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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在张浚和秦桧生活中的共同主题之外，从李心传的著述中搜集到的大量历史观察可以用来向朱熹的早期中兴历史的幻相提出质疑。李的《道命录》将《神宗实录》的修订直接置于张浚和赵鼎之间政治和思想分歧的背景中。据李所说，赵鼎尊敬程颐的“洛学”，但由于赵个人对于程颐没有了解，他经常雇佣伪称为“洛学门徒”的外行。与赵鼎相反，张浚的早期生涯从王安石的追随者中间开始，而且张的朋友大都是赵鼎憎恶和拒绝交往的“才干之士”。在政治上，赵倾向于对北方采取防御性的姿态，主张利用保留刘豫的齐政权作为对女真的一个缓冲，并在临安建立一个屏蔽较多的宋朝都城。与此相反，张浚主张宋应该试图对齐政权进行军事性的毁灭，并喜爱侵略性地将宋朝的都城置于长江南岸的建康。与赵鼎1136年12月离开宰相的职位相关联，张浚和陈公辅(1077-1142)在除去赵的“洛学门徒”的努力中，第一次在南宋发动了对程学的谴责。张浚下令广泛宣传这份奏疏，作为对皇帝关于“士大夫之学”应该广泛地基于孔孟之学而不是某一个单独学派的学说之观点的反映。注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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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张浚传删略了张与赵鼎之间的这些冲突的所有参考资料，称赞他们的联合掌政是一个长于治理的时期——“小元祐”时期。据朱熹所说，秦桧要为淮西军的失利负责，因为他为了自己掌握执政权在张和赵之间散布了阴谋。但因为正是张浚自己首次于1136年7月推荐秦桧为绍兴知府，然后又于1137年1月推荐他作枢密使，朱熹需要掌握一种难度极大的历史技巧。他像通常一样诉诸他的惯常的手法——生动的轶事风格。他描述了皇帝与张浚之间1137年9月的一次对话，在淮西兵败之后的这次谈话中张提出了辞呈。“八月八日，琼等举军叛，执吕祉以行，欲渡淮归刘豫。祉不肯渡，詈琼等，碎齿折首以死。公遂引咎，力求去位。上不得留，因问可代者。公辞不对。上曰：‘秦桧如何？’公曰：‘近与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则用赵鼎。’遂令公拟批召鼎。既出，桧谓公必荐己，就閤子与公语。良久，上遣人促进所拟文字，桧始错愕而出。后反谓鼎：‘上召公，而张丞相迟留，至上使人促，始进入。’桧之交谍类此。”注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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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传说起到了双重的作用：既免除了张曾支持过秦桧的罪责，谴责了秦桧对“小元祐”时期的分裂。朱熹关于中兴时期的主要事件的修订版本又一次迅速主导了其后的叙述。朱熹讲述的传说被《小历》援引，然后进入《宋史》中秦桧和张浚的传记，又被毕沅(1730-1797)逐字逐句、不加评论地采纳进他的宋元历史中，最后从那里进入到刘子健关于那一时期的历史叙述。注174而所有这些叙述在文本上都源于朱熹；关于这一故事没有同时代的其他资料可资佐证。别具意味的是，李心传在他的注中引证了这一段落，却并没有把它整合进正文中。注175对《道命录》中李的注释做一仔细的检讨将揭示出张浚与赵鼎的合作只持续了三个月——1135年2月到1135年5月。注176李心传还记录了一则他深信不疑的记述，在1155年，当时正被幽禁于永州的张浚，告诉他的儿子他相信秦桧不会害死他，因为他曾经举荐过秦。注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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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一种现代的视角看，李心传的一篇题为《道学兴废》的文章(该文写于1202年稍前，当时道学运动仍然受到官方的禁锢)对于南宋早期的知识和政治同盟提供了一种相当惊人的视点。注178李关注对程氏兄弟的追随者的政治支持的兴衰上，并将道学信徒的名单与李自己的历史观察并置起来。这一名单列举了从二程到朱熹之间的17个人物，后来进入《宋史·道学传》的10个人全部包括在里面。而李提供的名单里被《宋史》的编纂者排除在《道学传》外的7个人中，最为突出的是胡安国。胡跟随程颐学习《春秋》，是程颐与他的12世纪的追随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过渡人物。注179《宋史》的《胡安国传》显然有意不提1131年11月秦桧任命胡为中书舍人兼侍讲一事，以及在秦第一次任宰相时胡实际上是秦桧一派的领袖。注180但李心传承认胡与秦之间密切的政治联系，并将秦桧1131-1132年任宰相期间描述为南宋时期对道学的政治支持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支持随着吕颐浩和朱胜非逼迫秦桧下台而结束，但在1134年赵鼎执政时又再度恢复，只是到1136-1137年间，在宰相张浚和陈公辅的攻击下，才又一次沉落。衣川强对《系年要录》中任命模式的细致分析断定了许多秦桧的早期支持者有道学的关联。注181朱熹自己在《语类》中不十分情愿地提到这一问题。他承认胡安国和二程的另一个著名的弟子游酢(1053-1123)，在秦桧执教于密州时惊异于其学识的宽博，顶言他会有远大的前程，并为他提供参加1123年科举的候选资格。注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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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与秦桧跟二程学派的追随者的接触相关的是胡安国的主要著作《春秋胡氏传》在当时的影响。高宗对胡安国在出任侍讲一职时所作《春秋》的讲座十分倾心，他建议胡写一本不是逐字注解而是发挥文本中对于当代政策富有启示作用的注本。尽管胡在秦桧1132年下台以后离开了都城，皇帝仍然督促这一著作，它于1136年成书并呈交御览。注183“根据当代的研究，这部著作的主要关切点可以被描述为“攘夷复仇”，一个与其后的道学政治哲学相一致的收复国土的主张。的确，这部著作成为道学教育的一个主题，从宋末一直到清代中叶，始终作为用于科举考试的标准的《春秋》注本。注184而王夫之(1619-1692)在他的《宋论》中严厉地批评了胡安国的《春秋》注。王引证了胡对《春秋》中的两段文字的注释，注释中警告君主不要将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委托给他的下属。在这两个例子中，下属最终背叛并谋害了他们的君主。王试图证明这些段落导致了高宗对篡夺的恐惧以及对他的军事将领的不信任，这一氛围最终导致了对地方军事力量的削减和对岳飞的杀害。注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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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观察判断秦桧是道学的支持者，无疑是错误的。李心传断定秦桧并不真的理解这一学说，他对程氏兄弟的追随者的支持或反对只是出于政治上的便利。注186这一持衡的评价有利于削弱在朱熹的公开见解中开创的并在《宋史》中得到详细阐述的暗示：秦桧从一开始就是个堕落的邪恶之徒，他导致了宋王朝的道德解体。事实上，秦是一个相当谙练、现实的政治家，以灵活的态度来回应当时的思想流变和政治趋势。他的致命弱点是似乎有一种个人的不安全感以及对批评的过分敏感，这导致他对文字狱的扩大和强化超过了政治需要的界限。这一决定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最后决定了他的历史命运，这一命运比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同类人以及他用谋略成功地压制的那些人都更为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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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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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年，当关于南宋初期的道学评判已经成形但还没有被认可为官方历史时，显然不是道学运动同情者的周密在自己的著作中重复了他父亲的警告：“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注18750多年以后，即1345年，成本《宋史》的出现丝毫没有减缓周密的怀疑。中国的历史学家将《宋史》贬低为最差的官修史，并将其缺点归因为蒙古编纂者的仓促。但问题是两面的，对于现代学者而言这并非全无益处。首先，它的组成部分的匆忙连接，使得探寻《宋史》的裂痕变得相对容易。这部书不是原始的文本，而是对原始文本长期改写的最后产物。李焘、李心传和徐梦莘的著作以及相当多保存于《宋会要》中有关秘书省的文献的存在，为在文本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理解《宋史》的演进过程提供了可能。注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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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旦《宋史》的演进的、积累的性质被人们理解，道学视角的出现以及它对《宋史》文本出现的影响也就变得显而易见。这一问题是目的论缺陷的经典范例，亦即倾向于将历史解释为一系列导致既定结果的事件。所有的胜利者都会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在这里胜利者并不只是获胜的军事或政治宗派。他们更多的是代表着一个拥有一套道德价值体系和一整套思想立场的多歧的运动，它起源于11世纪下半叶，而这也正是宋代思想的形成期。而且，在朝代最后的百年间，他们与朝代历史的修定紧密相联，极度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运动在挽回宋王朝积弱的政治命运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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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在《宋史》中被认可的既定结果讲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人群的故事：道德的、热心的局外人——新君子(他们最终获得了道德和思想上的胜利)和压制的、道德败坏的局内人——新小人(他们最终将王朝引向了政治和道德上的崩溃)。当然，就像对秦桧的历史材料的仔细检讨所揭示的那样，事实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供我们质疑和纠正这一业已被接受的宋代历史版本的可靠线索是何等的微弱。若不是《永乐大典》编者的兼容并包的趣味和《四库全书》编者在学术价值上的敏锐眼光，我们关于两宋历史的最好的材料——李焘的《长编》和李心传的《要录》都不会留存到现在。这些著作中表现出的编史价值——在合法材料的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做出明智的、比较性的估价，虽终都根源于司马光的《通鉴》。这些价值完全与朱熹的编史工作背道而驰。后者的《纲目》是作为说教性的著作编纂的，它将历史组织成了道德教育的例证。它在同一时代里越来越突出，并且反映了与我们上面检讨过的吕中和何俌的著作同样的道德和历史价值的合成。注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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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的秦桧的不同形象与宋代编史的这两个轴线相关。对于李心传来说，秦桧是一个恶徒，但却是一个非常人性的恶徒，这位历史学家通过对材料的不断拣择和筛选，将他的行为理解为已知的历史动力的产物。而对于朱熹来说，秦桧是一个宇宙级的恶棍，只能被理解为道德腐败势力的化身，而且，就像朱的后继者将要讲述的那样，他最终导致了宋王朝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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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新近面世之秦桧碑记及其在宋代道学史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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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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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宰相秦桧(1090-1155)死于1155年10月，在此之前数月，他为宋高宗(1107-1187，1127-1163在位)御制的《先圣先贤图赞》撰写碑记。图、赞与碑记于一年后刻于十五块石碑，至今仍在杭州。1427年，明朝官僚吴讷(1372-1457)在这系列石碑的最后一块发现了秦桧的碑记，心生厌恶，将它凿去，代以自己撰写的《书〈先圣先贤图赞〉后》。但是，吴讷却又将秦桧碑记抄录下来，并保存在他的文集里。他的文集在1548年最后一次刊刻，秦桧的碑记因而得以流传到今天，只是未曾受到注意。本篇论文将还原秦桧碑记在宋高宗《先圣先贤图赞》系列之末的位置，并揭示整个的书写工程是南宋政治、文化史中的重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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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秦桧文中有三点主张与近年来宋代思想史研究成果直接相关。第一，他认为“士”与皇帝在理想的政府机构里，是平等的搭挡。第二，他坚持宋高宗重新结合“君”与“师”的双重职能于一身，因而拥有与周文王齐等的政治地位，以及与孔子一样的文化地位。第三，由于第二点，他宣称宋高宗复兴了孟子以来隐晦不彰的“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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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皆知，现代理学史学者长期视“道统”这个词汇为朱熹(1130-1200)的创造，并认为《中庸章句序》是朱熹在1189年对其道统概念及其哲学体系要义的陈述。因此，1155年秦桧论及道统一事，促使我们探究这个词汇在朱熹以前的历史。本研究将要揭示：北宋晚期“道统”一词的发展，其所指是“道”从上古圣王到宋朝皇帝的传衍，也就是说，那是帝王之间相承的道统。但是，1127年南宋建立后的十年，以秦桧为中心的政治冲突，却引发了一个新的想法：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恢复了已止于孟子的“道”的传承。由于孟子与程颐都不是君王，因此，道统是在“师”之间传承的。这两种道统概念，长期在争论中并存。1155年的秦桧碑记直接点出了这个紧张关系。秦桧辩称高宗结合两种道的传承而复兴宋朝，因此是道统的继承者。1189年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也融合两种传承于一个系谱；但朱熹所谱出的传承却跳过宋朝皇帝，而着落于二程，并暗示止于朱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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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成果不把理学视为封闭的、内向的哲学体系，并且认为道学的历史是对宋朝皇帝权威的挑战。正如包弼德(Peter.K.Bol)的阐释，宋代理学家“内化古典的帝国观念”。注190秦桧的碑记，不仅显示宋朝皇帝时常对抗道学，而且显示二者的冲突助长了十二世纪对儒家事业的再陈述。毫无疑问，秦桧碑记是强势的政治宣传，但是这个文宣和道学信念共享一套互通的思想及许多惯用词汇。倘若仔细将它与当时的史料对读，秦桧的碑记展示了帝国国家与道学群体之间，为了对这些惯用语言的意义进行掌控，发生了竞争与冲突。注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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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的碑记很短，但是对宋代道学史的意义却很巨大。早期，学界讨论道学的典范是纯粹哲学式的，这无法解释国家何以激烈对抗道学运动日益上升的普及性。秦桧的碑记显示，朱熹创构道统，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个足以绾合于其哲学体系的要素，而是一个大胆且具政治危险的行动。这项行动挪用了宋朝皇帝一直以来独享的一项资产，因此这是对皇帝掌控“道统”定义的挑战。1189年朱熹的《中庸章句序》反对帝王有以下的特权：皇帝是道统的继承者，而且皇帝拥有决定道统传承和知识内涵的权力。朱熹知道，每一个府州学校都存有宋高宗的《先圣先贤图赞》与秦桧的碑记。朱熹因此而为《中庸章句序》的内容苦恼很多年，他畏惧对帝王定义的道统作直接的挑战，将使自己因为诋毁帝王受到迫害，因此他将《中庸章句序》的出版一直推迟到1187年高宗逝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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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自然不会欣然认同朱熹的挑战：一个登上“师”位的统治者，也许成为与尧舜齐驱的圣人；但是一位“师”攀至统治者的地位，就会被视为叛乱者。庆元时期(1195-1200)禁斥道学为“伪学”，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党倾轧；但是朱熹对君权和保守儒者的挑战，让道学很容易就被政治机会主义者贴上标签并被他们瓦解。尽管朱熹死后道学运动逐渐被接受，两种道统的构想仍持续并存。1241年道学被认可为国家正统，虽然这是对道学家版本的道统所做的让步，但它同时也再次肯认了宋朝君王才具有决定何谓“道统”的终极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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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碑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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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重修的杭州孔庙，以保有大量宋代石碑自豪，这些石碑本来坐落在南宋的国子监、太学和孔庙附近。其中的八十五块南宋石经，是宋高宗亲书儒家经典的篆刻。另外十四块石碑包含孔子以及七十二弟子的绘像，每幅绘像各有宋高宗的御制赞语和御笔篆刻。高宗与首辅秦桧在1142年在与金朝和谈后，着手进行这两个计划。大部分石经完成于1143-1146年之间；绘像的御制赞语始自1144年，但直到1156年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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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宋高宗《先圣先贤图赞》的十四块石碑是卧碑，每一个高十八英寸，宽四十九英寸。许多已断裂、缺损，第十块碑则已不存。第一块石碑有高宗为这一系列赞语所写的序、孔子坐像和颜回与闵子骞的立侍像。每个图像右侧都以高宗的书法著录该人的姓名、乡里籍贯、谥号以及高宗对其人的赞语。其它十三块石碑各有五到六人的立像，最后一块石碑只有乐欬像，以及吴讷在1427年7月1日(纪年皆依旧历，此处即为宣德二年七月朔日；以下均同)撰写的《书〈先圣先贤图赞〉后》，当时他是浙江巡按御史。此外还有三篇简短的清代碑记。注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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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讷的《书〈先圣先贤图赞〉后》扼要说明石碑的源由。他说最后一块石碑原有秦桧碑记，引用数段原文以显示秦桧如何指斥“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者玷污了儒家之教。吴讷认为，秦桧这段话是针对那些主张持续抗金的士大夫。吴讷哀叹这些士大夫受镇压，还被秦桧指为“狙诈权谲”。他引用朱熹对秦桧的描述：“其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吴讷最后说，下令磨去秦桧的碑记，是为了“使邪诐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厕于圣贤图像之后”。注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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