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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左右，德国的思想家雅斯贝尔斯〔7〕，提出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在佛陀、孔子、希腊哲人和犹太先知的时代，也就在公元前七八百年之际。由那个时候各地区的人类社会，一步一步实现文明的突破，最后一个突破，则是现代文明的出现。雅斯贝尔斯又提出，20世纪种种的改变，正是走向另一次大的文化崩溃，文化崩溃之后，又将出现新的突破。他预言这个突破，将是人类进入科技文明的时代。从以上的讨论，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重大崩溃，确实在20世纪出现了。21世纪，我们是否会目睹一个科技文明的人类社会呢？这又是一个历史上重大的命题。我们面对的难题是：突破和崩溃这两者是如影随形的，崩溃本身是不是就是突破？破和立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哪一个先？从20世纪的发展看来，是先有了立，才造成了破，破和立之间，并不是一个代替的关系，而是一个逻辑的开展。这个课题也是我们在历史学上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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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20世纪是令人兴奋的世纪，但也是令人迷惑的世纪。我们知道了很多新的事物，但是新事物的出现，并没有更清楚具体地回答历史留给我们的许多问题，却引出了更多的需要回答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人类的命运，我们必须要永远追寻和永远失望——失望，才把我们引向更多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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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洞 广义相对论预言的一种天体。其边界是一个封闭的视界面，外来物质能进入视界，而视界内物质却不能逃出去，因此，远处的观测者无法看到来自黑洞内部的辐射。目前，黑洞尚未最终确认，但在恒星层次和星系的核心已观测到一些可能是黑洞的候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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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熵量 1950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提出了熵的概念。熵是热量的变化除以绝对温度所得的商，也就是热力学系统平衡态的状态函数。熵量则是无序程度的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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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年） 奥地利遗传学家，遗传学奠基人。1865年发表《植物杂交试验》论文，提出遗传单位（现称基因）的概念，并阐明其遗传规律，后称“孟德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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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沃森（James Dewey Watson，1928—） 1953年，沃森和物理学博士生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的结构，使遗传的研究深入到分子层次，从此，人们开始清楚地了解遗传信息的构成和传递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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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日进 是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泰亚尔·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年）的中文名。他曾八次来到中国进行古生物的发掘、考古工作，提出基督教进化论，认为上帝是进化的出发点与归宿，并贯穿于进化的全过程，这种过程由低级到高级，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奥米伽点”，即消灭人间隔阂、实现世界统一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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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帝粒子 是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莱德曼对希格斯玻色子的别称。希格斯玻色子被认为是物质的质量之源。这种粒子尚未在实验中观察到，是理论上假定存在的一种基本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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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年）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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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第十七章 20世纪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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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前苏联崩溃、中国转型以后，真正不属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地方已寥寥无几。各地的经济发展，已经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结合为一个大网络。因此，我们在本节讨论的第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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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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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发现新大陆以后，全球化已经迈开第一步。19世纪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经由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普及全球，那是全球化的第二步。二战以后，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体已经成形。不过，由于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容的竞争，这两套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的机制，不能融合为一个完整的大网络。苏联解体崩溃和中国改革开放后，中苏这两大经济体也就融合在市场经济的大网络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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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建立WTO的国际协议，就是要努力取消过去国与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和经济体之间的隔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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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每个国家的经济体内都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用一个比喻：全世界各地就像许多独立的水桶，每一桶水的水面有高有低。WTO成立，把所有水桶的底部都用管道连接，彼此互通。于是，劳力便宜的地方成为生产基地，购买力大的地方，成为消费市场。本来只在国家之内的产销分配，转而成为全球性的产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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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第一拨提供劳力的基地，就是爱尔兰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及中国香港地区。这些地区以廉价的劳力发展代工，将工业化国家的一部分作业移过来，为它们生产组件或零件。紧接着，“金砖四国”——中国、俄国、印度、巴西，也进入劳力市场。这些地方的劳力，比前面讲的“亚洲四小龙”更为低廉。而且，在这些地区，土地和水资源的获取有更多的余地。20世纪的晚期，本来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比如“G7”〔1〕，有一半以上劳力密集型的产业，都转移到这些具有发展条件的地区。“金砖四国”、“亚洲四小龙”，还有土耳其、中南美、东南亚等地区都是被瞄准的目标。“亚洲四小龙”更成为中间层的转移据点，将代工市场扩散到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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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印度等地为全世界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图为20世纪40年代生产棉衬衫和纱丽材料的印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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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业生产版图改变的后果是：产品的价格相对降低，消费市场的消费力增加，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相当频繁，以至彼此互相依靠，难以分割。产销联系的网络终于编织成形。这一工业生产扩张的情况，也带来一些不可逆转的损失。那些农业国家或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他们的土地、水等天然资源迅速转化为工业生产之用，使用之过度，消耗之庞大，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大片毁损，这都是经济发展的代价。在18世纪至19世纪，工业先进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开始发展近代工业时，也曾经历过黑烟弥漫和水源污染的后果。不过，现在这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由于发展迅速，规模巨大，所承受的灾害比18世纪更严重。全球的工业生产量增加，直接导致生产地被加速度地开发，而在其他没有工业生产的地区，其蕴藏的资源也被加速地发掘开采。例如，中国内蒙的铁矿开采已完全改变了当地的草原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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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本来分散居住在农村的人口，逐渐转移到城市，或者，在工业化的地区又形成新兴的都市。以中国台湾为例，三十年的工业化，全岛已形成一个大都会区，农村已经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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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提供劳力的地区，吸引了许多劳力密集型的工作。原本工业化的地区，必然面临劳工的失业。以美国而论，那些熟练的技术工人无业闲置。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工资，不可能再回落到中国、印度的工资水平。劳工失业已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今天，在这些高度发展的国家，工作的机会只存在于高科技、金融和各种服务业。服务业，即第三产业，基本上不算是生产具体产品的事业，毋宁说是承担了消费一端的功能。服务业不会为社会增加生产能力，这些本来因生产而富有的国家，于是日趋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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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穷困在所难免。就前面说过的比喻而言，许多独立的水桶的底部一旦连接，原来水桶里水面高的必然降低，水面低的就会逐渐上升。考虑到人口因素，即使倚仗大量劳动力获取收入，如中国和印度，因为收入必须由众多人口分摊，水面的上升还是会相当缓慢。高水面的国家，如美国及西欧各国，由于消费能力还是习惯性地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因此，它们整体经济的下降反而会非常迅速。一升一降之间，富国向过去的穷国欠下许多的债务，这就是目前欧洲和美国正在承受的已经长达五年的经济衰退。这些国家终究是世界工业的火车头，它们的经济衰退对全球经济网络的冲击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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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膨胀是泡沫经济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