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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年，当关于南宋初期的道学评判已经成形但还没有被认可为官方历史时，显然不是道学运动同情者的周密在自己的著作中重复了他父亲的警告：“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注18750多年以后，即1345年，成本《宋史》的出现丝毫没有减缓周密的怀疑。中国的历史学家将《宋史》贬低为最差的官修史，并将其缺点归因为蒙古编纂者的仓促。但问题是两面的，对于现代学者而言这并非全无益处。首先，它的组成部分的匆忙连接，使得探寻《宋史》的裂痕变得相对容易。这部书不是原始的文本，而是对原始文本长期改写的最后产物。李焘、李心传和徐梦莘的著作以及相当多保存于《宋会要》中有关秘书省的文献的存在，为在文本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理解《宋史》的演进过程提供了可能。注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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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旦《宋史》的演进的、积累的性质被人们理解，道学视角的出现以及它对《宋史》文本出现的影响也就变得显而易见。这一问题是目的论缺陷的经典范例，亦即倾向于将历史解释为一系列导致既定结果的事件。所有的胜利者都会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在这里胜利者并不只是获胜的军事或政治宗派。他们更多的是代表着一个拥有一套道德价值体系和一整套思想立场的多歧的运动，它起源于11世纪下半叶，而这也正是宋代思想的形成期。而且，在朝代最后的百年间，他们与朝代历史的修定紧密相联，极度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运动在挽回宋王朝积弱的政治命运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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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在《宋史》中被认可的既定结果讲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人群的故事：道德的、热心的局外人——新君子(他们最终获得了道德和思想上的胜利)和压制的、道德败坏的局内人——新小人(他们最终将王朝引向了政治和道德上的崩溃)。当然，就像对秦桧的历史材料的仔细检讨所揭示的那样，事实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供我们质疑和纠正这一业已被接受的宋代历史版本的可靠线索是何等的微弱。若不是《永乐大典》编者的兼容并包的趣味和《四库全书》编者在学术价值上的敏锐眼光，我们关于两宋历史的最好的材料——李焘的《长编》和李心传的《要录》都不会留存到现在。这些著作中表现出的编史价值——在合法材料的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做出明智的、比较性的估价，虽终都根源于司马光的《通鉴》。这些价值完全与朱熹的编史工作背道而驰。后者的《纲目》是作为说教性的著作编纂的，它将历史组织成了道德教育的例证。它在同一时代里越来越突出，并且反映了与我们上面检讨过的吕中和何俌的著作同样的道德和历史价值的合成。注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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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的秦桧的不同形象与宋代编史的这两个轴线相关。对于李心传来说，秦桧是一个恶徒，但却是一个非常人性的恶徒，这位历史学家通过对材料的不断拣择和筛选，将他的行为理解为已知的历史动力的产物。而对于朱熹来说，秦桧是一个宇宙级的恶棍，只能被理解为道德腐败势力的化身，而且，就像朱的后继者将要讲述的那样，他最终导致了宋王朝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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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新近面世之秦桧碑记及其在宋代道学史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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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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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宰相秦桧(1090-1155)死于1155年10月，在此之前数月，他为宋高宗(1107-1187，1127-1163在位)御制的《先圣先贤图赞》撰写碑记。图、赞与碑记于一年后刻于十五块石碑，至今仍在杭州。1427年，明朝官僚吴讷(1372-1457)在这系列石碑的最后一块发现了秦桧的碑记，心生厌恶，将它凿去，代以自己撰写的《书〈先圣先贤图赞〉后》。但是，吴讷却又将秦桧碑记抄录下来，并保存在他的文集里。他的文集在1548年最后一次刊刻，秦桧的碑记因而得以流传到今天，只是未曾受到注意。本篇论文将还原秦桧碑记在宋高宗《先圣先贤图赞》系列之末的位置，并揭示整个的书写工程是南宋政治、文化史中的重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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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秦桧文中有三点主张与近年来宋代思想史研究成果直接相关。第一，他认为“士”与皇帝在理想的政府机构里，是平等的搭挡。第二，他坚持宋高宗重新结合“君”与“师”的双重职能于一身，因而拥有与周文王齐等的政治地位，以及与孔子一样的文化地位。第三，由于第二点，他宣称宋高宗复兴了孟子以来隐晦不彰的“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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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皆知，现代理学史学者长期视“道统”这个词汇为朱熹(1130-1200)的创造，并认为《中庸章句序》是朱熹在1189年对其道统概念及其哲学体系要义的陈述。因此，1155年秦桧论及道统一事，促使我们探究这个词汇在朱熹以前的历史。本研究将要揭示：北宋晚期“道统”一词的发展，其所指是“道”从上古圣王到宋朝皇帝的传衍，也就是说，那是帝王之间相承的道统。但是，1127年南宋建立后的十年，以秦桧为中心的政治冲突，却引发了一个新的想法：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恢复了已止于孟子的“道”的传承。由于孟子与程颐都不是君王，因此，道统是在“师”之间传承的。这两种道统概念，长期在争论中并存。1155年的秦桧碑记直接点出了这个紧张关系。秦桧辩称高宗结合两种道的传承而复兴宋朝，因此是道统的继承者。1189年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也融合两种传承于一个系谱；但朱熹所谱出的传承却跳过宋朝皇帝，而着落于二程，并暗示止于朱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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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成果不把理学视为封闭的、内向的哲学体系，并且认为道学的历史是对宋朝皇帝权威的挑战。正如包弼德(Peter.K.Bol)的阐释，宋代理学家“内化古典的帝国观念”。注190秦桧的碑记，不仅显示宋朝皇帝时常对抗道学，而且显示二者的冲突助长了十二世纪对儒家事业的再陈述。毫无疑问，秦桧碑记是强势的政治宣传，但是这个文宣和道学信念共享一套互通的思想及许多惯用词汇。倘若仔细将它与当时的史料对读，秦桧的碑记展示了帝国国家与道学群体之间，为了对这些惯用语言的意义进行掌控，发生了竞争与冲突。注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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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的碑记很短，但是对宋代道学史的意义却很巨大。早期，学界讨论道学的典范是纯粹哲学式的，这无法解释国家何以激烈对抗道学运动日益上升的普及性。秦桧的碑记显示，朱熹创构道统，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个足以绾合于其哲学体系的要素，而是一个大胆且具政治危险的行动。这项行动挪用了宋朝皇帝一直以来独享的一项资产，因此这是对皇帝掌控“道统”定义的挑战。1189年朱熹的《中庸章句序》反对帝王有以下的特权：皇帝是道统的继承者，而且皇帝拥有决定道统传承和知识内涵的权力。朱熹知道，每一个府州学校都存有宋高宗的《先圣先贤图赞》与秦桧的碑记。朱熹因此而为《中庸章句序》的内容苦恼很多年，他畏惧对帝王定义的道统作直接的挑战，将使自己因为诋毁帝王受到迫害，因此他将《中庸章句序》的出版一直推迟到1187年高宗逝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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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自然不会欣然认同朱熹的挑战：一个登上“师”位的统治者，也许成为与尧舜齐驱的圣人；但是一位“师”攀至统治者的地位，就会被视为叛乱者。庆元时期(1195-1200)禁斥道学为“伪学”，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党倾轧；但是朱熹对君权和保守儒者的挑战，让道学很容易就被政治机会主义者贴上标签并被他们瓦解。尽管朱熹死后道学运动逐渐被接受，两种道统的构想仍持续并存。1241年道学被认可为国家正统，虽然这是对道学家版本的道统所做的让步，但它同时也再次肯认了宋朝君王才具有决定何谓“道统”的终极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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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碑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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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重修的杭州孔庙，以保有大量宋代石碑自豪，这些石碑本来坐落在南宋的国子监、太学和孔庙附近。其中的八十五块南宋石经，是宋高宗亲书儒家经典的篆刻。另外十四块石碑包含孔子以及七十二弟子的绘像，每幅绘像各有宋高宗的御制赞语和御笔篆刻。高宗与首辅秦桧在1142年在与金朝和谈后，着手进行这两个计划。大部分石经完成于1143-1146年之间；绘像的御制赞语始自1144年，但直到1156年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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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宋高宗《先圣先贤图赞》的十四块石碑是卧碑，每一个高十八英寸，宽四十九英寸。许多已断裂、缺损，第十块碑则已不存。第一块石碑有高宗为这一系列赞语所写的序、孔子坐像和颜回与闵子骞的立侍像。每个图像右侧都以高宗的书法著录该人的姓名、乡里籍贯、谥号以及高宗对其人的赞语。其它十三块石碑各有五到六人的立像，最后一块石碑只有乐欬像，以及吴讷在1427年7月1日(纪年皆依旧历，此处即为宣德二年七月朔日；以下均同)撰写的《书〈先圣先贤图赞〉后》，当时他是浙江巡按御史。此外还有三篇简短的清代碑记。注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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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讷的《书〈先圣先贤图赞〉后》扼要说明石碑的源由。他说最后一块石碑原有秦桧碑记，引用数段原文以显示秦桧如何指斥“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者玷污了儒家之教。吴讷认为，秦桧这段话是针对那些主张持续抗金的士大夫。吴讷哀叹这些士大夫受镇压，还被秦桧指为“狙诈权谲”。他引用朱熹对秦桧的描述：“其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吴讷最后说，下令磨去秦桧的碑记，是为了“使邪诐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厕于圣贤图像之后”。注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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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讷重制这一块石碑，是他努力保存南宋国子监石刻的行动之一。1275年杭州陷落后，南宋太学被改为西湖书院，石碑被弃置为碎石。以挖掘宋帝陵墓而恶名昭彰的杨琏真加，带走部分石碑做为佛像的建材。1378年，西湖书院成为仁和县学。1426年，吴讷发现了圣贤像赞碑和残存的石经，于是将它们安置在仁和县学中。吴讷刻新石碑以记录自己保存石经的努力，其论调和他的《书〈先圣先贤图赞〉后》相似。1459年，仁和县学另迁他址，石碑也随之改徙。1517年，石经与圣贤像赞碑被改置于杭州府学，直到今天。注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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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年宋金议和后，高宗与秦桧启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要在心理上与实体上修建新都，大庇以“中兴”为名的宋朝国家机构。由于与金议和是和皇帝对军事力量的直接统御分不开的，因此，与中兴相关的修辞就格外谀扬和平高于战争的好处，以及文治、文人胜于武功、武人所带来的利益。1143年1月高宗将被抄没的岳飞宅邸拨为太学的基址是一象征性的作为。1143年7月太学落成，国子司业高闶以及太学生邀请高宗临幸太学，并引用《尚书》赞誉他“偃武修文”的功绩。注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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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3月18日，高宗与朝廷高级官员亲临太学。祭祀孔子后，一行人进入敦化堂，由秦桧之子礼部侍郎秦熺、国子司业高闶筵讲《易经·泰卦》。接着高宗与诸生啜茶，并造访两个学斋。随后，高宗检阅唐玄宗(712-756在位)以及宋室先帝太祖(960-976在位)、真宗(997-1022在位)、徽宗(1100-1126在位)为孔子撰写的赞文，并下令进呈过去为孔子及其弟子、从祀孔庙者撰写的赞文。六天后，高宗颁布自己为孔子撰写的赞文，下令刻于石碑，昭示学官。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陆续完成七十二子的赞文，并增作一篇序文，5月则将装订成册的序与赞文典藏于孔庙。1155年高宗另行御笔亲撰这些赞文与序文。次年十二月，许多官员请求将御笔亲书的先圣及七十二子赞文刻于国子监石碑，并颁赐给各地州学。注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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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赞文的石碑与石经的原初目的不是为了公开检阅或现场阅读，而是要拓印制成平面读本或图书的形式。国子监刊印的儒家经典源自雕版，它也从石碑复制高宗的御笔。有大量资料证实各地州学收录、典藏拓印纸本，洪适(1117-1184)的文集就包含一篇代知建康府张焘(1092-1166)撰写收到高宗赞文“宝轴”的谢表。张焘在绍兴26年2月至绍兴29年之间担任知建康府，因此“宝轴”约在绍兴26年12月颁赐官学之后不久抵达建康。注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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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早期的庆元府(明州)方志，记载该地学校拥有这一系列高宗赞文的三卷本。注198现存的石碑每一块高45.5公分、宽125公分，而且原本共有十五块；这三卷本的每一卷应该包含五块石碑，并且高45.5公分，共长625公分，这也是宋朝大型卷轴的平均大小。一组完整的三卷本，第一卷卷首应该有高宗的序文，最后一卷卷末则是秦桧碑记。注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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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记文本的分析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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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讷的文集在十六世纪有两种传世系统。我们采用源自吴堂的《吴文恪公大全集》的秦桧碑记为本文校对时的底本，简称Text A。注200意义重大的几处异文来自最重要的三种《思庵先生文粹》，各自标注为B1(范来贤本)，B2(曹炎钞本)，B3(周耕云钞本)。注201以下是碑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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