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戢此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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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昭盛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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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宇聿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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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颂诗环环相扣的主旨，构成了一篇以政治更新为诉求的道德宣言。从下诏没收岳飞宅邸并改建为太学，再到与金朝议和(这不过是一年多之前的事)，高宗的文本坚定地将孔子与和平关联起来。高宗指陈文与武的二元对立，他颂扬“文宣王”是弭武之“文”统传承者，其重要性更甚尧舜。涵义丰富的开场白引用了《论语·子罕》的典故，隐约暗示，由于与金人议和，高宗承接了这个“文”统。强调孔子是《春秋》的作者，除了说明孔子复兴并继承了周初的价值体系，也同时强化了高宗身为类似的复兴者与继承者的意象。有资料可以充分说明宋代读者如何理解最后四行诗的寓意(例如：宋高宗媲美孔子)。注231如果结合孟子形容孔子“贤于尧舜”，读者从这篇颂诗接收的可能消息是：高宗缔造的文化与政治复兴，“贤于”王朝建立者宋太祖与宋太宗的成就——犹如秦桧碑记所透露的。注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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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1156年完整颁布先圣与七十二子赞文以前，高宗的先圣赞文已刻在一单独的石碑，并赐降各路。注233太常寺为这首颂诗编曲合乐，每年春秋两度于太学行释奠礼时歌唱，终南宋之世不辍。注234这首颂诗宣扬宋高宗以几个彼此相关的理念：孔子、他的皇帝身份以及与金人和平共处的政策。与经常改革更化的北宋相比，南宋皇帝对改动此一颂诗有所迟疑，这显示宋高宗的修辞与政策，长期笼罩他的继承者。注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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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的石经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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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年先圣与七十二子赞文的正式结构(有高宗的序文、字体用他的书法、末端以秦桧的碑记作结)与南宋石经相仿。南宋石经是规模更为庞大的计划，大部分完成于1143-1146年之间。注236国家主持儒家经典刻于石碑的传统可以回溯到汉代，北宋的石经则制于1041-1061年之间。然而，由于这些石经遗留在开封，建造新的石碑就成为南宋中兴政府在1142年议和之后优先的文教事业。不过，和其他早期的石碑不同，高宗决定用他自己的书法作为新刻石经的字体。这个决定结合了古代国家主持石经的传统，以及始自北宋太宗赐与新科进士御笔儒经篇章的习俗。注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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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和之前的1139与1140年，秦桧请求宋高宗允许将赐给他的御书《孝经》、《中庸》刻于石碑。注238议和以后，1144年7月，临安御书《孝经》石碑的州郡复本，赐给了现任官员与官学学生。注239这些动作与提倡议和直接相关。始于1143年1月的南宋石经计划，乃应秦桧任湖州通判的弟弟秦棣之请。注240是年至1146年，高宗御书了《春秋左传》、《周易》、《书经》、《诗经》、《论语》、《孟子》。注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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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十三世纪中叶重要的石刻著作指出“卷末皆刊桧跋语”。注242检查现存的石碑可确认每一种御书儒经皆殿以秦桧撰写的碑记——我们应记住石碑的作用是用以制作拓本并裱褙成卷轴。注243秦桧在《诗经》篇末的碑记，全文如下：注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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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之《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注245自古圣王在上，则君师之任，归于一致。尧舜之世，万邦咸宁，比屋可封者，治教之明效大验也。仰惟主上以天锡勇智，拨乱世反之正。又于投戈之隙，亲御翰墨，书六经以及《论语》、《孟子》，朝夕从事，为诸儒倡。臣因得请刊石于国子监，颁其本遍赐泮宫。尧舜君师之任，乃幸获亲见之。夫以乾坤之清夷，世道之兴起，一人专任其责，所为经纶于心，表仪以身者，勤亦至矣。所望于丕应者岂浅哉。《诗》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干”。注246臣愿与学者勉之。绍兴癸亥岁九月甲子，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监修国史、兼提举实录院、提举详定一司敕提举编修玉牒所、魏国公臣秦桧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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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修辞并不像1155年的碑记那般复杂，然而这个较早的文本却以类似于1155年碑记开端与结尾的话语来架构其根本意旨：高宗颁布石经，显示他达成古代集“君”与“师”于一身的理想。上天支持此一结合，加上高宗个人的献身，使“尧舜之世”得以重现。结合“治”与“教”，在任何时代皆能实现和平、学习、道德与政治秩序。高宗因此得以圆满完成孔子的志向，也就是《春秋》最后一章所说的“拨乱世，反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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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鼓励他的同时代人回报高宗的成就，就像古人回报上古贤君——献其忠与效其力。“丕应”一词来自《尚书·虞书》，该章阐述上天、臣民油然而衷心回报良善的君主。结尾来自《诗经》，强调君王与臣属相辅相成的纽带，这是文王时代的特征，也是秦桧对听众的谆谆教诲。借由鼓励“学者”往这个目标迈进，秦桧也再度暗示周文王与宋高宗都是履行“君师之任”的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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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尚书》原文，这段引语之后的文字强调，帝王正义而无私的统治将使官员产生“一心”。该段文字与《尚书》其他颂扬上古君王的家臣为政治目标而团结一致的章节，成为绍兴时代用来制裁反对1142年与金议合、倾向持续对金军事对抗的异己者时的修辞准据。简言之，熟读经典者将在秦桧的碑记中看到对破坏“一心”、不接受高宗兼为君师者的恫吓。正如黄溍与吴讷所言，1155年的碑记强烈指责“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者，指向反对议和的士大夫，其中许多人都和程学有关。职此之故，在1155年的政治背景中，有两项议题尽管各有其焦点、目的与修辞，但在政治上是相关的：1.禁止在1144-1156年之间大行其道的程学，2.高宗、秦桧兴起大狱迫害反对议和的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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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记与1155年的政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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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最早、最佳的道学史材料是李心传的《道命录》，其中收录了六份系年于1144-1156年之间的文件。注247这些文件的焦点是科举以及皇帝在考试体系的角色，依时代通读可以看出裁抑程学者的严厉程度与日俱增。有五份文件(第23-26篇与第28篇)谈论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1145，1151，1154，1157年)。第23-27篇文件的作者要求禁止并处罚那些在试卷中透露“专门曲说”的考生及其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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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命录》第23-24篇文件皆成稿于1144年，密切反映秦桧1143年石经碑记的修辞。这两份文件颂扬高宗的三项举措：1142年与金议和之后的文化复兴计划；亲幸太学；颁布石经。同时，也主张高宗书写经书之举明确表达了他对士人科举表现的期待，以及为“正”学建立了指引。第23篇文件认为高宗使科举时文“将见文有典则，与六经相为表里，丕应圣化”，注248第24篇文件则申言石经“使多士知所取法，……亲得圣上为师”。注249李心传的注解引用了高宗的见解：王安石与程颐之学皆有其优点，士人不能独宗其一。这两篇文件论说了“正”学是中道之学，是直接依赖经典文本为根柢的学问，此学之“师”为孔子、孟子和皇帝。由于“专门曲说”认同“师”和最终的权威来源在经典与皇帝之外，形同歪曲“正”学，因此采纳此类学说的试子应被黜落。《道命录》第23篇文件未具指其批评之“专门曲说”所指为谁(应是王安石与程颐)，但第24篇则明确将其矛头对准程学。注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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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150年的第25篇文件，关切之前的诏令并未有效执行。某个州近来拔擢数十位“专门之学者”，这些人因而有资格参加1151年在首都举行的会试。这份奏疏的作者认为这样的拔擢让“私意”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威胁科举的公正性，因此要求御史弹劾让这些学生通过考试的官员。注251第26篇文件撰写于1154年科考之前，疏中要求罢黜胡襄与杨迥(程颐门人杨时之子)。上疏的作者指控二十年前的宰相赵鼎操纵科举考试，偏袒程学学者，借此建立自己的政治网络；而胡襄试图运用相似的方式，重建昔日的网络。作者控告胡寅——当时坐监位于今日广东的新州——是这个计划的幕后主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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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篇文件系年于1155年10月1日，晚于1155年碑记两个月，秦桧死前三周，其精神反映了碑记的寓意。作者张震谈到学子们以“靡然乡风”回应高宗的文化更新计划，高宗希望学子直接通过经典以学习古风，但少数人仍依附“虚无不根”。张震要求学校不得传授“专门之学”，以确保通过考试的人“专以经术渊源之文”。如此一来，“士风近古，悉为可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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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篇文件系年于1156年6月15日，在秦桧逝世之后，但在整个先圣赞文计划颁布前六个月。该文再度坚称皇帝身为“师”，是经典的布道者和正统考试标准的裁决者。奏疏的作者认为秦桧“阴佑”王安石之学，黜落任何可被证明稍微注意程学的试子，这歪曲了考试的公正，妨碍“人才”中选。高宗承认赵鼎对程学的支持和秦桧于王安石之学的鼓励，都扭曲了科举考试，下令今后典试委员须一以孔孟经典为依归。注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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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编年的顺序阅读，并以1143年和1155年的碑记为背景，《道命录》中的文献显示对程学的禁止(李心传记录这总共延续了十二年，1144-1156)，乃是基于皇帝既是君主也是师的典范来进行的(尽管它并未直接使用君师的词汇)。这个典范详述于1143年的碑记，早于1144年的程学禁令，又在1156年重申，以正当化对程学的摈斥。这个典范的本质可以一系列的主张来说明：1.皇帝身为终极统治者和政治权威的来源，亦为终极的“师”和教育权威的来源；2.本于后者之职能，高宗颁布官方版本的经典文献；3.这些文献构成考核学生的唯一合法依据；4.结合这两种职能，皇帝根据科举考试的表现选任官员。高宗1144年和1156年的言论，清楚表达了一项立场：任何大臣若意图利用教育体系建构自身的政治网络，无论其意识形态倾向为何，都将被视为对帝王权威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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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时代的政治肃清几乎在1138年12月秦桧一担任独相时就开始，且直到他1155年过世都是其政策的显著特色。注253迫害经常始于举劾某个人著作中的一段话，受审的文字被断为亵渎皇帝或国家政策。清代史家赵翼(1727-1814)计算《宋史》中共有四十三人被秦桧以此方式攻击。王曾瑜仔细列举的二十四案，每一案牵连人数都超过一人。此类政治迫害肇始于强制士人接受与金朝议和，但政治迫害在1142年之后的持续，常被解释为秦桧的不安全感和报复心态的表现。但是，如王曾瑜所说的，在迫害活动中高宗扮演着积极的、乐意帮助的角色。重要的文件也证明朱熹的说法：迫害活动在秦桧生涯的最后二年变本加厉。注254换言之，政治肃清是政府的政策，而且在1155年碑记前的一段时期加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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