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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发展进行真正的全球考察，尽可能详细地评估世界所有地区的情况，当然是非常受欢迎的。然而，那需要极其大量的工作，对于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着实是个钝器，它增添了不必要的复杂性，经不起简单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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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一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西方的社会发展水平在遥远的古代就比世界其余地区的高，还是西方仅是在近代异军突起。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没必要同样详细地调查世界上所有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出于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西方将主宰多久》第二章中讨论的原因，在最近一次冰期的末期，大约公元前13700年时，“幸运纬度带”（大致为北纬20°~35°的旧世界和南纬15°至北纬20°的新世界，见图2.1）的地区中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社会发展开始加速，超越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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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幸运纬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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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迈克尔·安吉（Michele Angel）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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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数百年间，世界上仅有的似乎比较可能与西方匹敌的地区，是那些从新世界的核心地带发展起来的地区，以及南亚和东亚。这些地区在最后一个冰期的末期时，成为潜在的可用于家居的植物和动物聚集最稠密的地区。实际上，自最后一个冰期末期起，唯一在社会发展方面得分高于西方的地区是东亚。因而，遵照精简原则，我关注东西方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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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是东方，哪儿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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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最大困难之一，在于不同的学者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西方”这个词，使争论陷入了打概念仗的僵局。据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计算，学术界共有不下12种不同的定义，相通之处仅仅是他所谓的“弹性地理”。戴维斯的结论是，西方“几乎可以被其定义者以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定义”，结果便是“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个知识建构上的混合词，可用来进一步为其创造者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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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指出，问题在于历史学家们往往从他们喜欢与西方联系起来的一些价值着手，比如，民主、基督教、科学或自由，然后确定一批似乎享有这些价值的国家。然后再一本正经地将这些国家与一系列他们认为不享有这些价值的“非西方”国家对比，再就差异提出一种解释。他们的困境在于，反对的历史学家们也可以很简单地将另外一些价值定为西方的精髓，提取另外一些享有这些价值的国家进行不同的对比，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能同样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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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种民族优越感，我做出了极其不同的假设。我不是建立一些我认为属于西方的价值，再沿时间向前回溯，而是一开始就着眼于故事开端，再向后展望。地区之间生活方式的根本不同，实际上只是在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当时一些群体开始栽培植物、驯化动物，而另一些群体仍在延续着采集食物的谋生手段。正如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的第二章中所解释的，我对“西方”的定义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西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地区，通过一系列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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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地区，驯养生活促使人口增长，同时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人口向外扩张。到公元前4000年时，这个“西方”已经扩展至包括了欧洲大陆的大部，以及今埃及、今伊朗的西部边缘和中亚的一些绿洲（见图2.2）。在公元第一个千年，“西方”继续扩张，囊括了今天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全部地区；在公元第二个千年，欧洲人又将“西方”扩展至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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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西方的早期扩张，公元前9000~前4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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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我提及“东方”时，指的是人类在欧亚大陆最东部最早进行驯养生活的核心地带，即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也是通过一系列的殖民和竞争发展和扩张的那些社会。像在西方一样，驯养生活促使人口增长，同时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和人口向外扩张。到公元前2000年时，“东方”扩展至包括了我们今天称为“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到公元前1500年时，“东方”又囊括了今天的菲律宾和朝鲜半岛，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又兼并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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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东方”和“西方”定义为欧亚大陆最东端和最西端的驯养生活核心地带的社会的办法是常识。这样定义还有一大好处，就是使我们能够对长期的人类历史采取一贯的概念，避免困扰了很多关于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的争论的意识形态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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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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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度量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所以指数必须有历经时间长河的维度。我从最后一个冰期接近结束时，即公元前14000年开始打分，一直持续到公元2000年，这样不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结束点，也使我们能再有一些时间看看此后的发展趋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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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精简原则，在计算社会发展分数时，时间间隔应当小到足以显示变化的大致模式，但不能更小了。在史前时期，年代测定技术通常要允许较大幅度的误差，但社会变化的速度通常也非常缓慢。即使我们有足够好的证据来区别公元前12000年和公元前11900年，其差异也许仍然太小，无法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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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使用一种浮动的间隔。从公元前14000~前4000年，我以每1 0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从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改善了，变化加速了，因此我以每5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对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我将间隔减为每250年为单位，最终从公元前1400~公元2000年，我以每100年为单位来度量。到了20世纪，资料的质量已使我们可以逐年探查变化。甚至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至少自20世纪下半叶起，可以逐月查看变化，不过精确到这个程度对于回答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并无多少助益，却要增加巨大工作量，违背了对有用特性的讨论中的第6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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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的缺点之一在于史前时代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被消除掉。的确，从长远来看，冰期结束后的头几千年，社会的发展变化比过去数百年缓慢得多，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史前考古遗迹的年代也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确定（例如，法国阿尔卑斯山脚的湖畔村庄，通过树木年代学测出的时间，误差只在几年之间），很明显，这些漫长的波浪遮掩了很多较短的周期。目前，似乎还没有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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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核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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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指出，一些历史学家热衷于提升欧洲的优越地位，于是经常犯一个低级的错误，即与将现代欧洲早期最发达的部分，如英国和荷兰，与整个中国对比，然后得出结论：欧洲在18世纪，甚至在17世纪，就要发达得多。将不相称的地区相比较，得出的是无意义的结果（这就是第一章中所提到的，纳罗尔提议用他本人创造的更抽象的“文化单位”，来取代考古学家们和人类学家们用于做比较的正式单位的原因）。因此，以适当的、可比较的时空单位来考察社会发展，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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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把上述定义的整个东方地区和西方地区作为我们的分析单位，尽管这意味着西方的分数，比如说公元1900年的分数，将把工业化的英国、俄国的农奴，墨西哥的日工，以及澳大利亚的农场工人归在一起计算。继而我们不得不为整个西方地区计算一个平均的发展分数，然后再对东方重做一遍同样的工作，再对历史上每一个更早期的点重复同样的进程。这样做就太复杂了，因而是不切实际的，违背了对有用特性的讨论中的第6条原则；而且这样做也许根本是无意义的。当要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时，最重要的信息通常会来自比较每个地区最发达的部分，也就是聚集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相互作用最强烈的核心地带。社会发展指数需要衡量和比较这些核心地带内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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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核心地带发生了极大的迁移和变化（见图2.3）。从公元前11000~约公元1400年，西方的核心地带在地理上非常稳定，一直安于地中海的东端，除了约公元前250~公元250年的500年间，罗马帝国向西扩张，纳入了意大利。否则，西方的核心地带就始终维持在今伊拉克、埃及和希腊形成的三角形内。自公元1400年起，这一核心地带不断地向北和向西迁移，先到达意大利北部，继而到达西班牙和法国，然后又扩张至英国、低地国家和德国。公元1900年，该核心地带跨越了大西洋。到2000年时，牢牢地在北美洲扎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