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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发明传到欧洲后立刻得到发展。例如火药早在唐朝的中国就已经发明，却主要被用于制造焰火爆竹。唐朝根本用不着枪炮，因为朝廷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已经能够一统天下，即便要对战游牧民族，需要的也是马匹而不是枪炮。后来火药传到了欧洲，就催生了武器技术。为什么到了这里才如此呢？因为欧洲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而包含很多独立自治、势均力敌又彼此争斗不休的国家（在公元1000年前后，这样的国家有五百个左右）。如果哪个国家靠某种武器占了一点上风，其他国家就会纷纷用上同样的技术，追平它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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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平”很重要。因为随着一次次东征的结束，不少十字军士兵从圣地返乡，其中很多人除了打打杀杀再无一技之长。当时的欧洲缺少能让这些人派上用场的工作，因此一些东征回来的人组成了自由连队，作为独立武装在乡里到处晃荡，没事找事，自我标榜为“自由长矛兵”[2] 。游手好闲久了，他们就会制造出许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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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统治者们想出了一种解决办法：雇佣这些人去邻国打仗。这样就能让自由长矛兵不在本地闯祸，而到别人的地盘上折腾。面对蜂拥而来的自由连队，邻国统治者也雇佣他们到别的地方去打别的仗。当时的欧洲有很多小国家，因此战事不断。这一时期在西欧历史上被称为“百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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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战争推动了军事科技的快速发展。欧洲有不少石头城堡，而攻打石头城堡最能显现出火炮的威力，在城堡的映衬下，火炮越大就显得越威猛。欧洲战场上都是全副铠甲的骑士，虽然刀剑不入，却挡不住炮弹。火炮的使用让骑士成了旧时代的浪漫符号，就像今天美国西部小说中的牛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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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技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平等，因为任何人只要有手指头就能触发引爆装置。新的武器让非近身战斗成了常态，这样一来，人头数远比肌肉块更重要。既然人头数成了胜负的关键，那么谁能召集最多的士兵、给他们配备最精良的武器并有效组织好，谁就是最厉害的军事统帅。战斗不再是武士间的单兵对决，而是军队间的对抗。行伍之中以服从军令为荣，将帅之才也以管理本领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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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既然金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最善于挣钱的人必将成为新的精英。城镇当中不断涌现的成功商人自然在此之列。另外，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手工匠人开始埋头研究如何造出更好的枪，再把自己的发明卖给哪个大公或者国王。在市场力量开始无孔不入的社会里，谁能造出更好的枪，谁就能赚到大笔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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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意义重大、堪比枪支的发明是钟表。一个中国和尚发明的三层机械计时器应该算是世界上第一座机械钟。这座钟体量巨大，有一幢小楼高，由水流推动轮轴再驱动转轮，整座装置每隔一定时间就鸣响一次。但中国人其实不大用得上钟表，他们对计时并无太大的兴趣，不需要关心具体时间是3
:16还是3:42，生活在农耕社会中的中国人更关心的是距离下一次春分还有多少天。三层机械计时器的报时功能对记载历法并无助益，所以只被视作讨巧的玩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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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钟表的概念后来传到了伊斯兰社会，但在那里也没什么发展，可能因为伊斯兰的社会星群中以祷告时间为时间的根本标度，而经典中又明确指出祷告时间要依太阳方位确定。如此一来，钟表反而会干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概念，并可能会左右祷告的时间，因此必然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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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机械钟表传到了欧洲。这里的手艺匠人对改进钟表乐此不疲，他们找到了不用水流也能驱动钟表的方法：使用钟摆或弹簧发条。于是钟表成了能手动使其运转的装置，不再需要依靠自然界的力量驱动，就能量度时间这个无法通过感官确知的量。这之前的计时器（例如日晷）都是靠自然现象计时，辨别时间最终要以太阳方位来推断。在这样的计时体系下，“一天”没有绝对的长度——冬天短，夏天长，而且时间是不能脱离空间的，不同的两地日落不在同时，时间对每个人是各不相同的。而机械钟表将时间体现成了难以言喻、超于物外的某种流逝，不分地点，恒速向前。此外，欧洲的钟表匠们还在探索怎样把钟表造得更小，小到能安装到教堂钟楼上，让周边的人能随时看到时间。这个想法实现了之后，一个地区的所有人都生活在相同的时间标度中，人们就能以钟表时间为准联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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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穆斯林手艺匠人那里，中国钟表引人入胜的并不是它的计时功能，而是驱动钟表的机关。用好齿轮就能将自然之力为人所用，这倒是新奇。于是伊斯兰世界的工匠们开始琢磨利用自然力量驱动机关还能做些什么。他们发明了复杂的风车用以磨面和提水，这种风力驱动装置传到了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再从那里传到了天主教的欧洲。穆斯林对风车的钻研改良还产生了许多看似不起眼但实际意义重大的发明创造，例如曲轴、凸轮轴、横拉杆、飞轮等等，这些也随风车一道传入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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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世界，这些机械装置并没有导致具体的重大社会变革。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没什么动力把钟表装置应用到工业生产中。在众多小作坊里，生产已经十分发达，机械辅助人工生产产生的收益可能还不足以吸引人们去投资置办它。因此，能工巧匠们大多只是将钟表改造成富裕精英喜欢的奇巧玩具，比如其中一种有五个机械小人组成乐队表演，还有一种配有听令就能出来倒茶的机械女仆，还有一种是能冲洗脸盆的，很奇怪当时为什么没有更进一步发明冲水马桶。而机械装置的思维传到欧洲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们后文还要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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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影响最深远的技术进步发生在书籍方面。在十字军东渐之前，欧洲大部分书都印在牛皮纸上。牛皮纸是将牛皮拉长、刮薄制成，加工难度大、成本高，这也造成欧洲刊印的书籍数量非常有限。而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发明了造纸术，相传穆斯林在公元9世纪的一次胜仗中顺便学到了造纸术，推动了达鲁伊斯兰各地的书籍出版。但欧洲在公元12世纪造纸术传入以前，一直处于几乎无书可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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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中国，不仅发明了印刷术，还有了活字印刷。但是活字印刷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有限，因为中文不是字母文字，要用活字系统排印出一部书需要制作几千个活字印模，还不如手工誊抄来得省力。活字印刷在伊斯兰世界也没引起人们太大的兴趣，因为虽然阿拉伯文是字母文字，但拼写起来十分复杂：有些字母可以与其他连写而另一些不可以，连写的时候还会有字形变化，而且如何变化取决于字母在词头、词尾还是中间，最终还是要因词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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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欧洲使用的拉丁文只有二十六个不变的独立字母（大写字母是后来才有的）。因此，活字印刷在欧洲可以大大简化誊抄书籍的工作。只需要准备好一套二十六个字母的铅字，印刷商就可以组合出拉丁文的任何一个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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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就只剩下一项工作即用印模在纸上印刷出图样。公元1440年左右，日耳曼金匠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改良了制作葡萄酒的榨汁器（榨汁器是由制作橄榄油的榨油器改良而来，榨油器又脱胎于阿基米德在公元前3世纪发明的螺旋提水器），研究出了能实现这项工作的装置。谷登堡有了全套印模之后，就可以开始印书了。但是刚出版了两本书，他那寡廉鲜耻的所谓“商业伙伴”雅各·门兹（Jacob Mentz）就攫取了这套发明的成果并大肆牟利，而谷登堡最后双目失明，郁郁而终。不过，谷登堡出版的两本书都有非凡的意义，它们分别是《圣咏集》和《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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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说说航海。中国人掌握了很多航海技术，这些技术传到东南亚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两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区域，分布着两万五千多个岛屿。在距离不远的两岛之间渡海本不困难，但要应对多变的洋流和风向，马来人想出了给船头和船尾的桅帆装上转向扣的办法，让两个帆的方向都可以调节，从而可以利用任何方向上的风力。靠着双桅帆转向的组合，马来人就不用担心风朝哪边吹，只要操纵好顺风转向，曲折前进总能驶往任何想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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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人的船帆远远看去像三角形，受此视觉错位的启发，附近地区的水手研究出了斜挂三角帆，取得了和马来人早期在桅帆上使用转向扣同样的航行效果。马来东边的波利尼西亚人发明了一种三角帆，西边的印度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则造出了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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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还发明了指南针，这个发明从中国传到了东南亚的水手中，继而传给了频繁往来印度洋和红海的穆斯林和印度商人。穆斯林学者撰文分析了指南针工作的原理，写出了制造手册。之后，指南针从红海经地中海一直传播到了西欧大西洋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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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欧洲人了解这些航海设备的功用，但没有多少人愿意购买。因为在地中海上航行并不困难，只要能看到日落就知道哪边是西，即使风向不对还可以靠人力划桨。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都是靠着船桨和方形横帆开拓海疆的。当年维京人抵达冰岛和格陵兰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无非多借助了日光石[3] 。但是，在风暴频发的大西洋上，欧洲水手们只能近岸航行，保证自己随时能看见陆地，否则就会找不到北。到了14世纪，他们用上了指南针，从此迎来了巨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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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航海发明传到欧洲的过程中，伊斯兰世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伊斯兰商人特别关注方向识别，因为教义要求每天要有五次停下手上的一切，朝麦加方向做祷告。这给行走在沙漠和海洋中的长途贸易商人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每天需要五次辨别麦加究竟在哪个方向。行旅人不能仅靠太阳方位和星象去推算，因为这不是简单的找北问题。如果从麦加出发向南走，那么麦加在北方；如果向西，麦加就在东边。但如果走的是曲折路线，就不好辨别了。观象星盘能告诉行旅人当下位置与此前到过位置的相对关系，这样不管走出多远，途中转向多少次，总是可以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的具体位置。可一旦到了海上，星盘的作用就很有限，于是频繁往来季风气候地带的商人更依赖指南针。穆斯林非常重视星盘、指南针等其他一切跟地图有关的技术发明，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毕竟这是一个热衷地理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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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道理，航海领域的各项发明深深地吸引了欧洲西海岸的人们。他们向西望去，是没人探索过的大洋；向南眺望，也是自古有去无回的海域。这个时候的欧洲，很多跃跃欲试的老水手都想出海远行，不过空有一身胆量还不足以让他们走向近在眼前的大洋，还得有更好的工具。十字军东渐让达鲁伊斯兰和基督王国的交往更加频密，西欧人也终于找到了好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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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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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世纪，穆斯林曾在西班牙南部建立过一个哈里发国，并宣称是唯一的哈里发国，因为哈里发国本应只有一个。自那以后王朝起落更迭，到公元1100年时西班牙哈里发国仍然存在，国都科尔多瓦在规模、财富、活力、文化水平、知识成就等方面都稳居当时世界的前三位。科尔多瓦的图书馆中藏有各种文化的书籍。当时的穆斯林学者都以翻译为核心技能，因此附近的托雷多成了世界翻译之都，穆斯林学者们在这里把穆斯林到访之处的各类经典大量地译成阿拉伯文，其中包括古希腊的著作。同样在托雷多，学者们还将阿拉伯文的译本再翻译成拉丁文。虽然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征战不断，但有些基督徒还是会到托雷多这样的地方来购物或观光，所以就有人从这里带回希腊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的拉丁语转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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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欧洲，修道院一直是学者们一心向往的地方，修士一般都能识文断字，工作内容也包括誊写书籍。当地虽然有日常交流的方言，但修士们仍坚持用拉丁语交流，他们相信拉丁语是上帝使用的语言，希望用拉丁语做的祈祷能让上帝听到。他们研究西塞罗（Cicero）的演讲，不是为了学习内容，而是为了学习拉丁文，因为这些演讲是最好的拉丁文语法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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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从西班牙回来的人手上得到阿拉伯文文献的拉丁文译本，修士们就把它收藏进图书馆。有学识的人听说图书馆里有了什么藏书，便会不辞辛苦地行远路来修道院阅读。有些人索性在修道院周围住下来，以便潜心读书。对同一本书的内容感兴趣的人们会慕名而来，不仅为了阅读，也为了来听听饱学之士的高见。如此一来，在藏书丰富的修道院周围形成了阅读、学习和学术讨论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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