头。随着班图民族迁往各地，分化衍生出了很多不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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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操班图语的先民能够穿越赤道雨林带，是因为他们会使用铁器砍伐树木，能披荆斩棘、填平泥淖。有了铁制的武器，他们还能把之前散居在此的狩猎采集部族赶走。与喜马拉雅山地部族进入印度的情形类似，随着新来的班图人定居下来，原来的部落退到了密林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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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图人的大迁徙并不是突然间的集体快速流动，实际上班图语系民族可能花了上千年时间才到达东非海岸。他们迁徙的速度并不快，因为迁徙的主要动力还是环境变迁的影响。在热带地区，强烈的降雨会让土壤的肥力流失，因为这里没有每年的洪水泛滥补给养分，所以农民要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先烧荒形成一层草木灰以补给土壤养分，再耕种；但烧荒只能进行一次，因为下次就没有荒草能用来烧了。用草木灰育肥过的土壤只能保持几年肥力，再之后农民就要重新找一片荒地开始新一轮的刀耕火种。这样看来，每一代人可能都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迁徙，不过是换个地块耕种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耕种方式必然导致人们向没有踏足过的地方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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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速度虽然不快，但班图人最终还是到达印度洋之滨。不少人在河、湖岸边定居下来，从事捕鱼、耕种、放牧，还有一些人从这里继续南迁，最终与沿西海岸往南迁徙的部族汇合。每一群人都保留着各自祖地的村落文化，村落之间很快形成贸易网络，在彼此联系的村庄里，部族长者有了国王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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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东部，班图语系民族与沿东非海岸线南下或从印度洋渡海而来的商人们打起了交道。于是非洲也成了季风贸易网络的一部分，阿拉伯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东非很多人使用的斯瓦希里语就是班图语系融合阿拉伯语形成的语言，斯瓦希里这个名字来源于阿拉伯语单词“sahel”，意为“边界”。斯瓦希里语正是诞生在班图语系民族与阿拉伯强盗和商人打交道的边界——在不同文化交叠碰撞的地方，总会激起扩散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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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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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于伊朗，《后汉书》称之为“和椟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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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中国古代所称的“安息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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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5.信仰体系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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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3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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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六度分隔”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人之间最多只隔着六个彼此认识的人。也就是你我或者任何人都会认识某个人，这个人又认识某个别人，如此再经过四个人就能认识教皇，或哪个著名影星，又或者某个仍然逍遥法外的连环杀手。也许此言不虚，但是人类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交往模式是反“六度分隔”理论的，可以称为“圈子效应”，即人们更倾向和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人交往，而更少与其他环境中的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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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古人当中，生活在同一流域，共同建造同一个大工程的人们属于同一个交往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交流区”，这些人所讲的故事会在其交流区内流传。虽然其中的人并不会直接跟交流区内的每个人交谈，甚至跟大部分人都素不相识，但每个人都认识一些别人，别人又认识更多的别人，故事也就这么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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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会有新闻从其他地方传来，远道而来的行商、探险者或误打误撞的访客会带来各种流言轶事。但是从别处来的信息终归是分散断续的，在同一交流区内流传的故事才是持续不断并越发得到巩固的。在故事流传的过程中，转述者会省略掉自己觉得不重要的部分而突出自己觉得重要的部分，从而把故事演绎成了传说。四大古文明诞生的流域是这种交流区最典型的例子，几大贸易网络也都各成交流区，因为沿着商路行旅的人们总会在路上或贸易节点的城镇与其他旅人相遇，比如在前文说到的和椟城、佩特拉、米诺斯、迦太基等等。来自不同文化又饱经世事的行旅者在这些地方交流传言轶事，就这样，中部世界形成了自己的传说体系，地中海世界也同样如此，两者都成了由无数叙事脉络交织而成的巨大社会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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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若干叙事脉络交织，终将形成一个庞大的整体，我们可称之为“主体叙事”（master narrative）。主体叙事是繁杂的故事和思想凝聚而成的自洽星群，不是若干事件的简单拼合。讲故事要想引起共鸣反响，就必须设置在真实、可信的世界中，主体叙事也是如此，需要时间感和空间感，要体现历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生活中有什么重大事件，世间一切如何发端，曾经如何变迁，又将走向何方。所谓主体叙事其实是一种抽象世界模式，是人们集体创造又以个体身份置身其中的一个想象整体。离了这个整体，人类就会失去应对环境的能力，因为人类以社会星群为基本存在形式，而不单单是孤立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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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早的主体叙事滥觞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为密不可分的地理因素所塑造。但主体叙事一旦成形就会脱离地缘而自发生长，会自发判断和选择内容的真与假、有关与无关。如此，与既有各项认知相符的信息就更容易被判断为真从而被接纳进来。正像故事能演绎成神话，主体叙事也在发展中不断得以丰富成形。认同某种主体叙事的人们会抵触有损其根基的思想和信息，而对能丰富和印证这套叙事的内容大加欢迎。于是，主体叙事越发展就越缜密、越明晰，由之形成的体系让置身其中的人们能找到生命的意义。然而，身在其中的我们可能不会察觉的是，主体叙事除了给人以生命的意义，更是社会星群实现自我延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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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千五百年前，一些受人尊崇的人物从若干迥异的社会环境的主体叙事中发展出了具体的信仰体系。这里说的信仰体系如果都被称为“宗教”可能不算恰当，因为宗教对大多数人来说有非常具体和明确的意义。人们往往通过自己宗教的框架来认识其他宗教，但每种宗教都只是一个参考系，把一个参考系嵌套到另一个当中的认识方法必然会让两者都遭到扭曲。因此，不妨先使用“信仰体系”这个稍显宽泛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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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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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似乎自古就认为，世界是向心归一的而历史是周而复始的；世界的中心是中华帝国，中国的周边是各藩属国，即地位较低的需要中华帝国保护的国家，藩属国的外围是蛮夷之地，蛮夷之地再外围则是天高地远、不值一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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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是一个家族王朝，朝代的更迭有其可预测的规律。举凡历朝历代，首先都要有统治的“天命”，即来自俗世之外的强大超自然力量的授权，中国人把这叫作“天”。天命既在，和谐自生，天下各得其所。随着时间推移，王朝会出问题、犯错误，逐渐失去天命，而后覆灭。随之治世变为乱世，直到又一位承天命统治“天下”的“天子”出现，新王朝建立，重回和谐治世。改朝换代，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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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的这种机制下没有“我国”和“他国”之分。中国不是世界诸国之一，而是唯一之国，中国即天下。周边的蛮夷之族总想进犯，虽然也有几次得手，但不过是因为中国恰好进入了合久必分的阶段。真正的矛盾从来不在于蛮夷强邻，而来自帝国内部。外族入侵、水旱饥荒、反叛起义、社会失序等局面，是王朝逐渐丧失天命的表现，说明天下的中心出了问题，社会的“熵”增加了，所以才变得如此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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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会因为无法践行维护天下和谐的礼制而失去天命。古代中国的世界观认为，现实世界有一种基本秩序将所有可见的实物组织起来，诸事万物之间有千丝万缕的隐秘联系与映射：颜色、季节、数字、时令、方向、饮食、情绪等等皆彼此相关。巧合总代表着某种意义，运气总有因果缘由。所有联系和映射在现实世界中交织起来形成的规律，就是学士们格物致知的对象。遵从这些内在规律而行止就能交上好运，背离这些规律则会招致麻烦。打个比方说，这有点像走在一个地雷密布的战区，如果你的手上有一张标示地雷的地图就能轻松通过，但盲目闯关恐怕会被炸得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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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就是凡人与至高的超自然力量——“天”之间的媒介。“天”不是西方观念中好人死后去的天堂，它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地方”。“天”也不是中国人对上帝的称呼，因为它也不是一种意志力量。中国人没有给“天”赋予人格，“天”所代表的是看似无序的宇宙之中无处不在的一种非人格的、实在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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