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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文献资料能提供我们相互对照的脉络,以更好地理解秦桧的碑记以及其所传达的讯息。第一,由于秦桧碑记实际上是做为宋高宗《先圣先贤图赞》与序文的题跋,秦桧等于是在这一系列赞文的最末处补充最前端的高宗序文,因此高宗的序文构成秦桧碑记最直接、最相关的文本脉络。第二,1155年孔子与七十二门徒图的系列石碑,显然与同一时间的重刻石经计划,即“南宋石经”有关。石经的字体也是宋高宗的书法,其拓本传于各路。石经的命运与先圣及七十二子图的石碑相仿,多存于今天的杭州。其中有数块石经的石碑刻有秦桧1143年撰写的碑记。1143年的石经碑记所提出的议题,与1155年的碑记相似。这两篇碑记相互启发,并提供不同时期的观点,一为秦桧身为宰相的中期,一为末期。第三,秦桧生涯最后几年的历史,尤其是1155年秋天秦桧死前的政局,可以为理解秦桧碑记提供直接且当代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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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高宗于绍兴14年3月24日(1144年5月5日)揭示他的先圣赞文,但是整个计划剩下的部分,包含七十二子的赞文与秦桧的碑记,要到1155年之前的某个时间点才完成。高宗的序文扼要宣示这个计划的构想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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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自睦邻息兵,首开学校,教育多士,以遂忠良。继幸太学,延见诸生,济济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赞。机政余闲,历取颜回而下七十二人,亦为制赞。用广列圣崇儒右文之声,复知师弟子间缨弁森森覃精绎思之训。其于治道,心庶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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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看似简白的叙述,主要道出两点:首先,高宗直截了当的宣称儒家教育的目的在于增进“治道”。其次,高宗撰写赞文,从而对儒家的教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此他主张他有能力辨认并拔擢“忠良”。在他的思维里,国家官学体系应教育“多士”以求“忠良”。高宗说他亲幸太学而受此启发,这是整个过程的高潮。高宗看到崭新的太学而感到愉悦,也表示有意给太学生荣誉与鼓励(“意甚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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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篇序文,高宗皆以身为“君”与“师”的双重姿态发言。正如秦桧碑记结论详细阐述的,高宗“君”的身份是继承尧舜,“师”则是继承孔子。高宗在序文的后半部(从“用广”开始)继续发展“多士”潜在的双重性(既指诸官员,也指诸学生),而在修辞上刻意模糊二者的差别,将孔子的门徒和高宗的天子门生/臣僚划上等号。这种一致性将高宗与孔子相侔的寓意更加强化。“列圣”与“师弟子间”二语明显是指孔子与其门人,但是“缨弁”自古以来皆借指官吏。同样的,“绎思”(这篇序文少见的引语)出处是《诗经·周颂》,通章叙述周初诸臣感怀奠基者周文王的辛劳,并尽心尽力永保文王之政,以表达对文王永远的怀思。最后,高宗在篇末重申他个人对孔子之“训”的理解,将大有裨益于当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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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的先圣赞文延续他兼具“君”与“师”的论旨,将复兴文王之教的孔子与重振孔子训示的高宗混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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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宣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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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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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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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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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则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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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由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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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于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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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其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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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时载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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