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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很像伊斯兰社会中宗教学校的产生过程。在那里，钻研重要宗教经典的人逐渐成为学术泰斗，进而有其他人慕名前来学习，这些人饱学成名之后又会吸引更多的人前来。伊斯兰的宗教学校有一项创举是世界知识界独有的，那就是学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对学生进行测试，认为其学问达到一定层次，就会颁发文凭，证明他们具有就宗教问题发表观点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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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凭在伊斯兰世界非常重要。伊斯兰教法是伊斯兰世界法度的大厦，被视为社会的基石。这座大厦的结构骨架由经文搭建，其上的每一块砖瓦都来自法特瓦（fatwa），即有资质的学者做出的判例。每个法特瓦都会成为教法的一部分，后来的学者就新问题提出意见时要以此为参考。新的法特瓦必须与过往的法特瓦相符合，判例一旦做出并被学者共同认可，未来的所有判决意见就必须与之相符合。因此，学者提出并认可法特瓦要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它将构成整个文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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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判决由什么人来做呢？伊斯兰世界中没有正式的权威机制，没有主教、教皇，也没有谁能规定哪个人有做判决的权威。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出现了。每个“大学”中都有一众专家学究，有很多求知若渴的学人，有固定的课程安排及学习内容，目的是让学生能阅读及评述经典，传承本文化的知识传统。要进入这个课程，学生首先要上预科课程，包括阅读、写作、传统阿拉伯文文法、历史以及圣训考据，即专门考证被称为穆罕默德言论的内容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杜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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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欧洲没有发展像伊斯兰一样的教法，但是“大学”作为一种思想星群即使到了异国他乡也能成立。于是，“大学”的概念在欧洲落地生根，其基本构成要素都是从伊斯兰教法借鉴而来的。在十字军东渐时代，欧洲学者们认为有四个学科值得学习：神学、哲学、医药以及（教会的）法律。跟伊斯兰世界一样，负笈求知的学生在进入任何一门学科学习之前必须证明自己具有学习的能力，否则将是浪费大学问家的时间。欧洲的预科包括七门课程：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完成了这七门预科学业的学生会得到一张证书，拉丁文称为“baccalaureate”，意为“开始做事者”，这代表他们可以开始学业了。如今“baccalaureate”这个称谓仍然离我们不远，英文词中现代大学的学士学位“bachelor”即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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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最早的大学出现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博洛尼亚以及法国巴黎，不久后又出现在英国牛津。后来，一众牛津学者离校出走，在剑桥成立了自己的大学。再过不久，欧洲各地纷纷出现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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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教授课程的人叫作“schoolmen”，拉丁原文是“scholastics”。最早的教授几乎都是修士，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生于成吉思汗行将去世的时代，卒于蒙古人占领中国改朝换代之际。在西方，当时正是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刚刚成气候之时。随着希腊、阿拉伯、波斯等思想渗透到西欧的大学中，哲学备受推崇——此时的哲学指的还是对宗教教义的深入思考。穆斯林哲学家们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开了个头，他们认定经典所言皆为公理，笃信真主创造万物且智慧理性，伊斯兰古典时代（哈里发国时期）的穆斯林思想家都以此为基础不懈探究宗教教义、自然现象和亚里士多德逻辑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所有大学教士研究的几乎都是同样的课题，只是把实际观察到的不同现象匹配到不同的先哲论断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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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欧洲基督徒也在钻研自己的历史，寄希望于找到能引以为豪的辉煌过往，为此，他们开始关注基督教出现之前几百年的历史。在蓬勃兴起的大学中，教士学者们把古希腊文献作为正统的学习对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宙斯比耶稣地位更高，他们眼中人生的终极目标仍是争取死后进入天堂。不过，他们也看到了古希腊文化中对当下仍有启迪意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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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叙事中的一些元素一直没有从天主教的概念体系中消失。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文化中，世界由截然分开的人、神两界构成，天主教也接受这种二分法，但认为只有神的世界才有意义，即只有死后的归宿才是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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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罗马叙事回归现实视野后，欧洲学者们也开始关注二分世界中的另一半，开始脱离“救赎”的想法思索自然世界本身。教士们在吸收从达鲁伊斯兰传来的学识的同时，开始了这个方向的研究。他们最初的主张只是说上帝是理性的，人们能以理性去探索、理解上帝造物之谜，理性的推导不违背任何戒律。他们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打开了探索世俗课题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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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学的一名教士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自从在穆斯林那里学到了炼金术后就沉迷此道，并通过实验铺就了炼金术发展为化学科学的道路。他采用的方法是做实验，记录现象和结果，再做更多实验（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他还写了一部颇有影响的关于如何改进火药制造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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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阿尔伯特同时代的罗杰·培根（Roger Bacon）也是一位教士，同样在大学里教课，同样喜欢魔术和炼金术中的奇妙变化。他曾问过一个前无古人的问题：如何判断一个信息真实与否？这真是个常问常新的好问题。传统经验是这样说的：先去查经书，凡是与经书相抵触的就是假的。如果过得了经书这一关，再拿亚里士多德的标尺衡量一下逻辑上是否成立。如果这关通不过，也不是真的。而培根却大胆指出，合理的不一定总是真实的。他提出判断命题真伪的三步法：假设—实验—持续观察，以此构建了一种不用求问上帝就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真实知识的方法。培根的主张并不是否定上帝，只是没有提到上帝。然而，能忽略上帝而进行思考，这是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就这样，培根不声不响地论证了希腊—罗马叙事的一个核心特征，即世间一切并非都与神有关，神界之外还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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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尔伯特最杰出的学生就是托马斯·阿奎纳，他因为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成就了不朽之名。往回推几百年，如果跟一个欧洲基督徒说，上帝的存在竟然需要证明，他们会哑然失笑，觉得有辱神明。阿奎纳、培根、大阿尔伯特和那个时代的人民大众一样，都笃信一切始于上帝，上帝居万物之上。他们并非怀疑上帝，只是提出了一种问答问题的逻辑，从物质世界的问题引出物质世界的答案，无须求诸经书。当时，他们觉得在天主教的框架中做这样的探索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给这个思想星群增添了一些星星，让整个图景更加丰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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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问问题的视角决定了答案的方向。古埃及人把人画成抽象的图形，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清楚地看过人的真正外貌，而是他们不关注真实外貌如何表现，因为脑子里已经有了固定的印象。拜占庭艺术家用复杂的马赛克拼贴创作耶稣圣像，使用黄金形成平面闪耀的效果，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体现立体景深，而是他们根本不追求景深，要重点表达的是灵魂层面的精神世界。同样，在唐代的中国，山水画家追求的也不是足以乱真的写实绘画效果，而是要通过美术激发人们对安详、宁静、和谐的涅槃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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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的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受到大学里教士们的启迪，艺术家们开始探索另一个问题。教士们解释了上帝以外的某些存在，艺术家们很好奇到底有些什么存在。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们开始探究如何以客观的方式复现物质世界的真实：怎样用颜料表现景深和光影效果，才能让画上的帘帐有跟现实一样的质感，让人体画的结构比例与真人一致，表现出肌肉紧绷时的饱满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名作，如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的雕像作品《摩西像》。这曾让教皇感到不安，他觉得雕像太过逼真，可能有损上帝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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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则开始解剖尸体，研究人体内部结构如何决定了人的体型身材。达·芬奇的工作多是反映资助他研究之人的现实需求，其中最突出的是战争需求，因此他通过研究物理发明了更好的攻城机械等。达·芬奇的课题没有被当作异端，因为他没有主张另外的崇拜，只是展现出上帝以外的其他可供思考的现实。他的工作揭示了客观世界的存在，而了解客观世界的办法是去接触真实的物质。想要造出更好的攻城机械？那就算算在给定的火药量下炮弹能打出多远。想要清楚地观察骨折的情况？那就剖开体表组织看看体内的构造和器官分布。达·芬奇的好奇探索精神让他专注于分析观察，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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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教堂中的神父们没有完全理解达·芬奇这类人的所作所为将带来什么影响，没意识到人们谈论上帝以外的事物会最终得出结论说存在一个上帝以外的世界，也没想过与《圣经》无关的讨论将点燃一种熄灭已久的叙事的星火。人们重拾古地中海文明的思维，又想起了凡人和神界共同构成的自然世界。当年正是这种世界观构成了整个希腊文明星群的意义基础。神父们此时还毫无察觉，想不到就在教堂之内，正孕育着对封建天主教社会的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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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这样的早期科学家之所以能构成威胁，是因为人们一旦深钻客观现象，就会注意到有些细节按传统说法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例如，夜空中的繁星为什么会出现不规律的移动。从古至今，每个文明都以宗教般的热情研究星象天文，一个社会对于星辰天象的认知能反映出赋予这个社会意义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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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期欧洲使用的星图是由公元2世纪的数学家“亚历山大的托勒密”（Ptolemy of Alexandria）依据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说绘制的。柏拉图认为天上的繁星点点是诸多天体排列在地球周围一个看不见的水晶穹顶上。穹顶在转动，所以星星也会随季节变化而移动，当它们回到原位时，整一年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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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不过存在一个问题：并非所有星星都严格按直线移动。柏拉图的解释是，假想每个不规则运动的星星都附属于某个看不见的小轮盘，这些小轮盘又都在绕地球转动的大水晶穹顶之上。穹顶转动的同时，每个小轮盘也在绕自己的轴转动。从人的视角观察，这些星星就好像在做不规则运动。但如果对星象有深入了解，把这些看不见的“天球”想象出来，就会发现没有不规则的例外，所有天体运动都符合精密的数学规律，都组成完美的圆形。必定是这样，因为上帝不会创造不完美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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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学说让托勒密和其他早期天文学者不仅能预测星体的运动轨迹，还能绘出相应的无形“天球”，解释天体运动规律。但这个学说的问题在于它不能解释人类观察到的所有天体的所有运动。偶尔有不符合规律的情况，学者们就得补上一些天球，并且解释一番：部分天体处在小轮盘上，小轮盘附属于大一些的轮盘，大轮盘又附着在更大的天球上。每次发现例外，就要加上一层轮盘。所以到了此时，托勒密对夜空星象的解释已经发展成了非常复杂的轮盘和天球体系。人们对此不会质疑，因为这套体系几乎是完美的。只是，还总差那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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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信封建天主教叙事的欧洲人毫不怀疑数学之美是上帝的关键特质之一，这甚至成了教士们的一种信仰。人类可能难以靠感官体会到上帝造物的隐秘规律，但是靠理性思考能够领悟。在纷繁复杂的外物当中追寻自然的规律，这是在接近上帝的思想，是肯定没错的。只是，这种追寻很快衍生出了出人意料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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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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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十字军来自法兰西，所以黎凡特地区的穆斯林把所有十字军士兵都称为“法兰克”，而十字军也同样以一个词统称全部敌人，即“萨拉森人”。穆斯林觉得以一个词笼统称呼入侵者是对他们的一种轻蔑，而在欧洲人看来，反正都是些蟊贼，何苦还要区分贼甲和贼乙？何况以笼统称呼指代敌人有另外的意义——帮助人们形成“一个外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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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每个地区各自为政，没人把自己看作“欧洲人”。这就好像你我都生活在银河系中，但不会说自己是“银河系人”。但十字军东渐让欧洲基督徒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具有某种共同身份，即某个社会整体的一分子。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前往圣地，途中遇到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的人，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点：大家都往一处去，都是自己人！但说到“自己人”，就得至少有另外一方是“他者”。“自己”与“他者”越是截然分明，欧洲人内部的身份认同就越强。他们不用参加十字军的圣战，就能在其中感到主人翁的自豪，正像一支球队获胜后，根本没上场比赛的球迷也会欢呼雀跃。他们中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去了东方打仗，但每个人都知道东方前线有战事。因此，十字军东渐促进了“欧洲”概念的形成，不同民族的欧洲人都认识到自己不属于“他者”，于是对整体社会的认同感更强烈了。至此，一个新的社会星群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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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欧洲人通过强调“他者”或“异端”形成了身份认同，就要铲除一切异端的痕迹才会踏实。因此不难理解在穆斯林收复黎凡特之后，十字军运动没有停止，而是转向欧洲内部兴风作浪。公元1231年，天主教廷成立了一个新的司法机构“宗教裁判所”，开始在基督王国内排查异教的蛛丝马迹。很快，宗教裁判所就在法国发现了两个有损宗教纯洁性的运动：阿尔比派运动和瓦勒度派运动。这两个宗教复兴运动主张基督徒的生活应该以安贫乐道、自知自省为要义，这让那些惯于奢华享乐的主教们坐不住了。法兰西皇帝仗着有宗教裁判所撑腰，对这两个教派发起了十字军剿灭，结果瓦勒度派遭受重创，阿尔比派则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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