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47270
本书的选题缘起于1999年彼得·伯克（Peter Burke）来华讲学期间在复旦大学所作的一次学术报告，在那次演讲中伯克以新文化史为题，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中发生的新的动向和趋势。在报告中，伯克用70年代后出版的一系列重要的、代表性的研究著作为基本线索，概述了新文化史兴起的学术背景、理论特点和方法取向。在当时，新文化史对国内史学界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词，而作为与我们同时代的当今国外史学前沿，对其研究的空白不能不令人深以为憾，正是出于这样的感触以及笔者本身对文化史的兴趣，才决定以新文化史为对象作一些研究，也最终毕十年之功有了这一本书。
1707547271
1707547272
根据伯克的报告以及在对新文化史这一选题最初的思考中，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首先，新文化史相对于之前西方史学的主要研究取向，也就是社会史和传统文化史的变化与发展，新文化史的兴起是“文化转向”在历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其次，新文化史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作为一场史学变革和运动，新文化史的兴起是普遍而深刻的，几乎同时发生和出现在整个欧美史学中，有着共同反对的对象和一致追寻的目标，但它又不是完全统一的，在各个国家乃至各个史家中间也都有细微的差别，加之文化在概念上的多义和模糊，进一步造成了新文化史在研究中的多样性特点；第三个特点也是这种多样性的一个具体表现，新文化史的多样性体现在了不同的新文化史研究著作中，因此对新文化史的认识和把握就必须通过各个新文化史家和他们形形色色的新文化史著作才能够获得。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写作的准备工作首先从搜集和阅读大量的新文化史论著入手，并以此为研究线索，在写作中也是通过一个个史家、一部部论著而展开的，强调实际的研究个案，试图通过尽量丰富的资料把新文化史放在七八十年代历史学文化转向的学术背景中进行考察，进而从20世纪西方史学乃至整个西方史学史的流变中来理解。
1707547273
1707547274
在结构上，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其中上编在总体上研究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学术背景的分析来探讨具体的理论、方法。第一章首先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研究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一转向确立了新文化史独一无二的史学地位。它具体表现在三个维度和层面上：第一，它取代了经济社会史而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的研究主流，完成了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第二，它又突破和超越了过去传统的文化史范式，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三，它渗透和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分支领域，使得在这些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向文化的转向，重视文化因素的考量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普遍特征。第二章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转向，以两期《跨学科历史杂志》的专题讨论为例证，具体来说明这一文化转向的发生，再现了潮流变换的历史时刻。第三章则在理论上介绍新文化史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三个主要来源，正是这几方面来源的共同作用，促使了新文化史的兴起，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文化史的理论特点。第四章从新文化史的一个较为独特的领域——微观史学入手，讨论与传统宏大叙事、不重个人经验的历史写作相对的微观史学研究的情况和特点，从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中来更好地认识新文化史。第五章侧重分析新文化史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的多样性，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多样性就必须从具体的研究实践、具体的新文化史论著着手，出于研究的便利和可行性的考虑，我选择对几年来国内引进出版的大量不同类型的新文化史著作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归类总结，既说明了新文化史研究多样性、通俗性的特点，也通过翻译出版的情况介绍了国内新文化史引进和研究的一些问题和现状。
1707547275
1707547276
本书的下编，则将研究视线聚焦到若干有代表性的新文化史家和他们的新文化史研究理论与实践上。所选择的五位史家——彼得·伯克、林·亨特、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和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都是非常著名和重要的新文化史代表人物。他们每个人不仅都著有代表性的新文化史研究论著，而且在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上都作出过重要的论述。伯克和亨特是新文化史的两位主要领军人物，他们对新文化史的总结确立了这一学科基本的规范，他们也是新文化史最积极的鼓吹者、组织者和实践者；戴维斯则属于略早一代，是在70年代直接推动历史学发生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当今欧美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达恩顿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侧重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侧重对符号象征体系的解读和解释，并且热衷于思想、知识在接受和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史考察；夏蒂埃则是第四代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代表，在他的新文化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年鉴史学过去传统和当今发展的交织。在选择中，对国别、性别等也均有所考虑，力求体现出更广泛的代表性。通过聚焦这五位新文化史的代表史家，结合他们的史著、史论，展开评论和研究，一个个鲜活具体的例子或可使我们对新文化史的理解变得更加全面而深入。
1707547277
1707547278
新文化史的研究相对而言是重实践而轻理论的，其特点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许多具体的新文化史研究著作来体现的，阿瑟·马尔韦克（Arthur Marwick）在谈到上述几位新文化史家时就指出，“诸如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林·亨特、罗伯特·达恩顿和罗杰·夏蒂埃等历史学家的功绩，体现在他们以研究为基础的成果对历史知识所做出的（可观的）贡献，而不在于他们对历史学及其性质和思想借鉴的理论化”(8)。尽管如后现代主义、文化人类学等都对新文化史的兴起产生过关键的作用，但新文化史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历史学的、具体而实际的研究。因此，本书对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是从史学史发展的进程及新文化史自身的特点出发而展开的，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方面的相关问题亦未作过多的阐发。
1707547279
1707547280
(1)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0—422页。
1707547281
1707547282
(2) Richard Biernacki，“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Victoria E．Bonnell & Lynn Hunt，ed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62．
1707547283
1707547284
(3) Lynn 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 Text，”The New Cultural History，Lynn Hunt，ed．，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22．
1707547285
1707547286
(4)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0页。
1707547287
1707547288
(5) Richard J．Evans，“Prologue：What is History?— Now，”What is History Now? David Cannadine，e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8-9．
1707547289
1707547290
(6) A．L．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Cambridge，Mass.：The Museum，1952，149．
1707547291
1707547292
(7) 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3．
1707547293
1707547294
(8) Arthur Marwick，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Knowledge，Evidence，Language，London：Palgrave，2001，138．
1707547295
1707547296
1707547297
1707547298
1707547300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上编 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1707547301
1707547303
第一章 三个维度的转向
1707547304
1707547305
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文化似乎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焦点问题，文化作为一项具有普适性的概念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学科界线，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更成为一门显学，甚至大有将一切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涵盖其中的势头。在某种程度上，新文化史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研究风气在历史学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1999年，有新文化史“旗手”之誉的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在对自己十年前率先提出的“新文化史”进行总结和反思时，以“超越文化转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为题，来说明新文化史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1999年时，她已不再提“新文化史”的说法，而代之以文化转向，“（这些）趋势我们现在将之归在了‘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的总体标题之下”(1)。因此，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文化转向可以认为是基本相一致的，或者如彼得·伯克所说的，“‘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2)。如果反过来从文化研究者的眼光看文化转向与史学风气转变的关系，我们也不难得出相同的结论，英国文化学家戴维·钱尼（David Chaney）就此谈道：“文化研究的发展与我们描述现代历史的方式的巨大转变联系在一起——结果现代性的首要意义被认为是文化范式的改变，特别是文化转向大大激发了对大众经验史的兴趣。这段历史关注的是那些通常在历史舞台上缺席的人如何经历、参与和理解社会和文化的变革。”(3)钱尼所谓的这种大众经验史，与本书所讨论的新文化史是基本一致的。
1707547306
1707547307
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在众多的历史研究取向中增加了一个“文化”的概念，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史学风气的转变。具体而言，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或维度上的转变：第一，在西方史学主流中，出现了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二，在文化史学科内部，发生了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三，在历史学其他分支领域中，也表现出由非文化向重视文化因素、采取文化分析的转向。如乔治·伊格尔斯（Georg Iggers）在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总体描述中所说的，自从他于1975年发表《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尽管有许多旧式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形式还在继续着，然而已经发生了一场基本的重新定向”(4)。这场重新定向的方向所指，正是新兴的新文化史。本章分别阐述这三个维度的转向，由此来认识新文化史对西方史学写作和历史叙述传统的超越和发展。
1707547308
1707547309
1707547310
1707547311
1707547313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
1707547314
1707547315
社会史（也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史或社会科学史学）无疑是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史学的主流，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1970年就满怀信心地表示：“对社会历史学家而言，现在是一个好时机。”(5)同一时期，不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史研究几乎都臻于顶峰，雄踞于历史学的中心位置。伊格尔斯1975年出版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中，以当时风行欧洲的三股主要史学思潮——法国年鉴学派、德国社会政治史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心，将这一时期的史学风气归结评价为，“历史学家基本上已放弃了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概念，放弃了对叙述和事件的强调，而寻求建立一种有关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历史社会科学’”(6)。几乎与此同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也在其讨论当代史学趋势与现状的著作中作出了类似的结论，甚至对史学中社会科学性的加强表现出更大的乐观态度，他尤其谈到了计量方法在史学中的广泛运用，如美国的新经济史学派（即克丽奥学派，Cliometrics）认为“对量的探索无疑是历史学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区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对待历史研究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方法的首要因素”(7)。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结论都基本一致的，因此在此就不作过多的介绍。本书更关注于其后发生的历史学转向的问题，在西方史学自古代希腊罗马以来的漫漫发展进程中，这一转向同之前的历次新陈代谢一样是深刻而剧烈的，如巴勒克拉夫将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以社会科学史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变革称作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性进步一样，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亦是具有革命性的，它将前一场革命更进一步地推向了深处。
1707547316
1707547317
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初版十年后，伊格尔斯在1985年又对该书作了补充和修订，在第二版中特别增加了十年里发生的新变化，敏锐地察觉到了新的动向，“10年来，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意义重大的重新定向”，具体而言，“出现了一种从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向更为明显地关心难以捉摸的文化和意识因素的转变”。尽管如此，在当时他仍然认为文化的取向同社会科学的取向之间并不是矛盾的，更没有决裂，甚至还有一定的一致性，“所有那些将历史视为一门社会科学的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学家——不论是致力于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之间相互联系的年鉴派历史学家、致力于政治权力和社会控制的联邦德国社会历史学家，还是研究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家——都是文化的研究者，因而也是意义的研究者”(8)。在此，伊格尔斯更加看重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同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不同立场，而淡化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淡化了文化史对社会史的反动。
1707547318
1707547319
差不多又一个十年后，伊格尔斯在1997年出版的英文本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对它们作了更加明确的划分。他在20世纪的史学思想中区别出了“两种十分不同的取向”，“第一种是探讨由十九世纪的专业历史学所持有的那种叙事的、朝着事件定向的历史学之转化为二十世纪朝着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形式”。这便是他在70年代所讨论的主题，而第二种则发生在70年代后，对此他写道：“如果说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曾经力图以对社会的研究取代政治的研究的话，那么新的历史学就转向研究被人理解为是日常生活与日常经验的条件的文化。”(9)于是，彼得·伯克在谈到新文化史在今天的文化史研究及整个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时，骄傲地宣称：“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10)
[
上一页 ]
[ :1.7075472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