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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本来是罗马人对这些部族的称呼，意指“在北方惹是生非的匪帮”，当时的罗马人看日耳曼人应该就像古代中国人看待匈奴。不过日耳曼人不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是生活在密林深处，在潮湿坚硬、难以耕作的土壤上种田讨生活的民族，要知道那时还没有铁制犁铧。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断发展游牧生活方式，已经能很好地适应当地自然环境。而欧洲北部的日耳曼部族虽然不事游牧，却也没有定居下来，这些贫困的农民不断迁徙，追逐着更好的自然条件，一路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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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相遇的地方，两个互不兼容的叙事就会产生摩擦。日耳曼人没有城市，也不过城市生活。他们的社会领袖是占山为营的战斗头领，围绕山头的堡垒管辖着周边很小的领地，手下都是自己的亲信，凭借彼此效忠的盟誓结成一伙。日耳曼人把盟誓看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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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百姓住在堡垒周边的村庄里，在头领的威权下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日耳曼社会中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是法官，负责裁判领地之间的争端。法官不是通过任命或选举产生，而是由于多年树立的威信，人们主动倚仗他们裁断。这些部族没有书面文字，因此法官不参考什么成文的法条，做裁断一是依据部族传统，二是尽可能参考过往先例。如果前事如此这般，新的裁断也应该循旧例，所以法官不仅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过人的记忆力，还要对自己的部族有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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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职权不能传给儿子，子孙要想得到法官身份必须自己争取。头领也不一定让子孙继承自己的信从，因为结盟关系发生在当初起誓的人之间，一旦作为结盟者一方的头领去世，盟誓就不再作数，所以头领的后嗣需要靠自己树立威信。在当时的日耳曼人眼中，世界就是这样基于人际关系的交往、协商与承诺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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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世纪左右，日耳曼人加速了南迁，先头部族激烈地冲击罗马的土地。他们之所以全力南进，是因为后方也在被别人推着走，一波新的迁徙大潮正从中亚涌来。罗马人将这批移民称为“塞西亚人”，原意是“非日耳曼的蛮族滋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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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起源于远东的迁徙浪潮中，塞西亚人是最西边的先锋，他们的祖先正是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未停止滋扰中国的匈奴人。待中国人筑好长城，汉朝形成强大国力之后，匈奴部落就被吓阻在外，不再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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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游牧部族的生计可以说一半靠放牧、一半靠掠夺，如果不能劫掠中国，就得再找别的目标。到哪里找呢？欧亚大草原上到处都有游牧部落，如果只在游牧部落中抢掠，其实得不到什么自己原来没有的。因此其中一支嚈哒部族向南、向东进入印度，踏平了贵霜帝国，占领了贵霜人的城市，不久便定居下来成了城市民族。其他的草原游牧部族则一路向西。然而往西要走很远才能有大一些的城市供他们洗劫，因此在途中，打家劫舍的散兵游勇慢慢形成了杂牌部队，行到欧洲，已然形成大队人马，所过之处皆被荡平。毕竟同是游牧人，到城市去抢一笔是共同目标。他们就是罗马人口中的塞西亚人。由于沿途各地都向行伍之中补充人马，军队成分复杂，很难把士兵归结为哪一个民族或语系。其中的领军者“匈人”也由若干部族混杂而成，其主体是像蒙古人和今天的突厥诸民族一样同属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很像侵犯中国中原地区的匈奴。其实可以说，西方所称的匈人和中国历史记载的匈奴是同一回事。这些人进犯欧洲，加快了日耳曼人本来的南迁。就这样，修筑长城阻隔了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进犯，远在东方的中国对罗马帝国的衰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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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罗马帝国“衰落”可能不太适当，因为这恐怕会勾勒出这样一番图景：野蛮人高声呐喊着摧毁城墙，长驱直入，在这座壮美的城市中烧杀奸淫。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罗马不像中国有长城拱卫边境（只有在今天的英国有几英里长的石头墙），它的边防主要靠戍卫军队驻扎在各处，防范日耳曼人进入并占地而居。罗马军队偶尔也会在边境地区与日耳曼部族冲突，但这并不总是发生。大部分情况下，两边就是远远地点个头，或者走近一点互相诘骂，再不就是拿肉换点粮食，或调戏对面的妇女。偶尔也会拳脚相向，过后又把酒言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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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生活在罗马边境的日耳曼人学会了一点拉丁语，甚至还能跟罗马军队你来我往地斗几句嘴。有时能搞到些罗马的衣裳就再好不过了，那可比自己的穿着好不少。偶尔会有罗马人被日耳曼人俘虏成为奴隶，或者日耳曼人被罗马人捉住做了奴隶。这些奴隶有机会逃回故土时，也会带一些对方的文化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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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名叫乌尔斐拉斯（Ulfilas）的归化哥特人就兼通这两种文化。他从小信仰基督教，长大后成了一名主教。公元350年前后，乌尔斐拉斯自创字母表，将《圣经》翻译成了哥特语。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拉丁语和希腊语单词都能在哥特语中找到对应的翻译，因为哥特语词汇产生的背景与基督教发祥圣地有不小的差异。虽然乌尔斐拉斯用哥特语译出的《圣经》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廷中使用的《圣经》有微妙的差异，但毕竟总算是有了一部哥特语《圣经》。从此，日耳曼部落陆续开始信仰基督教，当然，是他们自己版本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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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斐拉斯没有承认《尼西亚信经》中三位一体的理念，而是采纳了北非主教阿里乌斯（Arius）提出的备受争议的信条，即上帝是唯一的，是信众的圣父；耶稣基督近乎上帝，但与上帝有本质区别，耶稣也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所造的万物中最荣光的一个。阿里乌斯信条之所以比《尼西亚信经》更受日耳曼人认可，不排除是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如果儿子的地位与父亲相当，会引发对地位的争夺，继而造成混乱。但也可能是因为日耳曼人觉得阿里乌斯信条更好接受。抛开具体教义不谈，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逐渐模糊了自身与罗马人之间的差别。不同的宗教理念同属于基督教的星群，分别形成了两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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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是两个族群的融合。罗马人不再把日耳曼人视为跟波斯人一样的重大威胁，而只当他们是没开化的愚民，影响的不过是文明的秩序。罗马人总是招募最骠勇健壮的人参军，结实的日耳曼人就是很好的人选。而对于贫困的日耳曼人来说，加入罗马军队可以保障日有三餐、夜有住处，于是不少日耳曼人纷纷加入而并不觉得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因为他们本来也没有统一的“日耳曼民族”意识。在他们看来，跟罗马打仗是打，跟其他蛮族打仗也是打，两者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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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罗马帝国的军事传统，将帅要把战利品拿出来与士兵分享。在边境上，罗马将帅（其中不乏日耳曼人）打退来犯的匪帮（大部分是日耳曼部族）之后，会把缴获的大部分战利品分发给手下（很多也是日耳曼人）。边塞之地远离国都，所以有时罗马政权会委任军事将帅同时承担社会管理职权，维护当地秩序，这些将帅被称为“御前侍从”（comes），后来被冠以“伯爵”（count）头衔。偶尔有日耳曼部落的头领进入罗马，还占了土地掌控了当地社会，罗马也就顺水推舟给他一个行政名分，把他已享有的贡奉改为俸禄，这种地方性君主（duce）后来演变成了“公爵”（d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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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应该不难猜到故事后来的走向，罗马和日耳曼两个社会开始混合在一起，逐渐罗马化的日耳曼人成了逐渐日耳曼化的罗马帝国的臣民。日耳曼人从没想过摧毁罗马，反倒乐得成为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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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是一个非常讲究身份地位的社会，外来人几乎无法爬上更高的社会阶级，但在军队中谋个一官半职则没有那么难，战绩卓著的士兵还有机会被选入禁卫军，成为专门保卫皇帝的精锐部队的一分子。而禁卫军容易拥兵自重，具备推翻在任皇帝和拥立新皇的实力。随着日耳曼人逐渐占据禁卫军的大多数，有时也会把日耳曼族裔扶上皇帝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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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手是强大的哥特王阿拉里克（Alaric）。罗马大统帅斯提利科（Stilicho）也毫不逊色，与阿拉里克相持不下，数次力挽狂澜，救罗马于危难之中。然而，大统帅终有一死。在斯提利科死后两年的公元410年，阿拉里克攻陷罗马。有些史学家认为这次事件标志了罗马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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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时候就说罗马灭亡了可能还为时尚早。阿拉里克的父王曾经与罗马订立友好盟约，当时只有八岁的阿拉里克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签约。后来，他就在罗马的东都君士坦丁堡长大，习惯了罗马的生活方式，上学也是在罗马，能流利地读写拉丁语和希腊语。所以，阿拉里克绝不是想象中挥舞战斧呐喊冲锋的蛮族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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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罗马大统帅斯提利科又是什么人呢？他其实是汪达尔人的后代。汪达尔人是日耳曼的一个部族，来自遥远的北方。斯提利科年轻时加入罗马骑兵团，后来一路晋升，爬上军中高位后迎娶了一位罗马贵族小姐。所以，他本人也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面有威仪的纯粹罗马人形象。更有意思的是，阿拉里克和斯提利科年轻时都曾在罗马军队服役，甚至算得上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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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里克死后，匈奴开始进犯罗马周边。威名远播的匈奴王阿提拉率军进攻罗马，最终甚至攻下罗马城，让罗马人无力招架。这能算是罗马的灭亡吗？也不应该。阿提拉在匈奴人进入罗马城之前就去世了。没有了阿提拉的率领，匈奴军队不过是散兵游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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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汪达尔人也洗劫了罗马（从此汪达尔的英文词有了粗暴破坏的意思）。这回算是罗马帝国真正灭亡了吗？恐怕还是不能算。虽然汪达尔人在罗马大肆劫掠三天，但他们信守了对教皇的承诺，不开杀戒，不毁房屋，三天之后就回迦太基老家去了。汪达尔人把国都迦太基城建造成了第二个罗马城，并以与罗马如出一辙的方式统治了自己的北非王国。他们像罗马一样征收税赋，过着罗马人一样的生活，去剧场、竞技场，欣赏歌剧、哑剧，常年开放图书馆，营建公园以供休憩，当然也会泡在浴场里惬意地享受剥好了皮的葡萄，也会追寻声色犬马的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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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实罗马从未灭亡。它最初是一个充满拉丁文化的世界，随着疆域扩张吸收了很多希腊文明的内容，拉丁与希腊文化交融后又经历了基督化。那些亲身经历过罗马“灭亡”的人，不会意识到罗马正在“灭亡”，只会觉得罗马在经历变化：先是日耳曼人从“外族”变成了“内族”，之后他们分散到各地，消解了古老帝国原有的组织样式，形成了若干半独立的堡垒和村庄，各有领主。经历这段历史的人甚至不会认为这算是罗马的“衰落”，毕竟很多人本就是日耳曼人后裔。祖先追寻了几百年的良田，现在终于能够拥有，这怎么能叫衰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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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公元4世纪初，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规定禁止自由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或从事其他职业谋生。这样的律令实质上让欧洲农民成了农奴。农奴并不是奴隶，而是附着在土地上的资产，就像森林、河流、矿藏、猎物一样。谁获得土地，谁就同时获得这片土地上的农奴。农奴制不是日耳曼人带到欧洲大陆上来的，他们只是继承了罗马的旧俗。不过日耳曼人对此欣然接受，因为农奴制非常符合他们理想的世界格局，即领主统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而这一切所处的基督教社会背景，又可以追溯回古罗马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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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部，罗马政权自成一体，演化成了拜占庭帝国，但仍自称罗马。东部教廷仍然需要国家政权的庇护，因为国家政权还明确存在。因此，东部基督教成了国家政权统治下的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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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部，国家政权消失了，罗马主教成了人民的庇护者，承担起了原来政府的各项责任，时常要从自己的田产中分出粮食来救助饥民，还要雇佣士兵稳定社会秩序。罗马主教担当调停的角色，解决各地人民的实际统治者即领主之间的矛盾，还要与外来的军事势力如伦巴第人等开展和谈[3] 。伦巴第人也是南下进犯罗马的最后一支日耳曼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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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90年，罗马元老院中一位元老的儿子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Ⅰ）成为教皇。格里高利教皇宣称自己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主教，他不是同侪中的首座，而是整个基督教廷的首领。西欧各地的主教相继认可，逐渐将权威让渡给这个核心人物。公元604年格里高利去世时，他的地位已经可与过去的罗马皇帝比肩。至此，希腊、罗马、黎凡特、日耳曼等世界历史叙事的融合终于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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