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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49 简言之，通过牺牲他的政治生涯来表明他对迫害的“不屈的”抵抗以赢取他身后的君子地位，这正是潘的愿望。注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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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51 许多文章用一种夸张的修辞方法和生动的虚构手段，阐明朱熹关于秦桧是一个典型的“奸臣”化身的说法。这些文章常常是一个既定事件惟一留存下来的资料，也经常直接进入《宋史》的记载。上面已经间接提到的朱熹对赵鼎的藏书毁坏经过的描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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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53 绍兴中，宰相秦桧专柄用事，诸有故怨及不附己者，皆诬以罪，窜岭海。故相赵忠简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还其柩，将葬衢州常山县，郡将章杰，绍圣丞相惇诸孙，雅怨赵公当国时奉诏治惇罪，又希桧旨，阳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蒙之护其丧。一日，下书翁君曰：“赵氏私为酒以饮役夫，亟捕置之法。”而阴使人喻意，使并搜取赵公平日知旧往来书疏，欲以败赵氏，快私憾，且媚桧取美官。翁君不可，则啗以利，又不可，则胁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杰意壮不但已，或更属它吏，则事有不可为者，即密告赵氏，夜取诸文书悉烧之，无片纸在。翌旦，乃往为搜捕者，而以无所得告。杰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适故礼部侍郎胡公寅，实当时草诏罪状惇者，益怒，乃诬翁君它罪劾之。会胡公弟宁为尚书郎，具以其事白桧。桧亦悟为杰所卖，下其事安抚使问状，徙翁君官旁郡，赵氏亦竟得无它，而杰遂废，不复用。当是时，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谊，慕翁君之名，而想见其为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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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57 当时生活在章家的魏掞之写了一封谴责章杰的信。朱熹在给魏写的诔文和上面这一详尽的墓志铭中复述了这个故事。注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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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59 朱熹为张浚写的长篇传记同样是关于审讯“五十三”位贤士的戏剧化故事的惟一资料，故事中描述了秦桧如何在其最后的日子里设计了一个牵涉甚众的诉讼案，而被告们之所以能够侥幸逃脱只是由于秦桧病得过重，以至于无法签署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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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61 至是，秦桧宠位既极，老病日侵，鄙夫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无君之迹显然著见。意欲先剪除海内贤士大夫，然后肆其所为。尤惮公为正论宗主，使己不得安，欲亟加害，命台臣王珉、徐嚞辈有所弹劾，语必及公。至弹知洪州张宗元文，始谓公国贼，必欲杀之。有张柄者，尝奏请令桧乘金根车，其死党也，即擢知潭州。汪召锡者，娶桧兄女，尝告讦赵令衿，遣为湖南提举官，俾共图公。又使张常先治张宗元狱，株连及公。以为未足，又捕赵鼎子汾下大理狱，备极惨酷，考掠无全肤，令自诬与公及李光、胡寅等谋大逆。凡一时贤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与狱上。会桧病笃，不能书判以死。时绍兴二十有五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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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65 熊克和李心传关于秦桧的最后纷争的叙述都以朱的文本为基础，尽管如此，熊还是略去了夸张的修辞，李则让相关的段落从属于一个透彻的分析。注150但在《会编》中有关秦桧的较早的传记资料并没有提到这些事件，甚至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只是间接地提到了一次：“见说有三十余家皆当坐。”注151要点不是1155年的大审讯没有发生，而是所有对这一事件的叙述都源出于朱熹的《张浚传》，而这一文本的偏颇甚至朱熹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注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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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67 《朱子语类》中出现的秦桧形象与1165年序和上面讨论过的后来出现的文本中的描述完全相符。注153《朱于语类》另外的特征是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可以观察到朱熹创造他的秦桧角色、为这一角色添加生动的细节以及在回应来自对话者的尖锐质疑时，为这一构造进行辩护的实际过程。朱熹提出了令人吃惊的指控：秦桧意图谋杀高宗并篡夺皇位，这一论断在《张浚传》中只是间接地提到，而在《朱子语类》中则至少有四次直接谈及：“秦太师死，高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为逆。”注154朱指控秦桧是一个女真间谍，这一指控不是通过自己做出论断，而是通过讲述一个提示这一结论的故事达成的。这个故事发生在1138年，在一个佛寺里秦安排了一次会见。注155朱详细讲述了秦桧对御史的控制，并介绍了引人注意的细节：他经常自己写诉状，而让人把它们传送到御史台。注156朱暗示了秦桧与他的妻子之间的性生活缺乏和谐，并叙述了一系列传奇故事为秦桧统治的最后几年公共道德的败坏提供文献上的证明。注157朱熹在《语类》中回答质问的性质和腔调表明他对秦的刻画确实比他同时代人的一般共识要阴暗得多。例如，他两次纠正汪应辰对秦桧更为宽容的看法。注158在黎本《朱子语类》有关秦桧的题材的结尾，朱熹正式给秦桧标上小人的标签。注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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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69 这样，朱熹就把秦桧用作这样一部南宋历史的反面核心：这部历史试图在政治人物中区分出小人和君子。但是，与高宗和秦桧使用同样的区分作为标准来加强当代的政治一致性的企图一样，他的努力也很成问题。促发高宗时代的文字狱的是政治而非意识形态，士大夫反对秦桧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偏爱“赃官”胜过“清官”。秦桧试图通过减少由正规的委任填充的朝廷职位来简化行政机构及决策的过程。洪迈记载道，在12世纪50年代中期，“秦桧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独刑部有孙敏静一员，余皆兼摄，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告院张云，兵、工八司，并于一寺主簿。”注160在一个进入官府的入场券越来越难以获得的时期，这一措施无疑导致了对升迁和晋职的常规模式的严重破坏。朱熹对秦桧的攻击流露出了这一萦回不去的怨恨。但通过以君子和小人这样黑白分明的术语塑造他对秦桧的攻击，也就使得这些迫害看起来受到了比实际情况更多的意识形态化的指引。其结果是受到更多关注的关于“中兴”的历史想像得以形成，而这一想像比原本的人物和事件要简单和粗糙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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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71 如果说秦桧在朱熹对于中兴历史的看法中是一个恶徒，那么张浚则是一个英雄。仅仅在写完《〈戊午谠议〉序》后的两年，即1167年，朱熹完成了《张浚传》的写作。张浚当然在中兴名臣之列，但他又是其中最有争议的，他的历史地位至今仍很成问题。注161确定朱熹选择张浚作为秦桧的衬托的根据是困难的，但有两个可能的因素是可以当即想到的。首先，在张栻将他父亲的传记委托给朱熹并为他提供原始材料的时候，朱熹还没有建立起他举国知名的声望。他很珍视与张栻的亲密关系，无疑，他们之间的友谊对于他决定接受这一委托是十分重要的。第二，即使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朱子语类》因这一传记里面的不一致而指责张栻，它们还是提供了朱熹晚年为他偏爱张浚而非赵鼎而做的辩护。尽管朱熹称扬赵鼎为“中兴名臣一人而已”，并认可他的施政能力，但他还是严厉地批评了赵鼎的胆怯，在战争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以及缺乏远见和主动性。在《朱子语类》的几处有关两位宰相的对比中，朱保留了对张绝对偏爱，尽管他作为一个行政官员相当的不成功，但他从不动摇他“敢担当大事”和收复北方的决心。注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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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73 从李心传开始的史家一直在批评朱熹在《张浚传》中的回护和歪曲，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回护与构成秦桧“传”的那些主题之间的联系。注163事实上，构成秦桧这个恶徒的传记的许多主题也发生在张浚这位英雄的生活中。在这些主题中包括对于部属的不公正的处死和用诗词作为施行迫害的法律上的借口。这两者在张浚处死著名的陕西将军曲端(1091-1131)的事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曲端和岳飞一样，是一个著名的地方军事领袖，以精通书史和对来自朝中的文官的专横傲慢而闻名。张浚1129年被委派为陕西和四川的宣抚史以后，曲被委派为他的部下。1130年，曲反对张在富平的主战场与女真人交战的计划，结果他被解除兵权并拘禁起来。张继续进行攻击，结果导致他的军队损失了40万将士，并使陕西陷入女真人手中。张与其他的部属记住了曲的先见，并担心他在他们的失败面前恢复傲慢的态度。他们决心除掉他，但又没有合法的借口。曾与曲有仇、当时是张的参议官的王庶记起曲端曾作诗题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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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75 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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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79 张随即委派一位曾经被曲杖决一百的地方军事官员作为曲被监禁的地方的提点刑狱。诗句被解释为对皇帝的诽谤，并被接受为叛逆和意图谋反的证据，曲被拷掠致死。注164张等了10个月才通报朝廷。极少公开个人观点的李心传在此写道：“以见端之死，所坐无名，故浚之词支离也。”注165人们将会在这个故事中注意到，后来秦桧的两个牺牲品张浚和王庶在1131年已经采取了与后来秦桧对付他们时相同的文字狱技巧。这一在秦桧和张浚的生活中共通的主题表明，秦桧的政策和行动在他的同代人中比朱熹版本的中兴历史所承认的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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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81 而且，相当多的学者赞同尽管张没有亲自涉入岳飞的被害，但他破坏了对岳飞的政治支持，因此在本质上授权和鼓励了对他的处死。注1661137年初，岳飞可能得到许诺，允许他控制刘光世在淮西的军队，他计划调动联合的力量攻击在河北的女真傀儡政权——齐。当那时惟一的宰相张浚反对这些计划而将刘的军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时，岳飞辞去了对他的任命，并拒绝了朝廷让他重掌自己在湖北的军队的指挥权的一再要求。张在朝廷上攻击岳飞，宣称他的计划显然是企图获得对一个更大的军事力量的控制权，而他的辞职则是意图“胁迫皇上”。其暗含的意思是岳打算谋反。注167岳最终在劝说下接受了指挥权，而1137年8月淮西军队的失利使得作为宰相的张浚被免职，从而避免了张岳之间的最后决斗。根据现存的朱胜非的叙述，张浚从刘光世手中夺取淮西军的控制权的企图以及他对岳飞的攻击，是他更大的野心的一部分：巩固他作为惟一的宰相的地位，为他僭取对国家的总的独裁控制做准备。注168那时还是枢密使、不久就成为宰相的秦桧当然会记得从前张浚将除掉岳飞看做控制独立的军事力量的关键以及对国内独裁控制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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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83 张浚与秦桧的行政实践还在其他方面有着联系。朱胜非同样描述了张浚如何用自己的同党填充御史台，并利用这些关系攻击并最终使当时的宰相赵鼎于1136年12月被免职，这一变动使张浚成为惟一的宰相一直到1137年9月。注169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1138年秦桧采纳了句龙的建议，用御史的控告使和议的反对者缄默，秦为此目的将句龙委派到御史台。但句龙是四川人，也是张浚的亲密朋友。”注170如上面提到的，1137年5月他作为惟一的宰相时，张浚怂恿他对《神宗实录》作另一次修订。为他代理此事的是何抡(1121年进士)，另一位四川乡人及张浚的多年好友。以校正1136年新近呈交给赵鼎的修订本中抄写的错误和疏漏的名义，他略去特定的段落以变更文本的意义。根据后来御史对何的指控，何开始其修订工作以后仅三个月，张浚便失去了权力，何担忧起来，删去伪误，并为了逃避检查而将它们焚烧掉。奏议直接控告何抡“国家大典岂容屡易，以徇权臣之私”。注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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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85 除了这些在张浚和秦桧生活中的共同主题之外，从李心传的著述中搜集到的大量历史观察可以用来向朱熹的早期中兴历史的幻相提出质疑。李的《道命录》将《神宗实录》的修订直接置于张浚和赵鼎之间政治和思想分歧的背景中。据李所说，赵鼎尊敬程颐的“洛学”，但由于赵个人对于程颐没有了解，他经常雇佣伪称为“洛学门徒”的外行。与赵鼎相反，张浚的早期生涯从王安石的追随者中间开始，而且张的朋友大都是赵鼎憎恶和拒绝交往的“才干之士”。在政治上，赵倾向于对北方采取防御性的姿态，主张利用保留刘豫的齐政权作为对女真的一个缓冲，并在临安建立一个屏蔽较多的宋朝都城。与此相反，张浚主张宋应该试图对齐政权进行军事性的毁灭，并喜爱侵略性地将宋朝的都城置于长江南岸的建康。与赵鼎1136年12月离开宰相的职位相关联，张浚和陈公辅(1077-1142)在除去赵的“洛学门徒”的努力中，第一次在南宋发动了对程学的谴责。张浚下令广泛宣传这份奏疏，作为对皇帝关于“士大夫之学”应该广泛地基于孔孟之学而不是某一个单独学派的学说之观点的反映。注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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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87 朱熹的张浚传删略了张与赵鼎之间的这些冲突的所有参考资料，称赞他们的联合掌政是一个长于治理的时期——“小元祐”时期。据朱熹所说，秦桧要为淮西军的失利负责，因为他为了自己掌握执政权在张和赵之间散布了阴谋。但因为正是张浚自己首次于1136年7月推荐秦桧为绍兴知府，然后又于1137年1月推荐他作枢密使，朱熹需要掌握一种难度极大的历史技巧。他像通常一样诉诸他的惯常的手法——生动的轶事风格。他描述了皇帝与张浚之间1137年9月的一次对话，在淮西兵败之后的这次谈话中张提出了辞呈。“八月八日，琼等举军叛，执吕祉以行，欲渡淮归刘豫。祉不肯渡，詈琼等，碎齿折首以死。公遂引咎，力求去位。上不得留，因问可代者。公辞不对。上曰：‘秦桧如何？’公曰：‘近与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则用赵鼎。’遂令公拟批召鼎。既出，桧谓公必荐己，就閤子与公语。良久，上遣人促进所拟文字，桧始错愕而出。后反谓鼎：‘上召公，而张丞相迟留，至上使人促，始进入。’桧之交谍类此。”注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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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89 这一传说起到了双重的作用：既免除了张曾支持过秦桧的罪责，谴责了秦桧对“小元祐”时期的分裂。朱熹关于中兴时期的主要事件的修订版本又一次迅速主导了其后的叙述。朱熹讲述的传说被《小历》援引，然后进入《宋史》中秦桧和张浚的传记，又被毕沅(1730-1797)逐字逐句、不加评论地采纳进他的宋元历史中，最后从那里进入到刘子健关于那一时期的历史叙述。注174而所有这些叙述在文本上都源于朱熹；关于这一故事没有同时代的其他资料可资佐证。别具意味的是，李心传在他的注中引证了这一段落，却并没有把它整合进正文中。注175对《道命录》中李的注释做一仔细的检讨将揭示出张浚与赵鼎的合作只持续了三个月——1135年2月到1135年5月。注176李心传还记录了一则他深信不疑的记述，在1155年，当时正被幽禁于永州的张浚，告诉他的儿子他相信秦桧不会害死他，因为他曾经举荐过秦。注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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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91 最后，从一种现代的视角看，李心传的一篇题为《道学兴废》的文章(该文写于1202年稍前，当时道学运动仍然受到官方的禁锢)对于南宋早期的知识和政治同盟提供了一种相当惊人的视点。注178李关注对程氏兄弟的追随者的政治支持的兴衰上，并将道学信徒的名单与李自己的历史观察并置起来。这一名单列举了从二程到朱熹之间的17个人物，后来进入《宋史·道学传》的10个人全部包括在里面。而李提供的名单里被《宋史》的编纂者排除在《道学传》外的7个人中，最为突出的是胡安国。胡跟随程颐学习《春秋》，是程颐与他的12世纪的追随者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过渡人物。注179《宋史》的《胡安国传》显然有意不提1131年11月秦桧任命胡为中书舍人兼侍讲一事，以及在秦第一次任宰相时胡实际上是秦桧一派的领袖。注180但李心传承认胡与秦之间密切的政治联系，并将秦桧1131-1132年任宰相期间描述为南宋时期对道学的政治支持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支持随着吕颐浩和朱胜非逼迫秦桧下台而结束，但在1134年赵鼎执政时又再度恢复，只是到1136-1137年间，在宰相张浚和陈公辅的攻击下，才又一次沉落。衣川强对《系年要录》中任命模式的细致分析断定了许多秦桧的早期支持者有道学的关联。注181朱熹自己在《语类》中不十分情愿地提到这一问题。他承认胡安国和二程的另一个著名的弟子游酢(1053-1123)，在秦桧执教于密州时惊异于其学识的宽博，顶言他会有远大的前程，并为他提供参加1123年科举的候选资格。注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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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93 同样与秦桧跟二程学派的追随者的接触相关的是胡安国的主要著作《春秋胡氏传》在当时的影响。高宗对胡安国在出任侍讲一职时所作《春秋》的讲座十分倾心，他建议胡写一本不是逐字注解而是发挥文本中对于当代政策富有启示作用的注本。尽管胡在秦桧1132年下台以后离开了都城，皇帝仍然督促这一著作，它于1136年成书并呈交御览。注183“根据当代的研究，这部著作的主要关切点可以被描述为“攘夷复仇”，一个与其后的道学政治哲学相一致的收复国土的主张。的确，这部著作成为道学教育的一个主题，从宋末一直到清代中叶，始终作为用于科举考试的标准的《春秋》注本。注184而王夫之(1619-1692)在他的《宋论》中严厉地批评了胡安国的《春秋》注。王引证了胡对《春秋》中的两段文字的注释，注释中警告君主不要将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委托给他的下属。在这两个例子中，下属最终背叛并谋害了他们的君主。王试图证明这些段落导致了高宗对篡夺的恐惧以及对他的军事将领的不信任，这一氛围最终导致了对地方军事力量的削减和对岳飞的杀害。注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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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795 通过这些观察判断秦桧是道学的支持者，无疑是错误的。李心传断定秦桧并不真的理解这一学说，他对程氏兄弟的追随者的支持或反对只是出于政治上的便利。注186这一持衡的评价有利于削弱在朱熹的公开见解中开创的并在《宋史》中得到详细阐述的暗示：秦桧从一开始就是个堕落的邪恶之徒，他导致了宋王朝的道德解体。事实上，秦是一个相当谙练、现实的政治家，以灵活的态度来回应当时的思想流变和政治趋势。他的致命弱点是似乎有一种个人的不安全感以及对批评的过分敏感，这导致他对文字狱的扩大和强化超过了政治需要的界限。这一决定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最后决定了他的历史命运，这一命运比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同类人以及他用谋略成功地压制的那些人都更为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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