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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贸易形势，西欧各国坐不住了，大把的银子就这么外流最后只富了中国，买回来的茶叶无非是消化代谢掉了。西欧文化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之上，而商人对财富的认识简单直观：财富就是钱。如果卖得多买得少，就能富起来；反之买得多卖得少，就会穷下去。这里说的钱，根本而言就是金银。谁死的时候存下了大量金银，谁这一辈子就风光。在每个商人看来，大家确实都赚到钱了。但是从西欧的整个国民经济来看，中国在让西欧，特别是英国越变越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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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还不能一声令下禁掉茶叶贸易，因为进口关税是重要的财政收入，而茶叶贡献了近一成进口关税总额，政府禁掉茶叶无异于自断财路。此时的英国刚刚结束跟法国在全球的殖民地战争，军费开销巨大，正是用钱的时候。所以政府将茶叶的进口关税提高一倍，一方面减少茶叶销量，另一方面也不影响政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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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是影响到了有些人的利益。英国东印度公司全靠茶叶贸易立足，此时岂能坐以待毙？东印度公司靠着强势的游说争得了政府的扶持，英国政府颁布法律强令在美洲的英国殖民者必须购买东印度公司昂贵的茶叶，而不能买荷兰海盗走私的廉价茶，因为海盗自然是不向英国王室交税的。这项《茶税法》让这些殖民者怨声载道，终于有一天晚上，一群不知哪里来的激进分子潜入东印度公司的船，将大量茶叶倾倒进海港，损失的茶叶如果放到今天价值得有上百万美元。此后，英国政府制定了更严苛的惩戒性法律，这进一步激起了这些殖民者的愤怒。沸腾的民怨最终爆发，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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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位看到，清政府的政策竟然推动了美国的诞生，一条长长的因果链条把清朝中国和新生的美国连在了一起。另外，英国到底找到了一个平衡对华外贸逆差的办法，但解决的办法却不在中国本身。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后面发生的历史，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中部世界此时在发生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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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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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次危机始于1521年正德皇帝驾崩，终于1524年，因此作者称为1524年危机。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大礼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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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21.被困的中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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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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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欧洲势力刚开始在全球扩张之时，伊斯兰的中部世界仍然自认辉煌无双。此时伊斯兰文明中强大的各国之间还有不少没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但是跟中国类似，这里的人们还没有觉察到这里即将走上衰落的道路。欧洲商人已经打开了这里的海岸，虽然各处已经开始有了零星冲突，但中部世界的各国并没有把这些异族视作对手或威胁。当然，一部分原因在于欧洲人是以通商贸易者的姿态出现，如果他们组成军队来犯，是不会推进得如此顺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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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世界的各国与欧洲之间的交往可能给双方都造成了误判，因为双方来自不同的社会星群，对同一事件会解读出不同的意义。两边并不见得分歧巨大，但是不在同一话语体系，连分歧都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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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都是自己做买卖的商人，私营企业在欧洲跟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完全不同：在欧洲，兜里有钱才能手上有权；而在伊斯兰世界，手上有权才能让兜里挣到钱。换言之，在达鲁伊斯兰的土地上，有钱只意味着有的可花，但是要想有权势，必须与政治权力的中枢即军事和宗教界有所联系。其中，一类权力掌握在“乌里玛”（ulama）的伊斯兰学者手中，他们掌管教育、宗教、语言、律法乃至整个伊斯兰文化星群；另一类权力则来自君主和王室亲信，他们掌管着执法、征税、建设、战争和战利品分配等，手里握着物质世界的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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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两界的名门望族通过联姻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伊斯兰社会由一张张人情关系网构成，其中最高级的是王室关系网。统治者将税收事务交给最信赖的亲信承包，包收税款的人有权利也有义务负责指定区域的征税，并且必须定期给主家上交一定数额（而非一定比例）的税收。至于其具体怎么收税可以自己决定，交够约定的数额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跟王室亲近的人能得到很大的征税区，他们又照此操作进一步分包，分包征税人在各自的区片内承包一定税额，也遵循定额以上余出的部分都归自己所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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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层层分解到了基层，收税的人和交税的人可能不但互相认识，甚至还有亲缘关系。如此一来，收税变成了人情关系网中靠着盘根错节的联系和部族传统而进行的交涉。在具体执行上，收税人可以自行调节尺度，因此有的会被夸为讲情义、有胸襟，有的会被戳脊梁骨说冷血残酷。社会评价和道德褒贬让收税人忌惮悠悠之口，从而约束了他们的行为。伊斯兰社会中，羞耻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跟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也是脸皮越厚者得利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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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想得到政治权势的人必须先壮大自己的产业。而在伊斯兰世界，追求奢华享乐的人须先攀上有权有势的主家不断向上爬，去认识身份更显赫的人。欧洲人在穆斯林治下的地区发展起贸易据点后，伊斯兰世界中谁的人情关系网强大，谁就能从对外贸易中获利。那些通过巧妙联姻、英勇事迹、阿谀奉承或其他什么旁门左道进入了最高圈层的人，就有了通过贸易大量聚敛钱财的机会。后来，欧洲商人带着欧洲制造的商品过来，这些人又从卖家变成了买家。欧洲人卖掉货物，换回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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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亚贸易的亚洲这头，人们把欧洲人视为自己的主顾，而自己要尽力成为关系广泛、值得信赖的客商。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买贵重东西时不会简单地问个价、交上钱就拿货走人，而是要照顾名声和体面，坐下来喝会儿茶，聊会儿天，先结下情谊，建立一定感情基础后再谈生意。在一个以人情关系为底色的社会中，如果不照这套规矩行事无疑是在自降身格。叙事体系创造了这样的社会惯例，人人都要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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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欧洲人则惯于在商言商，直来直去。他们可不是来建立什么兄弟情谊的，纯粹就是要做买卖。他们的声望和荣誉不是来自在商业交易中把握这种极其微妙、没有定律可循的社会默契，而是要靠数字说话，交易量大、账本漂亮才是王道。人情关系曾经是整个伊斯兰社会进行财富分配的机制，但同欧洲的贸易扭曲了这个机制，养起了一批越来越亲欧而与同胞越发疏离的精英。这些精英变成了外国商人和本国百姓之间的中介，把外国人的利益照顾得越好，他们的钱包就会鼓得越快。只是让外国商人欢心的做法，未必是对本国人有利的。比如，在印度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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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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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精英”的内涵很复杂。印度躲过了蒙古人的铁蹄，伊斯兰教也没有成为且不会成为将印度组织成统一社会的核心思想体系。因为这里的人大部分是印度教徒，他们的历史观念中仍然认为突厥穆斯林是从北方闯入的侵略者。在蒙古帝国崛起之前，这些侵略者就曾统治过印度的大部分人口，但两者的文化体系截然不同这个问题一直都在。伊斯兰起源传说中有一个核心内容是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摧毁偶像，这是不可颠覆的，否则整个伊斯兰社会星群将不复存在。然而在印度教中“偶像”的观念根深蒂固，是人们崇拜的寄托，消灭偶像就是触动信仰的核心。此外，伊斯兰教信奉所有穆斯林一律平等并以此为荣，而印度教则把种姓等级作为社会的基础。伊斯兰教坚持唯有穆斯林信奉的主才是真主，其他所有的神都应被消灭，这也与印度教的开放包容存在根本性矛盾。印度教徒曾试图将穆斯林作为一个种姓纳入自己的大体系，但穆斯林必然是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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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还是有商贸往来的，几百年来也形成了不少联系，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文化混合的趋势，例如印度教出现了朝伊斯兰教苏非派发展的迹象。印度教的“虔诚派运动”就表现出苏非派色彩，把同梵天合而为一作为最高的精神追求。伊斯兰教思想与印度教思想嫁接后还产生了一个新的宗教——锡克教。不过最终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叙事还是没能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新体系，毕竟历史上的恩怨难以释怀。印度仍然为两个互不相融的叙事所占据，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对垒几百年来一直是印度历史的一条主线，到莫卧儿时代也没有改观。欧洲商人大批来到印度时正值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因此能顺势成为精英的都是那些与统治阶层走得很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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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文化的内在机制决定了局面总会是这样。具体细节在此不再赘述，只消说在整个印度次大陆，即使是在那些独立的印度教国家（当时仍然有几个独立国家），欧洲商人带着金银前来，最终财富也都聚集在了少数人手中，又逐渐回流到欧洲市场，而没有真正进入广大的印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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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英国王室在名义上还没与印度产生什么瓜葛，英国在印度的利益由“可敬的东印度公司”代表。东印度公司也没有大张旗鼓地接管所有设立商号的地方，严格意义上讲莫卧儿帝国的各个行省、封地和印度教君主国仍然由当地的统治者管理。然而，社会中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的规矩，不管哪个文化背景的印度统治者，都不能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而要尽其所能辅助英国利益的发展，因为英国和印度地方统治者之间是庇护人与受助者的关系，两者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印度本就有两种虽有交集但基本独立的叙事，因此，为英国利益大开方便之门也未见得影响了印度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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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最早来到印度的英国人对社会统治也不感兴趣，懒得去管理当地社会所有鸡毛蒜皮的杂务，他们是来光明正大赚钱的商人。如果倒回几百年前，在欧洲人的观念中，一心牟利是有道德问题的。封建欧洲体系中，通过经商而不是靠土地积累财富的人会被当作守财奴和吸血者，他们浑身沾满铜臭，不会有机会进入天国永生。当时人人都这样说，人人也都这样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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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进步叙事在欧洲成为主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旧的价值观。1776年，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国富论》，提出对公共利益最有利的方式就是让人们都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如果人人都想致富，人人都会为他人提供满足其所需的东西，谁能最好地满足他人最多的需求，谁就会成为最富有的人。因此，追逐财富其实是一种利他行为。而整个机制成立的前提是人们都能自由选择赚钱的方式，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擅长如何赚钱，也即如何为公共利益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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