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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学术、出版界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作为当代西方史学主流和热点的新文化史著作自然也被大量地译介引入，在国内出版界出现了一股西方文化史翻译出版的热潮。如果要对今天西方学界层出不穷的各种文化史著作作一个细致的梳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手头材料和自身眼界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类的著作实在是太过浩大繁杂，它已成为一项即便是穷尽毕生之力也根本无法完成的浩大工程。而此时国内对海外各种文化史论著的同步翻译引进正方兴未艾，虽不全面但也已有小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对它们的考察却是可行且能够说明问题的。因此，接下来不妨就从这些被翻译成中文的（新）文化史著作中管窥蠡测，或可间接地见识到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在题材和内容、理论与方法上的一些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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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出版界对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有着悠久的传统，近十年来这方面的成绩更为显著，大量的各类经典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当代的学术热点和前沿性论著，包括国外史学经典及前沿性的论著也被非常广泛地引入，新文化史作为西方史学的一个热点领域，自然不会被遗漏。不过，国外新文化史研究在国内的翻译出版过程中又呈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1）新文化史类著作的大规模翻译出版主要集中在近十年里。国内西方史学史的研究通常比它的实际发展状况要相对滞后，因此早先我们相关的研究和译介仍然停留在之前的一个阶段，一般都截至70年代前后为止。最近几年里，随着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日益充分和对外交往的频繁，眼界也逐渐转向了新的变化趋势，而新文化史在国外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已相当成熟，也为适时的介绍和总结创造了条件。同时，如本书前文所交代的，国内学界对新文化史的了解始于1999年彼得·伯克的来华讲学，这也在客观上带动了2000年后相关论著的陆续被翻译和出版。（2）国内译著中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混杂。虽然对新文化史有了一定认识，但仍仅限于史学界，在出版中一般往往没有明确的选择，传统的和新的文化史著作在出版社的计划中也无先后之别，因此在同一时期两种形式的文化史著作都有问世。在下文的分析中，属于传统部分的文化史，如通史性质的民族、国家、区域、时代等的文明史（文化史）就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内。（3）新文化史著作中学术性与通俗性并存，后者的翻译出版更普遍。通俗性是新文化史著作相对于大多数专业性历史著作的一大特色，但这种通俗性也带来了另一个极端，一方面是文字生动、语言通俗但又不失专业性和学术性的文化史著作，另一方面是一味猎奇求异，甚至有些媚俗的、庸俗的通俗读物式的文化史，又被称之为所谓“另类的（或边缘的）”文化史著作。后一种由于市场的原因，甚至更热销，翻译出版的情况也更多，有些雅俗共赏的新文化史研究论著甚至也常被包装成这种形式。因此在具体的分析中，还必须有所鉴别，要将这两者区分开来，对于一些过于简单的知识读物，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一些文化史问题进行常识性、故事性介绍的书籍，也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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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三个特点，以及参考伯克等人对于新文化史类型的区分，我们也将对这些文化史著作进行简要的分类，然后分别予以介绍和评论。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章并不是要对当前的文化史翻译出版现状作总体的评价，而只是借助西方文化史汉译的基本概括作为个案来说明新文化史中所体现出的多样性特征。所选著作主要以2000—2005年间翻译出版的部分文化史著作作为考察对象。对2006年至今最新的一些翻译出版状况，由于呈现出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特点，即在学术层面上的大规模、系统地引进出版，尤其是部分国内学界研究和介绍较多的新文化史家及一些经典名著，本书下编所列举的几位历史学家，近年来均有大量作品被翻译出版，如彼得·伯克的著作几乎已全部被引进，中译本问世的已不下十种，其余的也即将陆续出版。因此，对于后一阶段的情况，暂不在本章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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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粗略的统计，2000—2005年间被翻译出版的新文化史论著大约有200种左右，其中并不包括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著作，相邻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著作，也不包括上文中已排除了的关于区域、民族和时代总体性文明（文化）史著作及一般的通俗知识读物。以下的分析主要根据这200种著作进行，它们在整体质量上虽然参差不齐，所关注的问题也千差万别，但却恰恰充分反映出了新文化史的多样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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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新文化史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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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内史学界和出版界对西方新文化史有一定的关注，但在2005年之前翻译出版的学术专著的数量相当有限，因此少量的例外尤其值得予以特别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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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的《大地的钟声》(3)一书于2003年翻译出版后在国内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第一版中误将作者的名字Corbin拼作为Corbrn，虽然也许只是编辑过程中一个校对或排版的小小错误，但也显示了在出版之初就对该书的重视不足、了解不够，而事实上它正是一本非常具有典型性的新文化史著作。科尔班是年鉴学派第四代中与罗杰·夏蒂埃等齐名的历史学家，他非常善于从人的感官入手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即他所声称的“感觉文化”（culture of sense），有文化史研究者这样评价科尔班的研究特点：“先从城市的味道、棉布的触觉，到如今乡镇的钟声，这样一路从嗅觉而触觉，以及听觉，可说捕捉感官成了这位史家的注册商标。”(4)科尔班早年的著作《污秽与芳香：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即另辟蹊径地从嗅觉的角度讨论气味与19世纪法国在城市建设中垃圾、污水处理之间的联系，气味作为一种符号象征不仅成为一种文化想象，更在实践中影响到现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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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地的钟声》中，科尔班进一步将这种感官文化的历史考察移到了听觉上。教堂的钟和钟声曾经是欧洲中世纪至近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在近代以后它的作用和对人们的影响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个主题在过去却并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科尔班把钟看作是一个认识过去历史的“非常合适的研究对象”。他这样写道：“19世纪乡村的钟声，在另一个时代则变成了噪音。人们曾用今天业已消失的情感系统去倾听，去欣赏它。这钟声表明了人们与世界，与神圣的另一种关系，表明了人存在于时空并感受时空的另一种方式。解读周围的音响环境也进入了个人和集体身份的构建的过程。钟声构成一种语言，建立了一种慢慢瓦解的交流系统，它有规律地调节个体之间，生者和死者之间被遗忘的关系方式。它允许人们用各种今天已经消失的形式表达同在的欢腾与喜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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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选择了这样一个被遗忘和忽视的研究课题，通过新的视角发掘和运用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声音的感官文化史。在法国大革命中，钟和钟声作为一种旧制度和教权的象征，被新的法律明令禁止，许多教堂的钟被拆除，敲钟的次数大大减少，这在一些乡村和城镇引起了激烈的矛盾，甚至已经超越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而上升为一场文化的冲突。科尔班指出，对于个人来说，钟是农民“自我身份象征之一”；对于集体来说，由于钟声所传达到的音响空间，“钟造就了集体，或者可以说钟造就了各集体的感官文化……19世纪，至少在乡村，钟声构成了一个空间”(6)。此外，钟声还代表了时间、信仰、对死者的纪念、各种节日和仪式等，对于普通人而言，它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重要文化象征。同时，对于革命者和19世纪后其他新兴力量来讲，高高在上的钟楼和它发出的声音，又是一个应该要被打倒的潜在的敌人，科尔班以钟为对象描绘了一个围绕声音而展开的文化史。历史证明，钟声作为一种感官文化，它并不是被人为地消灭的，钟声的衰落是随着19世纪后期以后各类感官文化的丰富、钟声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功能的逐渐被取代，以及乡村个体和集体身份的新象征的出现而渐渐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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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钟声》一书的译者和编者也许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本书作为新文化史或新一代年鉴史学所具有的代表性，但却在无意间将它介绍到国内，使得中国的学者和读者得以有机会直接地领略到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学术前沿。当然，这并不是国内读者最早接触到的国外一流的新文化史研究作品，早在1997年，年鉴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就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7)，它是在历史学的文化转向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一部重要著作，这也应该是新文化史中译的开端。此后，2001年，更早时期的一部名著，也是通常被看作是西方新文化史开山之作的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8)也有了中文译本。这些都反映了国内学界对新文化史的日渐关注，由于这两本书的影响都比较大，从普通读者到史学界对它们的了解和介绍都已相当充分，本书在其他地方也有所论及，在此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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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值得一提的译著也是出自法国历史学家之手——米歇尔·伏维尔的《死亡文化史》(9)。伏维尔是法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属于第三代年鉴历史学家阵营中的一员，心态史是其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他尤其着迷于历史中的死亡观念。本书即伏维尔于1983年发表的《1300年到今天的死亡和西方》一书，中文本根据2000年最新的一版翻译而来，同时为了凸显其作为文化史的特点，译者和编者有意识地修改了原来的书名。这样做虽然有出版社出于图书销售的考虑，但不能忘记的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史在这二十年间的发展和影响，新的文化史研究不仅取代了心态史的名称，更将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大大拓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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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维尔理解的心态史，就是“注重于对态度、行为举止以及人们称之为‘群体无意识’层次的研究”，而历史上人们对死亡态度的研究，在他看来“代表了当今最系统化、最吸引人的研究趋势之一”(10)。在年鉴历史学家中，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就曾对死亡进行过较早的心态史实践，伏维尔则更进了一步。他把关于死亡的心态史研究比作“死亡镜中的人类历史”，通过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们对死亡的态度折射出了历史的进程，“历史需要掂量问题的各种因素，倒过来审视与死亡交叉的目光，从死亡出发，回顾迎接死亡的集体态度，发现人们在这一途程上的各种反应”。心态史从普通人的集体无意识出发，揭开了人类思想意识中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维度，而突破了传统的思想史，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史取向，“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死亡的研究必然在新的思想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那些最初对文化发展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必然走进另一个领域。在那里，清晰的思想让位于潜意识；在那里，思想意识的特征与话语并重，甚至超过了话语，面对死亡的研究正处在这条道路上。这部历史有其主要的探索点：面对生死的态度、家庭的结构、死亡。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同一个调查的不同部分，因为死亡的分量反映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正如家庭的感情直接反映在面对死亡的行为上：总之一切都连在一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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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把心态层面的生死态度与具体的作为事件的死亡和社会史上的家庭结构等都联系在了一起，在整个研究中结合了医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和文学等进行了广泛的跨学科研究。文学和艺术的资料被大量运用，尤其在这个带有插图的版本中，图像的作用不仅是资料和注解，更成为了叙述的一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他特别提到了人类学，“如何重构芸芸众生的行为、姿态？从一开始就有两种方向、两条道路”。他具体指出：“一种是历史人类学的道路”，这主要是沿用19世纪以来的民俗学方法，更依赖于口头传说、民间信仰等；另一种是他自己试图采用的方法，即“力图使得民俗学者的成果历史化”，他认为这种方法更接近于今天人类学家的方法，通过对民俗学的成果，如与死亡有关的行为和仪式的解读，致力于“去发现各个时代的层次”(12)。伏维尔全景式地描绘了700年间西方人在各个时期对死亡的态度，把对待死亡的观念从历史的潜意识中推到了历史研究的前台，对它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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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维尔的《死亡文化史》试图构建的是一种心态的总体史，因此其研究在时空的跨度上都很大，涉及上下七百年间的西方历史，其研究对象更包括了从上层大人物到普通群众，而新文化史的另一个方向则是微观具体的个人和小的社会群体的研究，即前文中所提到的微观史学。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便是这种微观史学的经典之作，已被翻译成中文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作品《王氏之死》(13)也属于这类微观史研究著作，它通过对历史上无名的小人物命运的描述，试图昭示其背后的大历史。如之前在“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一章中所提到的，这部最初发表于1978年的小书，同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新文化史、微观史学兴起的背景相契合，运用了大量的文学的、非传统的史料，近距离地观察在一个17世纪中国北方小城里发生的普普通通的事件。该书对新文化史在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早在中译本出版之前就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近年来，史景迁著作的成系列的引进更将这种西方史学前沿同中国历史研究的结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与此相类似的，同为美国中国史名家的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14)虽然原书发表较晚，1990年才出版，但在1999年即被翻译成中文，并以其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反响，而且当时也并未将它同西方史学整体的“文化转向”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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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西方新文化史学术性著作的引进在数量和规模上仍然非常有限，但它却已经越来越引起了国内史学界和出版界的关注，对新文化史的研究和介绍正在增多，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也已在不少中国史研究中出现。这一点，可以从最近几年国内史学界、出版界呈现出的“新文化史热”中深刻地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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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二、多样化的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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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文化史学术著作引进有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种层次、质量参差不齐的文化史译著的充斥于市。这些书的新文化史特色主要并不是体现在方法上，而在于它们在研究的内容和题材上的开拓，因此以下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它们在新文化史中所开辟的不同领域的归类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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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质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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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文化史关注的大多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非物质因素，而把实在的物质领域留给了经济史家。然而，经济史关心的只是这些物质作为产品、商品所具有的价值和其他可计量的指标，并没有注意到它们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的特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文化史家开始关注起物质文化的问题，相关的研究日渐增加，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一些同日常生活有关的具体事物，彼得·伯克谈道：“大多数物质文化的研究着力于传统的三大主题——衣、食、住，它们常常强调消费的历史和想象的功能，由于受到广告的作用而刺激了对商品的需求。”(15)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琐碎事物，在新文化史家的审视之下，都有着某种特殊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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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史这一类的著作在各类新文化史译著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以食物为例，有总体而论的《食物的历史》(16)，作者阿莫斯图（Felipe Fernández-Armesto）是英国伦敦大学的世界史教授，这本最初发表于2001年的书以非常通俗优美的文字讲述了食物的发展史。作者在回顾相关的研究史时认为，同以往历史叙述的主角——战争、政治、金钱等相比，食物虽然是任何人生活中均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关于它的历史却一直受到冷落，“大多数的学术机构甚至对此视而不见。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者是业余爱好者和古文物研究者。对这些人而言，究竟从哪个方面进行研究也是众说纷纭。一些人研究营养学和疾病的关系，而对另一些不那么学究气的人而言，食物就是美味的代名词。经济历史学家将食物视为可以制造和交易的商品，所以他们对要送进嘴的食物不感兴趣。社会历史学家认为食物是阶级区别和阶级关系演变的一个标志。文化历史学家关心的是食物滋养社会和个人的功能。政治历史学家则认为食物的分配和管理是权力的核心。环境历史学家人数虽少，但是影响力却在与日俱增。他们认为食物是各种存在的连接环节，是人类想要接力控制的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17)。而他在书中试图做到的是将食物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中，探寻食物在历史上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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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各种具体而微的食物和调味品的文化史，如《鳕鱼》(18)、《盐》(19)、《盐：生命的食量》(20)和《危险的味道：香料的历史》(21)等。无独有偶，这些书中所写的食物，一般都是一些兼具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的物品，因此有关它们的各种逸闻趣事、历史资料也是非常丰富的，它们在人类的日常饮食和社会生活中又有着重要作用，因而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文化史家所要作的就是解读和诠释其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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