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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第二个经济问题是信用的极度膨胀。人类发明以货币代表交换的价值，其本身就是信用的象征。使用货币终究有所控制，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能够约束货币的发行量，使得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的弊病。20世纪后半叶，信用卡出现，由此发生的信用膨胀，则是一种新的现象。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信用卡，前身是一种信用状。银行或任何金融机关都可以发出信用状，给予信任的个人或单位。持信用状，取得需要的借款，由这个发出信用状的金融机构代为偿付，这个持有信用状的人，将会加利奉还发出信用状的金融单位。这种信用状，通常是商家互相融资，或是远道汇兑功能的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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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先进工业国家经济发达，即使是中产阶层，在别的国家也许已算是富翁。这些人的消费能力极为强大，为了方便他们消费，就出现了随身携带的信用卡。战后第一次出现的信用卡是餐饮俱乐卡（Diners card），不久之后，现在通用的美国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也成为信誉卓著的信用卡。持卡人可以先消费，然后偿还对银行欠下的消费额；银行也可出具预付信用卡，有一定金额限制，但用完可以随时补充进去。信用卡与预付信用卡使用非常方便，不到十年，信用卡已成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事物。各个银行都可以发行信用卡，而持有信用卡的人，也不再是具有特别信用的客户。今天，几乎人手一卡，都是先用后还，还不起时，支付一点利息就可以拖延很久——这就是一种信用膨胀。信用卡代表的购买力，比实际货币信用的总量庞大许多倍。今天全世界的市场消费，信用卡占了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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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信用膨胀是国家或大公司所采用的，也就是发行公司债券，用公司债券来吸收民间的储蓄款，其实就是国家和大企业利用债券，预支了五年、十年以后的金融头寸。第三种更常见的信用贷款，当然就是房屋贷款或购车贷款——以分期支付本息和的方式，采购贵重物品，包括房屋、汽车和其他昂贵的物品。例如，购房贷款期为三十年，三十年贷款到期时，贷款人实际上已经支付的价款，可能是房价的一倍半甚至两倍。购买一辆汽车，以三年贷款方式，三十六个月支付的本息和，也就是三年期满所支付的总车款，实际上相当于汽车价值的两倍多。所有的购买者都成为长期负债的债户，寅吃卯粮，将本来不存在的购买力提前到今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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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膨胀，还包括大公司向银行的贷款，也包括一般老百姓购买的寿险、医药险等。于是，市面上真正流通的信用价值，要超过货币本身数量无数倍——这就是所谓经济泡沫的成因。庞大的购买力刺激了庞大的生产力，支撑庞大生产力和庞大购买力的支柱，却是空洞的承诺和预支的几年后才可能出现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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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分散孕育了不可约束的“巨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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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经济发展的特色之一，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新现象，则是产权的零碎化，也有人称之为产权的革命。这一变化造成了资本主义本身经济结构的极大危机。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重要的支柱，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有限责任公司是一个财团法人，投资的股东分别拥有这个财团法人的若干股份，共同拥有公司的产权。投资者作为股东，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应当对财团法人的所作所为有一定的控制权。19世纪，财团法人都是由为数不多的股东组成，也有的以家庭成员为主体，吸收许多外面的亲戚朋友来购买股份，然后共同运作。但20世纪后半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一家公司股票上市，就成为证券商品。任何人支付一定的价格，就可购买一份。股权持有人有权参加股东大会，参与决策——即使小股东，如果集合到相当数量的股权，也能对公司的运作有一定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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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因为证券市场的活跃，各种产业的公司都努力吸收民间的游资作为营运之用，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互惠基金。购买互惠基金的人，实际上可以持有许多股权中很小的比例。这个互惠基金可以持有许多公司的若干股权，再分割成为几千分之一、几万分之一，把这些比例微小的不同公司的股权组合在一起，出售给互惠基金的投资人。这样安排，股权不仅非常分散，而且时时改变。互惠基金可以在证券市场上交易，投资人今天持有的互惠基金股权可能和昨天持有的就不一样，证券市场交易时时刻刻在变换，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持有哪家公司多少份股权。股权分散而且不定，其后果是，股权的持有者消失于无形，公司运作完全由经理人主持。当然，名义上董事会还存在，其实反而是由经理人操作，安排的董事人选实际上对经理人并没有真正的控制权。经理人可以有机会全权决定一个公司的经营方向和策略，无人监管他们的行为是否恰当。十年前，美国的“安然公司事件”〔2〕爆发，大家才看到，公司经理人有着无可约束的权力，滥用公司资金自肥。最近五年来，全球性的经济恐慌令大家发现，还有许多比安然公司更不堪的案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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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华尔街因集中了多家重要金融机构而成为美国金融和投资高度集中的象征。图为“华尔街铜牛”，一名美国青年脱下上衣对着奔牛，摆出“斗牛士”的架势。（李振盛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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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滥用权力，扰乱了经济秩序，毁伤了经济行为上必须有的自我约束和规则。于是，在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例如美国和西欧，庞大的企业单位已经是无人约束的巨兽。再加上全球化现象的扩大，没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完全管束到这些庞大的企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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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信用膨胀和产权的分散，这三个现象合在一起，今天的经济秩序已经不是过去任何经济理论可以解释的了。这一全球化的经济体，其自我运作的动力极为强大，但国家和社会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一巨兽的冲撞。现代文明体系之中，市场经济，尤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当这一个成分变成无可拘束的巨兽以后，其所寄寓的现代文明体系，也不免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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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在这一个经济现象的基础上，一些庞大的企业利用它们巨大的影响力，反过头来操纵政体，使政治权力及国家权力变成金钱的附庸。在18世纪资本主义开始全速进行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挟其相应的巨大生产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同时也将近代文明带到全世界。这一原本正面的现象，现在居然反过来残害了近代文明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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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7（Group of Seven） 即“七国集团”，亦称“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是西方七大工业国美、英、法、德、意、加、日为研究经济形势、协调政策而举行的首脑会议，始于1975年。是现在八国集团首脑峰会（G8）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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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然公司事件 安然公司原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力、天然气以及电讯公司之一，拥有上千亿资产。2002年，因持续多年精心策划，乃至制度化系统化的财务造假丑闻，导致几周内破产。“安然”已经成为公司欺诈以及堕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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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170754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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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第十八章 全球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和信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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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谈到全球性的经济扩张，对于各种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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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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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高度工业化的地区，由于新的产业要求的技术水平高（有的产业甚至已经实现全自动化），以及许多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丰沛的地区，于是，本来就业率比较高的工业国家，劳工大批地失业。这种情况造成的高失业率，很难再往回调整，因为劳力的需求结构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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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尖端的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产业的发展和资金的供应是相配套的。其后果则是：产业本身既能够赚取充分的利润，而且产业的资金经常是经由证券市场累积了许多人的投资所得，产业的经营者赚钱了，投资者却只能分到微小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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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致富的是产业的最高层——投资大户和经理人，他们乘潮而起，赚取了巨额的财富。于是，近年来，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都呈现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以美国而论，现在美国1％的最高层人口，拥有全国财富的40％，余下99％的人口，却只能共同拥有60％的财富。处于全国最下层的那一批人，实际上已经陷落在贫穷线以下。极端的贫富差距，将本来财富分布的金字塔，变成了一个平而大的底盘，在此基础上向上收缩出一个细杆，呈现出喇叭形，而最高层则是那条细细的长杆。这种喇叭形的经济分配结构，当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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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形，也出现于劳动力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的贫富差距也非常巨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昂贵，迫使企业将生产环节中劳动力密集的部分，转移到劳动力丰沛的地区。这一举措为这些地区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让本来没有加入产业阵营的农业人口，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整体言之，这种劳动力充沛的国家，在这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竟获得了意外的利益。只是，国内贫富差距太大，也一样造成内部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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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产业本来是分布在若干大的工业地区——那些大城市地区通常是产业最集中的地点。在新兴的工业国家，外来产业的迁入，往往也是先在大城市发展。接下来，大城市地区的劳力、土地和相关资源已被使用到极限，不足以应付需要，于是次级城市、内陆城市也都因为工业的迁入，逐渐发展成新兴的大城市。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是高度城市化了；新兴的工业国家，因为工业分布的扩散，也迅速走向城市化。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例，在最近几十年来，城乡人口的对比已经有极大的改变。整个台湾地区，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大的都会区；而在中国大陆，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成为人口相当密集的都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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