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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ichard Biernacki，“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Victoria E．Bonnell & Lynn Hunt，ed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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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ynn 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 Text，”The New Cultural History，Lynn Hunt，ed．，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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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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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ichard J．Evans，“Prologue：What is History?— Now，”What is History Now? David Cannadine，e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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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L．Kroeber and Clyde Kluckhoh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Cambridge，Mass.：The Museum，195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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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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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rthur Marwick，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Knowledge，Evidence，Language，London：Palgrave，200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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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上编 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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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个维度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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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文化似乎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令人瞩目的焦点问题，文化作为一项具有普适性的概念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学科界线，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更成为一门显学，甚至大有将一切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涵盖其中的势头。在某种程度上，新文化史也可以理解为文化研究风气在历史学领域的一种具体表现。1999年，有新文化史“旗手”之誉的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在对自己十年前率先提出的“新文化史”进行总结和反思时，以“超越文化转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为题，来说明新文化史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1999年时，她已不再提“新文化史”的说法，而代之以文化转向，“（这些）趋势我们现在将之归在了‘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的总体标题之下”(1)。因此，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文化转向可以认为是基本相一致的，或者如彼得·伯克所说的，“‘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2)。如果反过来从文化研究者的眼光看文化转向与史学风气转变的关系，我们也不难得出相同的结论，英国文化学家戴维·钱尼（David Chaney）就此谈道：“文化研究的发展与我们描述现代历史的方式的巨大转变联系在一起——结果现代性的首要意义被认为是文化范式的改变，特别是文化转向大大激发了对大众经验史的兴趣。这段历史关注的是那些通常在历史舞台上缺席的人如何经历、参与和理解社会和文化的变革。”(3)钱尼所谓的这种大众经验史，与本书所讨论的新文化史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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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在众多的历史研究取向中增加了一个“文化”的概念，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史学风气的转变。具体而言，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或维度上的转变：第一，在西方史学主流中，出现了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二，在文化史学科内部，发生了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三，在历史学其他分支领域中，也表现出由非文化向重视文化因素、采取文化分析的转向。如乔治·伊格尔斯（Georg Iggers）在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总体描述中所说的，自从他于1975年发表《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尽管有许多旧式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形式还在继续着，然而已经发生了一场基本的重新定向”(4)。这场重新定向的方向所指，正是新兴的新文化史。本章分别阐述这三个维度的转向，由此来认识新文化史对西方史学写作和历史叙述传统的超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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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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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也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史或社会科学史学）无疑是20世纪中叶之后西方史学的主流，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1970年就满怀信心地表示：“对社会历史学家而言，现在是一个好时机。”(5)同一时期，不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史研究几乎都臻于顶峰，雄踞于历史学的中心位置。伊格尔斯1975年出版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中，以当时风行欧洲的三股主要史学思潮——法国年鉴学派、德国社会政治史学派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中心，将这一时期的史学风气归结评价为，“历史学家基本上已放弃了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概念，放弃了对叙述和事件的强调，而寻求建立一种有关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历史社会科学’”(6)。几乎与此同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也在其讨论当代史学趋势与现状的著作中作出了类似的结论，甚至对史学中社会科学性的加强表现出更大的乐观态度，他尤其谈到了计量方法在史学中的广泛运用，如美国的新经济史学派（即克丽奥学派，Cliometrics）认为“对量的探索无疑是历史学中最强大的新趋势，是区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对待历史研究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方法的首要因素”(7)。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结论都基本一致的，因此在此就不作过多的介绍。本书更关注于其后发生的历史学转向的问题，在西方史学自古代希腊罗马以来的漫漫发展进程中，这一转向同之前的历次新陈代谢一样是深刻而剧烈的，如巴勒克拉夫将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以社会科学史为代表的西方史学变革称作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性进步一样，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亦是具有革命性的，它将前一场革命更进一步地推向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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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初版十年后，伊格尔斯在1985年又对该书作了补充和修订，在第二版中特别增加了十年里发生的新变化，敏锐地察觉到了新的动向，“10年来，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意义重大的重新定向”，具体而言，“出现了一种从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向更为明显地关心难以捉摸的文化和意识因素的转变”。尽管如此，在当时他仍然认为文化的取向同社会科学的取向之间并不是矛盾的，更没有决裂，甚至还有一定的一致性，“所有那些将历史视为一门社会科学的20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学家——不论是致力于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之间相互联系的年鉴派历史学家、致力于政治权力和社会控制的联邦德国社会历史学家，还是研究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家——都是文化的研究者，因而也是意义的研究者”(8)。在此，伊格尔斯更加看重的，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同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不同立场，而淡化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淡化了文化史对社会史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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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又一个十年后，伊格尔斯在1997年出版的英文本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对它们作了更加明确的划分。他在20世纪的史学思想中区别出了“两种十分不同的取向”，“第一种是探讨由十九世纪的专业历史学所持有的那种叙事的、朝着事件定向的历史学之转化为二十世纪朝着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形式”。这便是他在70年代所讨论的主题，而第二种则发生在70年代后，对此他写道：“如果说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曾经力图以对社会的研究取代政治的研究的话，那么新的历史学就转向研究被人理解为是日常生活与日常经验的条件的文化。”(9)于是，彼得·伯克在谈到新文化史在今天的文化史研究及整个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时，骄傲地宣称：“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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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研究的中心议题就是“文化”。对于“文化”的概念在诸多新文化史家中并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意见，文化包含了太多太广泛的内容和范畴，因此的确很难给新文化史一个准确的定义。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转而从它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对象出发来讨论，这或许是一条更加实际可行的途径。以一种文化的视角探寻过去的历史，即如彼得·伯克所说的，“文化史家们的共同点也许可以形容为对符号象征及其解释的一种关注”(11)。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克利福德·吉尔茨关于文化的理解，“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所指的，也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12)。虽然，吉尔茨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新文化史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关于新文化史的理论源泉稍后章节中将会作专门论述，在此还是着重讨论史学潮流的转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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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趋势的改变并不是骤然的急转，而是渐次展开的。早在1963年，社会史正风行史坛的时期，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书就已昭显了日后新文化史的迹象。尽管作者和他所属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更多地被归入了社会史家的行列，但该书中所展示的文化取向却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史家们所缺乏的，中译本的译后记评价其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13)，如果从史学范型的演进来看，称其为“超时代的”亦毫不为过。在书中，汤普森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既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他“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他又把阶级分成了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或阶级觉悟）两个层面，前者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是预先确定好的，而后者则不同，“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它是属于文化的层面，因此在汤普森的分析中同时强调了社会和文化两种因素，“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他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随着剥削和雇佣关系的形成，在同时自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随着“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随着工人阶级共同的阶级利益的形成而最终形成的。由此，他提出“阶级既形成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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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汤普森明白无误地摒弃了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致力于他所谓的‘文化与道德的调节’——‘在文化方面……处理这些物质经验的方式。’”(15)汤普森的著作问世后，在当时的西方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争论，但它对今天的新文化史研究取向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清晰地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朝向文化的转向，汤普森的研究取向也因此有“文化马克思主义”之称。在新文化史的形成进程中，汤普森的先驱地位也是不容动摇的，苏珊·德山（Suzanne Desan）在一篇比较汤普森和美国新文化史研究先驱娜塔莉·戴维斯的论文中，对他们两人著作中有关群众、社群、仪式等文化核心概念展开了分析，写道：“E·P·汤普森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这两位历史学家，对于大众行为及态度的文化分析所提供的方向、有效性以及方法，有极大的影响力。尤其，他们讨论群众暴力的作品，对于社会史的新文化研究取向之定义与形构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所谓“社会史的新文化研究取向”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变迁之驱动力的决定性作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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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山文中与汤普森并驾齐驱的美国女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也被公认为是推动文化转向的关键人物之一，并且至今依然活跃在新文化史的前沿，本文稍后辟有专门的章节对她进行介绍，此处仅就其在早期的成就稍作评论。德山着重谈到了戴维斯发表于1973年的论文《暴力的仪式：十六世纪法国的宗教暴动》(17)，点评道：“戴维斯的作品超越神学议题而迈向宗教改革的社会史以及民间宗教的考察，因而拓宽了宗教改革研究的焦点。尽管她的著作跟年鉴学派的情况是一致的，也跟年鉴学派朝草根历史和心态史的转向一致，不过，她的作品藉由更大幅运用象征人类学，也藉由强调文化因素而非气候、地理或社会经济因素来补足这一法国式的研究取向。”(18)在戴维斯的研究取向中，已经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了来自人类学的影响，因此，有学者在访谈中评价戴维斯道：“这是一个善于运用人类学和人种志洞识的历史学家——而且，当‘证据’不足时也不惧去推测的历史学家。”(19)难能可贵的是，她在70年代初社会史依然风头正健的时刻便能有如此的洞见和创举，对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做出了开拓性的功绩，因此，至少在美国，戴维斯受到了后辈新文化史家极高的推崇，被奉为他们的导师。林·亨特在1989年主编《新文化史》一书时，就把该书题献给了戴维斯，称她是“我们所有人的灵感泉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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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德山在戴维斯身上所注意到的，美国新文化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很强的法国背景，来自年鉴学派的影响随处可见，自戴维斯到亨特以降的诸多新文化史家大多活跃在法国史研究领域，在同一时期的法国年鉴派史学也发生了向文化的转向。1968年“五月风暴”后，年鉴学派内部就发生了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权力交接，雅克·勒高夫（Jacque Le Goff）、勒华拉杜里（Emmannuel Le Roy Ladurie）和马克·费罗（Marc Ferro）等成为年鉴学派和年鉴杂志新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布罗代尔时代的长时段理论进行了修正，重点提出了对心态史的研究，“心态”（mentalités）取代了“长时段”成为了第三代年鉴派史学的中心词汇，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也被超越，而形成了区别于其前人的所谓“年鉴—新史学派”。勒高夫在70年代对当时年鉴史学的状况评述道：“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社会史在今天已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都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的优先的对话者。排斥政治史已不再是一种信念，因为政治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有关权力的一系列问题又向新史学提了出来。同样……历史事件由于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从而重新恢复了名誉。在《年鉴》杂志初期还只初具轮廓的心态史学和表象史学，在今天则成为一条主线。计量史学则是一个新生事物。”(21)尽管在法国史学中始终没有明确地提出新文化史的说法，但在70年代中期社会经济史的逐渐淡出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代之而起的心态史和表象史，所探寻的亦正是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历史，并且对人类学的借鉴和倚重也同美国史学的情况相一致。伊格尔斯对第三代年鉴学派史家赞誉有加，他写道：“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有两个人的著作准备好了把文化定位为牢固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语境上的一种历史学，那就是乔治·杜比（George Duby）论婚姻、民族神话的延续和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大作和雅各·勒·高夫论知识分子与教士和工作的概念与类型的著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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