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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国家比喻成社会细胞，国界就是能把细胞内外区分开来的细胞膜，信息在细胞内的流动远多于跨细胞的流动。在被罗马征服后，新月地带已有的叙事，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众多护佑神、希伯来人的单一神、埃及的兽头神系等信仰体系都被囊括在了罗马内部，在希腊—罗马世界中与其他思潮一起汇流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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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仰体系中也有犹太教。犹太教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其他众多信仰一样，尊奉部族之神，也会有“我们的神比你们的神更厉害”的想法。但与众不同的是，只有犹太教提出了世间唯有一神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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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罗马征服后，犹太人居住的村庄和社区也开始受到罗马帝国中其他各种信息流的影响，能频繁接触到希腊—罗马世界的世俗和异教观念，同时犹太教的一些理念也汇入罗马帝国的血脉并流动到罗马治下的其他地区，包括世俗叙事居主导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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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思想并没有在这些涌流中溶解或消失，因为犹太教的叙事有强大的凝聚力，不会轻易溶解，这点有些像古印度的吠陀文化。犹太人认为自己是被罗马帝国集体俘虏的一个独立民族，因而通过信仰强化自身的民族精神。这一信仰号召犹太人通过抗争成立自己的国家，因为犹太教认为神界的追求与人间的诸事是分不开的，神的规训都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其中也涉及本该由政府管辖的事务，诸如契约、继承、罪罚等。如此一来，宗教就不单单是将众多部落凝聚成一个民族，还号召信众建立自己的政府，不再臣服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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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土地被征服那时起，犹太人就心有不忿。犹太教的叙事中开始有了“弥赛亚”（messiah），弥赛亚是有神赐力量、引领犹太人走向自由的一个受人拥戴的形象。与之相应，在暗流涌动的犹太社会中很快出现了很多义愤的宣传者，他们痛斥罗马帝国，像昔日的先知那样宣传宗教革新。在犹太人看来，弥赛亚可能是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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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名叫约翰的布道者尤其杰出，他让人们通过浸礼仪式进入自己的核心信众圈。“浸礼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本身是犹太人，但类似的皈依仪式在希腊—罗马世界的诸多秘传宗教中非常普遍，如太阳神教、厄琉希斯教、俄耳普斯教等都有吸收教外之人时的皈依仪式。这些秘传宗教常许诺信众能习得秘密的教义，达到精神升华，从而拥有幸福的未来，甚至可以长生不老（其实，只有不信秘传宗教的人才能总结它们的规律，因为哪个教的信徒都会觉得自己的教派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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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29年或前后，一个出身木匠家庭名叫耶稣的人遇见约翰并接受了浸礼。后来，耶稣成了犹太民族主义浪潮中最受爱戴的一位弥赛亚人选。这引起了当地罗马官员的注意，他们逮捕了耶稣并盘问道：“你就是弥赛亚吗？”在罗马官员的眼中，这样问就等于在问“领导反罗马斗争的人是不是你？”耶稣报以肯定回答。于是，罗马政权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这种刑罚不是针对个人的特例，而是罗马帝国对待反叛者的一贯方式，在耶稣之前已经有数千反叛者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之后也还有数千人被如此处刑。当时大部分罗马人对耶稣其人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之后，他的几位追随者悄悄传信说耶稣没有死，声称在哪里哪里见过耶稣，同常人一样健在。凭借这些说法，耶稣的门徒们开始散播消息。不久后，拥戴耶稣的运动就从主流犹太教中分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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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很明确地只对应一个民族，所以不会在整个罗马帝国传开。犹太教认为上帝与亚伯拉罕的子孙之间有一个契约，非亚伯拉罕的后人都不在这个契约之内。耶稣的门徒，特别是保罗，对这个说法做了改动。保罗从未见过耶稣，但在一次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突然皈依。按保罗的说法，耶稣带给世人的不只上帝同哪个部族的契约，而是同全人类的契约，世间男女老少都可以认同自己也是契约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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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本身是犹太人，奉《旧约律法》（Torah）为圭臬。在他的时代，基督的信徒并无其他经典可参照，记录耶稣言行的《福音书》是后来才出现的。那时，基督的信徒们将《旧约律法》重录为《旧约》。而在犹太人看来，《旧约律法》从来没有变成《旧约》，一直就是《旧约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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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主流信仰的犹太人继续等待弥赛亚现身，基督的信徒则认为弥赛亚已经现身。此时，基督信徒与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理解不再相同。坚持主流信仰的犹太人认为，把一个以肉体凡胎行走俗世的人尊为上帝是对神最大的亵渎，而在基督徒看来这却是信仰中的一个核心要义。基督徒认为，上帝确实应许给子民一个理想国，但这不是人间的哪片土地，而是信徒死后进入并永远居住的天国，有点类似古埃及人曾经想象的身后世界。两种信仰做个对比，如果要一个人产生对犹太教中上帝契约的归属感，他必须出生在犹太家庭，遵守犹太律法生活，男人还要行割礼，挨上那一刀可是很疼的；而要让一个人对基督教有归属感，只需要接受浸礼，信奉耶稣即可，有愿望的人都可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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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世界中，相信凡人可以成神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想法，多神教的世界充满了这样的偶像。比如，赫拉克利斯和阿喀琉斯之所以有超人的能力，是因为父亲是神而母亲是人。而就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同一时代，罗马的精英也在宣扬奥古斯都大帝已经成神。所以基督教并不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对立面，而是与这一文化当中的诸多其他文化形式一起竞争。反对基督教的罗马人相信凡人可以成神，但是拒绝承认世上仅有一神。而反对基督教的犹太人则相信世上只有一个神，并且不承认这唯一的神是耶稣这个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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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正是诞生在这两个显然矛盾的叙事相遇之处，它结合了两边各自的一些观念，并排除了其中不合适的部分。公元74年，这场新运动发生了一次关键性的转折。被围困在马萨达要塞的九百名犹太反叛者没有屈服于罗马，而是选择集体壮烈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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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基督徒中从犹太教改宗而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原来不信教者的皈依。犹太人一直在同罗马抗争，争取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但是新皈依的基督徒却无暇做这样的斗争，仅仅是加入基督教就已经招致罗马政权的不少刁难了。他们从来就不是犹太人，为什么还要承担罗马政权对犹太人的仇恨呢？在此背景下，耶稣对基督徒的告诫“让恺撒的归恺撒”有了新的含义，凸显了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分别[1] 。希腊—罗马文化中不信教的人本主义者很容易接受世俗与神界的二元分野，但黎凡特文明中的犹太教徒却理解不了怎么能“让恺撒的归恺撒”，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是恺撒的，世间万物都是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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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犹太教一直像是悬浮在罗马世界诸多社会星群中的一个密闭气泡，而基督教则凭借两个优势像野草一样迅速传播开来。其一，基督教符合希腊—罗马文化中认为人神两界并存但截然有别的理念；其二，基督教的受众很广，其内容与罗马帝国大部分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天我们听到古罗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浴场、宴会，华贵的器皿中盛满剥好的葡萄——但葡萄皮可不是瓜熟蒂落自己脱掉的。奴隶制在古代各个社会都稀松平常，但罗马人对奴隶的使用远超其他社会。罗马的奴隶不仅仅是供使唤的下人和寻欢的工具，还被当作劳动机器，要从事采盐、凿石、撑船、犁地等各种繁重劳动。罗马自由人当中，如果谁拥有的奴隶不到四人就会被视作贫困户，而富人可以一人拥有五万名奴隶甚至更多。奴隶制其实是罗马军事治国的必然产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人不断远征，收服新的土地，把成千上万的俘虏送回国内。到耶稣受难时，奴隶人口已经超过罗马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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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再想想，一个罗马人如果想通过做工维持生计，能要求多少报酬呢？不管他有偿做什么工作，雇主总可以找到免费的奴隶来做。最终结果是，罗马绝大部分人口要么是奴隶，要么是极度贫困的农民，要么是栖身拥挤的贫民窟中无事可做的群氓，国家免费提供娱乐和吃食以防他们惹出什么乱子，但也不过是发些勉强充饥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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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共和国全盛时期，传统的多神教能解释日常所见的种种，因而贵族大多信服。他们遵守多神教的仪式，传播其理念。同时，罗马人在战场上连战连捷，建起了繁荣的城市。富人愈发富裕，很容易认为穷人之所以穷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奴隶之所以是奴隶，是因为败者就该有此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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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奴隶和乞丐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眼中，从公元元年开始，多神教叙事所解释的世界已经毫无意义。正当此时，基督教出现了，它告诉人们现世只是一场考验，是为了决定人们死后将去往何处、过何种生活。最贫穷、最卑微、最受欺凌的人们会通过考验，死后会永远居住在幸福的天国。而罗马贵族大多是通不过考验的，他们要想进入天国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在基督教的叙事中，世间一切都有了意义。看吧，这就是叙事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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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多神教的罗马政权为了扑灭基督教的星星之火，开始举行狮子撕咬基督徒的公共娱乐表演。这种表演可能并不经常举行，但是哪需要太多次呢？人们看到狮子大口吞吃一个束手待毙的人，这样的场面必定口口相传，像星火燎原传遍各处。这其实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因为它完全体现了恐怖主义的逻辑：破坏和杀戮只是手段，达成目的真正靠的是由此挑起故事和报道，刺激人的情绪，让人心生恐惧。诸君请看，这也是叙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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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斗士与狮子相搏的场面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叙事。罗马人通过展现暴力，昭告人们“我们能以最恐怖的方式消灭你们”。而基督徒殉道者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平静，宣告着“死是基督徒进入永生的大门”。国家可以制造让人恐惧的故事，却无法控制人们从故事中听出什么。殉道者甚至在被狮子吞噬时还高声歌颂耶稣，这让基督教的叙事听起来更有感召力。场面越惨烈，基督徒的临终宣告越让人记忆深刻。罗马政权本打算借此消灭基督教，却反倒助推了基督教发展壮大。可见，一种叙事要战胜另一种，需要的不是刀枪剑戟，而是阐发意义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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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随着奴隶制和不平等越发严重，罗马治理体系的根基开始动摇。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组织不断发展，基督徒们用心经营着这些组织，互相之间充分交流，必要时会召集起来应对共同面临的难题。慢慢地，基督教的组织开始具备一些对内治理功能。趁着罗马多神教的生命力从内部衰败，基督教的羽翼丰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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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已经发展成与正式的罗马政权相对的影子政府。在世俗统治中，皇帝统治全国，帝国分为若干行省，各行省有总督，其下有行政官员负责治理各地。所有行省实行同一套正式的成文法，规范人们的个人行为与人际交往，为官员治理社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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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对内治理也分为若干类似行省的单元，基督徒称之为教区。每个教区由一位主教管理，其中大城市的主教又称大主教。相比于普通主教只管辖住在农村为数不多的分散人口，大主教的权力更大。所有主教都遵照日益完善的成文教会法工作。罗马政权的各项法律源于“十二铜表法”的精神，而基督教的教会法则从《福音书》发展而来。众多主教中，有一人的权力高于所有其他人，不难猜到，他就是罗马城的大主教。后来，他有了一个专门的称谓——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而这本来是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对多神教中最高执事的称呼。再后来，罗马的基督教界开始称呼最高宗教领袖为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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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终于接受了现实，承认在自己治理的广袤帝国上，基督教的管理机制比古罗马留下来的锈迹斑斑的治理机器更有效。公元320年，在一次重大战役出征前，君士坦丁大帝宣称见到天上出现了十字架。受此天启，他擎起基督教旗帜走上战场。凯旋后，他发诏宣布基督教合法，并迁都君士坦丁堡，开始了帝国向基督教国家的转型。从此，失去官方支持的多神教叙事开始式微。公元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终于将多神教定为非法，奉基督教为唯一国教[2] 。至此，承续希腊文明的罗马叙事与源于黎凡特文明的犹太叙事完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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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基督教后，不仅把基督教的治理体系作为新的罗马治理体系，自己也成为事实上基督教会的领袖。公元325年出现了一次教义论争，威胁到了基督教的团结。于是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众主教举行大公会议，让他们决定基督徒到底应该如何信仰。这次会议形成了《尼西亚信经》，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罗马的基督徒明确了核心信仰：上帝是唯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本质都是上帝，虽居三个位格而实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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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帝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因不同叙事碰撞而造成的摩擦。罗马的北边生活着若干日耳曼部族，从恺撒时代起，这些日耳曼人就一直同罗马人交战。这些部族不以日耳曼为名，而是各有其名，如哥特、汪达尔、苏维汇等等。每个部族有自己的语言，相邻部族的语言相似却不完全相同，此时还没有出现统一的日耳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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