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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这段话，也适用于我自己。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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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于复旦大学书馨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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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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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凡属前进中的事物，大都是已经隐约可见并且有可能实现的事物，譬如初春季节打开窗户，从窗口遥遥看到绿意渐浮的树色。”（《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1页）此处引“绿意渐浮”，意在表述西方新史学由小到大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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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本人执笔的“结语”部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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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伊格尔斯：《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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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处借用李剑鸣新作《隔岸观景》之书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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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晴佳：《新文化史兴起反映史学转向》，《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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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剑鸣：《隔岸观景》，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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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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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我的一个精神家园——七十自述》，《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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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导论 新文化史：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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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西方史学发展的漫漫长河，曾经先后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和变迁，“第一次转折，西方史学的创立，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时代……第二次转折产生于公元五世纪前后，西方史学从古典史学的人本主义转向基督教的神学史观……第三次转折是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第四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第五次转折发端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前后，从此开始了当代史学的发展进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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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西方史学史的考察而得出的，因此并没能使我们对作为整体的20世纪西方史学有一个总的认识。就在上述所谓的“第五次转折”发生差不多二十年后，西方史学又出现了新的重大动向，以所谓“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由于在50年代后形成的社会史或社会科学史研究本身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导致在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又一次史学风向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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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2)。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时至今日再回首，可以看到，这一新的变化与前两次转折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一幅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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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得名于198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一次法国史学术研讨会，两年后会议的部分论文结集出版，便被定名为《新文化史》，这也同时为70年代以后在西方史学中出现的这一股新的研究取向正式定下了名称，从此原本各家纷纭自说的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统一在了新文化史的大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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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学内部来讲，新文化史的兴起并不是少数几个历史学家个体的行为，也不仅限于一两个国家，它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其源于法国、盛于欧美、影响遍及世界，近些年来我国史学界也开始日益关注起新文化史的发展，不仅做了大量译介传播的工作，类似的研究取向也在中国史的研究实践中不乏探索之作。在历史学的主流中，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基本取代了社会经济史（或社会科学史学）的位置；在一些相对独立的非文化史的史学分支中，如政治史、经济史、科学史、思想史等，也各自出现了向文化史转向的趋势，文化因素的考量成为这些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传播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强调叙述性和通俗性，这些都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特征。由此，新文化史颠覆了之前社会史唯社会经济因素的简单决定论，将文化从一种被决定的“上层建筑”位置解放到了更加基础的层次，作为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之一；新文化史也打破了传统文化史唯知识精英的狭隘偏见，用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概念，还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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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学外部而言，一方面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同以“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整个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风气的转变相一致的，可以被包容在广义的文化研究的范畴之内，它既是一种在历史线索和框架下展开的文化研究，又是一种具有文化视野和取向的独立的历史研究。另一方面，它从外部的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得到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整个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走向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历史学不再是孤立和封闭的，其开放性使得20世纪初新史学的倡议者们登高而召唤“历史学的同盟军”，成为世纪之交新旧史学兴替的重要动因，也使得社会史或社会科学史在五六十年代依靠同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结盟而实现了第五次转折，成为当时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则投向了另一些不同的学科，它从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获得了文化的概念、研究的视野和解释的手段，从文学理论、语言学和符号学那里得到了分析的武器，又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中学会了批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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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在1989年《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论中，直言新文化史是对社会史研究取向的反动(3)，她将矛头直指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的社会史主张——“历史学越来越具有社会学的内容和形式，社会学越来越具有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对两者就越有利。”(4)2001年，在英国史学界为纪念卡尔的《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一书发表40周年出版的文集《现在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 Now?）中，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坦言当年卡尔所歌颂的历史写作形式业已被取而代之了，“在它的位置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对文化史的强调，身份、意识和心态等方面替代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的经济基础。历史学中的宏大叙事和伟大目的论的崩溃，帮助个体的人恢复了在历史记录中的位置。历史学家重新开始书写人，尤其是关于那些卑微的、普通的人们、历史上的无名者、历史转变进程中的失败者和旁观者”(5)。总的来说，新文化史牢牢地占据了20世纪后四分之一时代里西方史学的主流位置，而这也使得在此有必要对这一史学潮流给予充分的认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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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新文化史，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定义“文化”以及“文化史”。文化是一个非常模糊而多义的词语，1952年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对过去种种有关文化的概念和定义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梳理，收集了从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开始的多达164条有关文化的定义(6)，以及更多的关于文化的解释，如果加上此后半个世纪里新增加的和其他语言中的相关定义，这个数字显然将会更加庞大。虽然大多数新文化史家倾向于借用来自人类学的“文化”定义，但从泰勒、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到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即便在人类学内部对文化的理解也莫衷一是。而文化史正是要对这个无法给出一致性界定的词所包含的内容展开研究，这似乎使这一学科陷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假如根本连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都无法确定，研究本身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但事实上这或许并不是坏处，由于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和巨大的包容性，所谓“一切皆文化”，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下，文化史或许是对历史学中日益出现的“碎化”现象的一个很好的纠正。因此，在今天的新文化史研究中，出现了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文化史，各自关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呈现出精彩纷呈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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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的确为把握新文化史的整体面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有必要转而从它们的研究方法中寻找共性。尽管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文化史家们的共同点也许可以形容为对符号象征及其解释的一种关注。虽然在有意或无意中，符号从艺术到日常生活无处不在，但以符号学观点认识过去的方法却是有别于其他的一种独特方法”(7)。这种独特性是大多数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普遍的特点，也使它有别于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等。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本书在对新文化史的考察中，也主要是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来对新文化史加以总结，强调新文化史相对于其他历史门类，尤其是被它取代的社会经济史的不同之处；也正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不同，本书的第二部分更多地结合了一些新文化史家和他们的研究实践来说明新文化史的特点，尽管他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各有差异，但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却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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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是发生在当代西方史学中的一次重要的变革，本书的研究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它作一个回顾和总结，讨论新文化史的兴起和发展、概括新文化史的特点和经验、分析新文化史的得与失、评述在一些具体的新文化史研究中和新文化史家身上的成就及问题，同时把新文化史放在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乃至整个西方史学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将其兴起作为西方史学的第六次重要转折。在此，笔者希望能够从一个非西方的研究者不同的视角，从外部、以观察者的角度对20世纪后三十年的西方史学尤其是新文化史提供一点认识，或可作为一家之言，也为正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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