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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文献资料能提供我们相互对照的脉络，以更好地理解秦桧的碑记以及其所传达的讯息。第一，由于秦桧碑记实际上是做为宋高宗《先圣先贤图赞》与序文的题跋，秦桧等于是在这一系列赞文的最末处补充最前端的高宗序文，因此高宗的序文构成秦桧碑记最直接、最相关的文本脉络。第二，1155年孔子与七十二门徒图的系列石碑，显然与同一时间的重刻石经计划，即“南宋石经”有关。石经的字体也是宋高宗的书法，其拓本传于各路。石经的命运与先圣及七十二子图的石碑相仿，多存于今天的杭州。其中有数块石经的石碑刻有秦桧1143年撰写的碑记。1143年的石经碑记所提出的议题，与1155年的碑记相似。这两篇碑记相互启发，并提供不同时期的观点，一为秦桧身为宰相的中期，一为末期。第三，秦桧生涯最后几年的历史，尤其是1155年秋天秦桧死前的政局，可以为理解秦桧碑记提供直接且当代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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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高宗于绍兴14年3月24日(1144年5月5日)揭示他的先圣赞文，但是整个计划剩下的部分，包含七十二子的赞文与秦桧的碑记，要到1155年之前的某个时间点才完成。高宗的序文扼要宣示这个计划的构想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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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自睦邻息兵，首开学校，教育多士，以遂忠良。继幸太学，延见诸生，济济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赞。机政余闲，历取颜回而下七十二人，亦为制赞。用广列圣崇儒右文之声，复知师弟子间缨弁森森覃精绎思之训。其于治道，心庶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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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看似简白的叙述，主要道出两点：首先，高宗直截了当的宣称儒家教育的目的在于增进“治道”。其次，高宗撰写赞文，从而对儒家的教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此他主张他有能力辨认并拔擢“忠良”。在他的思维里，国家官学体系应教育“多士”以求“忠良”。高宗说他亲幸太学而受此启发，这是整个过程的高潮。高宗看到崭新的太学而感到愉悦，也表示有意给太学生荣誉与鼓励(“意甚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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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篇序文，高宗皆以身为“君”与“师”的双重姿态发言。正如秦桧碑记结论详细阐述的，高宗“君”的身份是继承尧舜，“师”则是继承孔子。高宗在序文的后半部(从“用广”开始)继续发展“多士”潜在的双重性(既指诸官员，也指诸学生)，而在修辞上刻意模糊二者的差别，将孔子的门徒和高宗的天子门生/臣僚划上等号。这种一致性将高宗与孔子相侔的寓意更加强化。“列圣”与“师弟子间”二语明显是指孔子与其门人，但是“缨弁”自古以来皆借指官吏。同样的，“绎思”(这篇序文少见的引语)出处是《诗经·周颂》，通章叙述周初诸臣感怀奠基者周文王的辛劳，并尽心尽力永保文王之政，以表达对文王永远的怀思。最后，高宗在篇末重申他个人对孔子之“训”的理解，将大有裨益于当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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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的先圣赞文延续他兼具“君”与“师”的论旨，将复兴文王之教的孔子与重振孔子训示的高宗混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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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宣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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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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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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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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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则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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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由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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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于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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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其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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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时载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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