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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先驱们在起草宪法时享有后来人再也没有的优势。当时的美国是一片广阔未知的新土地，他们手上是白纸一张，任其涂画。他们刚刚跟过去划清了界线，而未来还是一片空白。手上起草的宪法虽然是管辖美国人之间交往和关系的文件，但他们更关注的是抽象的程序性机制，犹如在为全人类设计一个根本规范，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作了“全人类”[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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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还有哪部宪法诞生在同样毫无限制的环境。法国于1791年通过首部宪法，却没有实行太久。为什么呢？因为法国的原住民有着延续性，过去的历史纠葛仍在激烈地持续。法国人需要同历史遗留下来的旧恨做艰苦斗争，进行到此时正是不少人被送上断头台的阶段。这样的社会环境不利于对机制和程序开展理性探讨，因此法国的首部宪法必然更偏向“契约”而非“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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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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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揭示了一个道理，一定要把意识形态作为历史的要素。此后的一百年中出现了很多“主义”，“宪政主义”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的新主义不断涌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女性主义、伊斯兰主义、科学主义……实在不胜枚举。意识形态是带有机器逻辑色彩的社会关系蓝图，它的出现表明，将人类智慧所创造的系统性信条通过语言表述出来，可以形成一个社会完形的基础。长久以来，社会都是依靠亲缘关系和宗教联结聚拢成整体，现在意识形态也能起到黏合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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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宗教和亲缘关系主宰的社会中，制订每项规则前要自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个规则反映了最高权威的旨意？而在由意识形态主宰的社会中，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个规则行之有效？宗教必定要信众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并且相信宗教对最高权威的解读正确无误。而意识形态则要民众认可其信条，相信它能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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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者们就把意识形态当作了一面用于号召的旗帜。革命不是推翻一个家族扶起另一个家族，而是要摒弃以家族出身作为权力基础的思维。革命者把一些抽象的原则表述成了口号，概括为三个词语：自由、平等、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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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口号还需要仔细推敲。要从谁那里让谁获得自由？自由有哪些构成要素？在友爱[2] 的概念中女性是什么角色？人们生而不同，怎样才算真正平等？不过，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法国大革命宣扬的意识形态的启蒙本质，也不会否定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学说。实际上不管是哪种意识形态，在现实中总会显出这样那样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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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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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生产让很多手工作坊消失了，形成了单调枯燥的工厂流水线。不过机器带来的涟漪效应也产生了不少以前没有的工作，机器需要人来安装、操作、维护，还需要人来研究如何改进升级，这些都是新的工作岗位。工业化的生产需要会计、文员、人事经理、秘书等等，需要很多能读会写的人，因此也需要更多的学校，学校里需要配备更多的教师。工厂的产品花样日益繁多，要顺利卖出去就得有售货员、收银员、广告和营销人员等。同时，随着机器的普及，社会变得愈发复杂，企业还要雇佣许多律师来解决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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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些新职业的人大多没有成为富翁，但也都不会特别贫困。如果从1到10打分，他们的得分应该在中游上下。也就是说，机器的普及催生了一大批有可支配收入的中产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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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社会能生产远远超过人们基本需求的产品，并且不需要每个人都扑在一线从事艰苦劳动。至少在理论上，很多人可以从事跟糊口和生存无关的工作来谋生，比如当畅销小说作家、歌唱家、篮球运动员等。在此之前，做这些工作的人必须靠他人资助才能生活，资助者通常是那些有军衔或有田产的贵族。但到了机器时代，社会物质财富充盈，只要人有别人愿意为之付费的一技之长，都可以凭本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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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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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机器生产还导致了规模空前的人类迁徙，这甚至比历史上印欧大迁徙和班图人大迁徙的规模还大。亿万人离开耕地和牧场进入城市，这一趋势不但一直持续，而且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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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黑海畔大草原上的印欧人向东方和西方分头迁徙时，必然是整个部落一起行动。但新一轮迁徙却不是这样的，原本是亲戚的一群人搬入城市后要分头去找生计，因为没法在同一家工厂中让全宗族或一大家的成员都找到工作。企业雇的不是家庭而是个人，开出的工资也不够一个人养活一大家子。企业这么做无可厚非，因为把工人从庞大的亲戚关系网中独立出来作为个人对待要简单得多，免得把跟企业经营无关的三亲六故都卷进来，这样可以防止雇员对家庭的义务跟对企业的义务产生矛盾。不仅工厂中的工作如此，机器社会中新出现的大量中产阶级的工作也是如此。那些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难免会亏欠家里，做不到两头兼顾。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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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封建时期，基督教叙事和部族传统叙事的道德体系中牵扯很多经济领域之外的义务和权利，人们享有的权益主要来自其社会关系而非基于其生产能力。待在家里不工作、不生产任何产品的人仍然能有饭吃，因为他们还有侄男弟女等各路亲戚的帮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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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兴起以前，亲戚关系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的基本单元就是一个个亲戚关系网，即大家族。随着机器的普及，大家族作为一种社会星群几乎消失了。亲戚之间的血缘还在，但是没有人会再以堂兄表妹的需要或愿望作为人生重大选择的依据。机器时代的社会基本单元缩小了，从部族到宗族，到家族，再到只有父母子女的小家庭，最终分解到不能再分的有独立意志的单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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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一个个意志独立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中，理论上每个人只需要对自己愿意认可的社会关系负责，可以跟自己希望的对象结婚，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从事自己乐意的工作。人人不但可以有独立的个性，甚至必须有个性。在社会上各种思想、价值、意见、事实和文化因素的繁杂影响中，人们要整理塑造出一个独特的自我。在这样的社会里，跟自己亲近的人是家中的伴侣、工作上的同事、街坊邻居以及有共同爱好的人，比如一起集邮、打猎、踢球、缝纫的伙伴们。到19世纪中期，西欧和美国分头引领着世界趋势，意识形态已经超越了亲属关系和宗教信仰而成为将社会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力量。那么在这样的世界中，最强烈的社会关系必然产生在有共同意识形态的人们之间。例如，参加同一场政治运动的人或同一个党派的人，因为按理来说他们是自主选择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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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新变化都是机器带来的吗？这样说未免有些武断。在物质世界中，可以运用物理学明确分析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但在社会领域没有单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万事万物皆有联系。社会本质上是由本书中所说的各类星群在不同层面上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的整体。一切的发展、创新、偏离都会为诸多潮流的汇聚推波助澜。在西方社会中，亲戚关系开始退居次要地位时，正值机器普及、私营企业兴起、大量资本可以尽情作为之时。如何判断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这一切在同一个环境下同时发生，互相推动，相得益彰。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我们不妨不去纠结因果，转而从“涟漪效应”的视角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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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机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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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涟漪效应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它改变了按性别分工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按性别分工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很早的时代。在石器时代，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基本所需而奔忙，需要寻觅食物，繁衍后代，保证后代能存活下来以实现子孙绵延，还需要让住处的火种燃烧不灭，要跟其他部落打交道，提防野兽，抵御外敌等等。每一项任务都至关重要，不可大意。原始部落还得注意人员分配的效率，不能让每个人都当多面手，有些任务得由男人承担，有些则交给女人。在原始社会中，觅食就是狩猎动物和采集可食用植物，需要人外出四处搜寻，甚至一去就是好几天，儿童参加不了这样的工作只能待在家里。所以狩猎成了男人的事，女人在家维持篝火旺盛，采集植物，保证孩子的安全和饱暖。这样的分工让女性更擅长养育，男性更擅长出力，传统的性别分工认识就这么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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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工最初是很合理的，有利于提高人群生存下来的概率，依此组织的部落会胜过不按此组织的部落（如果有的话）。然而，按性别分工也让社会出现了女主内、男主外的情况。所谓“内”就是以家庭和孩子为中心的内向范畴，而“外”则是与环境互动以及与其他或敌或友的群体打交道的外向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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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当时的女性处于比男性弱势的地位。石器时代的人类群体可能是母系氏族，孩子并不归特定的父母抚养，可能所有的成年女性都扮演母亲的角色，男性也不只是某个孩子的父亲。这样的机制下，没有哪个孩子应该归谁的概念，整个群体都负有把孩子们养大成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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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的理论，自从人类定居生活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积攒耐储耐用的物品，这些东西在长辈死后可以被后人继承，因此就需要区分哪个孩子属于谁家。孩子的妈妈是谁非常明确，但爸爸是谁就没那么明确了。要有明确的父子关系，就需要一定的社会机制，例如婚姻、记录等。可以说，财产概念的出现促进了父系家庭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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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从那时起，政治、战争、建设、攻击等男人主导的事情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女性的工作如做饭、织布、缝纫、持家、育儿等则变成了琐碎不重要的事。最终，“女人的事”成了无足轻重之小事的代名词。到机器时代前夕，人们已经普遍相信世界分为“内”与“外”，女性要屈从男性，这是上帝和大自然本身的安排。基于这种叙事，男人和女人天生就要承担不同的职责，违背这种划分就是动摇了社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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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时代到来以前，历史上只有寥寥几位女性做过一国之君。人们熟悉一点的只有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Queen Elizabeth I）和埃及的哈特谢普苏特女法老（Hatshepsut）。也只有几位女性成为后世知名的战士：圣女贞德（Joan of Arc）自然是其中一位，还有先知穆罕默德最年轻的妻子阿伊莎（Aisha），领导了北非抗击伊斯兰大捷的犹太裔柏柏尔女王卡希娜（Al-Kahina），带领不列颠人成功阻击罗马帝国的布狄卡（Boadicea）等。虽然例子不多，但证明了女人同样可以是优秀的政治领袖。人类的政治史和战争史上之所以没留下太多巾帼英名，是因为女性本来就没有机会参与。政治和战争都属于“外”，而在机器时代以前女性是主“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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