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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很多人都有了电话，并通过线缆将电话信号连接成网，电话才成为一种商品。否则如果不能打给别人，谁还会买电话呢？但是反过来，如果谁都没有电话，谁又愿意出钱铺设电话线路、连通千家万户呢？这么一看，矛盾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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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贝尔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建立了付费的电话交换站，付费用户可以转接到交换站网络上的任一用户，但连接不到网络以外的用户。最早的电话交换站只有二十一个用户，谁会为了联系这区区二十一个用户而购买一部昂贵的电话设备呢？贝尔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提出用户不用购买电话机，租赁即可。这之后不久，付费入网的电话交换站在美洲和欧洲大量出现。交换站数量多起来之后，组建一个大通信网络，将众多交换站连接起来就具有了商业上的可行性和吸引力。这样一来，拥有电话机的人就可以打给跟自己不在同一个交换站网络上的人了。早期的电话系统都要通过交换台接线连接，于是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职业：电话接线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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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推动发明爆炸式增长的那些力量：众多企业家和公司的商业动力、象牙塔中学者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关于宇宙的知识积累、文明扩张进程中奖励新发现的荣耀、激励人们持续追求更新更好的进步叙事……读者能从中总结出什么吗？——这些都是此时西欧社会的突出特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发明创造的爆炸式涌现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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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发明能推动社会的巨变，渐进式改良同样可以。即使很小的技术创新也可能激起涟漪效应，改变将人们组织起来的既有叙事。以轮转式印刷机为例，它是在谷登堡发明的平台印刷机（至今仍在应用）的基础上于1830年加以改良形成的。平台印刷机每小时能印刷约一百二十五页，而轮转式印刷机每小时能印刷一万八千页。这项改良起初看来意义不大，就算印得出这么多材料，哪里会有人买呢？当时美国最畅销的报刊也仅有四千三百个订阅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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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了大众印刷品的巨大市场，只是还没有人注意到。那时的美国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他们迫切需要练习英语阅读技能，也非常想了解祖国的新闻。而市场上的报刊都以订阅制发行，要求提前交满至少一年的订阅费，高昂的价格让普通劳动阶层望而却步。于是，有商业奇才看中了新技术和劳动群众需求之间的联系，把这个机会利用起来了。1833年，本杰明·戴（Benjamin Day）创办了《纽约太阳报》。该报发行量巨大，售价只要一便士一份，人人都买得起，日销量很快就达到了一万五千份，让本杰明·戴的投资获得了丰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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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看到这是个赚钱的门路也纷纷加入，一便士一份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报纸的读者都是靠体力劳动讨生活的人，不像有闲阶级那样有文化、有追求，因此出版商们在报纸上登载的都是谋杀、火灾、自杀等吸引人眼球的事件。但是，早期报纸面临着新闻素材的短缺，社会上没有那么多谋杀、火灾、自杀事件，一个新奥尔良周刊报纸的出版商抱怨，想要每周凭这些事件凑满一张报纸都不容易。因此为了发掘更多的报道内容，出版商专门雇了一些人外出寻找新闻，让他们到码头上去采访那些刚刚从欧洲过来的人。于是又一个新的职业就此诞生：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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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电报之后，别处发生的事件当天就可以传到本地。而铺设了跨大西洋电缆后，即使是欧洲的新闻也可以通过电波到达美国。但是跨大西洋的电报价格十分昂贵，没有哪家报纸有钱定期收发这些电报。于是在1848年，六家报纸联合起来共担电报新闻的成本。这个联合体后来成为独立的企业，它就是世界上第一家通讯社“美国联合通讯社”。新闻通讯社通过电报从通讯员处接收消息，再转售给任何来购买消息的人，这样一来新闻也成了一种商品。为了谋取利润，新闻通讯社希望将消息卖给尽可能多的报纸，谁卖出去的消息最多，谁就是商业竞争的赢家。可是不同报刊的偏好、品味、宗旨、议程、利益都不尽相同，各种大报小报上刊登什么样的消息才能让共和党、一无所知党、宪政联盟党、自由土地党以及其他喜欢高谈阔论的人竞相购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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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事实。商业因素让新闻通讯社认识到，每个新闻事件都有一个事实内核是独立于有关该事件的观点而存在的。这个事实内核回答了是谁、什么事、在哪里、什么时间以及为什么这五个问题，这样的事实可以售卖给任何人。当事实也成为商品之后，各家报纸就都以准确与客观为自身卖点。可以说是轮转式印刷机的发明催生了新闻客观理念，在交流、叙事、语言等范畴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新闻客观理念后来又被互联网颠覆了）——技术和语言从来都是分不开的。新闻客观理念的诞生虽然要归功于轮转式印刷机，但更离不开西方叙事本身的一些特质。不论什么时代，工具总是寄寓在一定的世界观中发挥作用，两者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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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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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后，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共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人们开始利用机器生产以后，工厂开始大量出现。在工厂生产中，机器是核心主角，人不过拉拉操纵杆让机器运转。为了做好这样的工作，人类需要为适应机器而调整自身的组织形式与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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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规模工厂体系的雏形早在种植园时代就出现了。在那之前，农民规划利用土地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种什么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还有很多其他的个性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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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种植园经济的目标非常简单而明确，例如生产蔗糖、烟草或棉花。为了完成这个单一目标，投入的劳动力需要像机器部件一样每人只做一项固定的工作。生产的核心内容被分解成若干步骤，保证每个“部件”只做一件事。所以种植园中的劳工不光是奴隶或长工，他们也是“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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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植园中，这些“部件”及其功能还没有被完全限定死。一个“部件”可能前几个月犁地，后几个月摘棉花。但机器生产推广开以后，工业产品的制造流程将种植园体系进一步异化成了工厂流水线。人被更明确地做了合理优化，就像机器部件经过改良变得更加完善了一样。虽然每个工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生命个体和社会成员，但在工厂生产中只能作为机器般的一员，他们的大部分生物属性是工厂不需要的。像机器部件一样，每个人的价值都能被精确计算出来，即体现为雇佣报酬或固定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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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机械钟表的发明，工厂即使能组织起来也难以顺利经营。因为工人可能什么时间到岗的都有，也没法统一协调行动。在前工业时代，人们工作到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或者感觉饿到一定程度，或者太阳差不多到固定位置，就可以去吃午饭了。在外劳动的人一般要回家吃饭。按照过去基于男女生理条件进行分工的社会规范，负责操持家务的人也要负责做饭，这往往都是女性的任务，不管女性还要做什么别的工作，带孩子的任务一般还是落在她们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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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工厂中，流水线上的各个“部件”要同时开动，同时停止，一处用餐，一起返岗。不能再让工人回家吃饭了，那样效率太低，要是凭他们三三两两地去，散散漫漫地回，整个工厂都甭想运转了。如果各个“部件”不能咬合紧密、协调运转，机器就会失灵。同样，在工厂中工作的人也必须放弃生物意义的自我，顺从机器运转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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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工作一般需要工人倒班，分为白班、小夜班、大夜班。在机器出现以前，这样的时间划分方式闻所未闻，但对工业化社会中的工人来说，这成了雷打不动的规律。我本人就有这个经验：上久了夜班，人的生物钟也能调整过来适应上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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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还有时差。在有飞机之前，没人知道什么是时差。纵观历史，横看世界，没有哪个人经历过时差。所有动物都由自身的生理机制调节睡眠、饥饿等生理功能，人类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何时睡眠、何时清醒的昼夜节律，这是基于天文规律的地球昼夜明暗变化决定的。在机器出现以前，人的生物钟与自然环境中的很多因素保持同步。这种同步是因地而异的：在热带地区几乎全年昼夜等长，但在很北或很南的地方昼夜交替就会随季节产生很大的变化。电的发现和利用让人们不再受此限制，而能脱离周围环境的节律去适应机器的节奏，配合机器的要求。人类还掌握了在自己的小环境中调节温度和湿度的本领，于是可以随心择地而居，随意开展活动。例如迪拜本来全年炎热，夏天气温经常达到四十多摄氏度，但却有一座全年开放的滑雪场；南极气候严寒、不适合人类生存，但近年来每年都有四万五千多人到访，其中大部分是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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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间流逝快慢的感知本来是人的一种先天生理功能，但机器大有改变人类对时间认知的趋势。科学告诉我们，与眼睛能看到光、耳朵能听到声音不同，人体没有哪个器官能直观感知时间变化。人类自有的时间感知与大脑中神经传导的化学机制相关，如果外部环境不断地给人以大量感官刺激，大脑就会调节化学机制来适应。而进入大脑的信号是随机的、规律的、重复的还是不可预测的，也会对大脑有所影响。人类必须有这样的反应机制，才能时刻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比如，看到树林里有老虎扑来要立刻跑开。再比如，在单调轰鸣的机器旁边工作时，要时刻保持清醒，否则可能被机器绞了胳膊。随着生活环境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体的“神经钟”会适应机器的节奏，这进而造成了处在机器环境中的人与不在机器环境中的人在生物意义上的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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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大规模应用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时间流逝快慢的感知，也改变了对本地时间和普遍时间的认识。自从教堂有了钟楼，就会每天傍晚按时敲钟，凡是能听见钟声的人都把它作为公共时间。然而这只是个开端，在铁路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之后，公共时间所覆盖的范围一下子变大了很多。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南部小城比斯比或是西海岸的瓦拉瓦拉，都必须使用校准的统一时间调度火车。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虽然人们生活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地方，也不在同一时刻产生相同的生理应激反应，却共同认可并使用同一个公共时间标准。所以，这种公共时间也被人们称为“铁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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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什么撬动了世界的沙盘 24.我们的机器，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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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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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深入社会生活后，人们必须像跟人打交道那样经常同机器打交道，不过人跟机器打交道的逻辑同人与人的交往还是有所不同，进入日常生活的机器就像一种社会文化闯入了另一种。人与人之间要想合作可以靠请求、命令、说服、谈判、欺凌、讨论等很多方式，但跟机器不行，不能花钱买通、讨价还价，也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更不能喊叫、踢打或像对待奴隶那样用胁迫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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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中，不管谁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别人将如何反应，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目的、意图左右着自己的行动和决策。但机器没有自己的小心思、小算盘，人们制造机器的目的就是设计确定的构造来实现确定的功能。对机器来说，只有开动和停机，没有中间状态。这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机制可太不一样了。如果机器不转了，只需要去维修或更换部件，直截了当，因为好的机器一定是部件齐全且没有多余花里胡哨的东西，只要所有部件都配齐、装对了，机器就能正常运转。而人类的婚姻、商业合作等可远没有这么清楚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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