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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蔡京与秦桧的仕宦生涯都不符合常规。欧阳修与宋祁在《新唐书》中，首创《奸臣传》为道德上的反面典型。当时这个分类范畴几乎没有程序上的困难，因为作者是在重写距之已三百年的历史。然而，“奸臣”的概念却和当时官方宋代人物传的历史编纂流程相抵触。尽管蔡京的个人档案如印纸、告身并无流传，我们仍相信其中不会将蔡京描写为奸臣。事实上，1215年以前所有宋代宰辅的制词都保留在《宋宰辅编年录》中，这也是本研究主要的资料来源。可以预料的是，委任蔡京的制词将其描述为能力与道德的双重典范，与《宋史》中的邪恶形象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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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因此变成：宋代史家要如何在官员印纸、行状、墓志铭与家传不存在，或是即使存在但其正面的记载却不符史家目标的情况下起草传记？答案是：难度很大。《宋史·蔡京传》的历史与现状，便提供了极佳的例证。蔡京在1126年7月20日于前往监禁地海南岛的途中死于潭州(今长沙)。当地官员将他葬在潭州城外的崇教寺。注326几个月内，开封再度被围困，北宋宣告灭亡，两位皇帝与大量官员被女真囚禁。在这种情况下，应在蔡京死后进行的传记编纂几乎不可能实现。理应主持这项工作的蔡京子孙们，大多散落在中国南方，或是前往监禁地途中，或已被监禁，或在不久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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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蔡京死于钦宗在位期间，依史馆的作业规范必须将传记初稿纳入《钦宗日历》中。注327《日历》的预修工作在1140年2月开始进行，因为在此时的敕令中首次提到将之前史馆的功能转移至秘书省。注328这项工作也许一直持续到1144年7月，此时宰相秦桧的儿子秦熺执掌秘书省，修史工作接近停摆。注329当时存在着许多问题。不仅钦宗仍然幽禁在北方，并且秦桧在1125-1127年的灾难中曾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这段时期的政治以及对其中人物的评价都还是非常敏感的议题。然而，随着钦宗在1161年5月的逝世、高宗于1162年6月的退位以及孝宗的登基，为编纂《钦宗日历》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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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史家李心传形容完成的《钦宗日历》“因龚实之(龚茂良，1178年卒)所补《日历》”而成。注330由于龚茂良在1162年5月至1164年3月任职于秘书省，李心传的简短评述暗示《日历》的草稿在1160年代初期就已存在，最终版本来自于龚茂良对之前书稿的增补。注331幸运的是，我们对增补工作中的困难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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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63年7月龚茂良任职于秘书省期间，秘书少监刘仪凤(1110-1175)上奏称，日历的编纂几近完成，但一些传记仍有问题。刘仪凤称，原始档案的遗失，加上为数众多的官员死于靖康年间，造成41个人传记空缺。他要求将这41人的姓名分发给诸路转运司，令其求访任何与这些传记有关的地方文献。皇帝批准了这项建议。41人的名单附在奏疏之后，其中包括了蔡京与其子蔡攸、王黼、童贯与梁思成，都是北宋覆亡时具争议性的核心人物。注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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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的1166年12月，75卷的《钦宗日历》终于完成，进呈御前。紧接着便是将《钦宗日历》改编为《钦宗实录》的工作。注333洪迈负责这项工作。洪迈或许已经预期到，刘仪凤为41位靖康人物所做的文献求访工作无甚成果。洪迈明白，再次访求也不会有不同，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有点非正统的建议。他提议由靖康时期曾任职御史台的致仕官孙觌作传上呈。注334孝宗批准了这项计划。孙觌最初虽有些犹豫，但终究在1167年10月呈上名为《蔡京事实》的手稿。我们不能确定洪迈是否对孙觌上呈的文稿有何改动。然而，以下对于文本的细部研究将能追溯现存的《宋史·蔡京传》有哪些出于孙觌之手。40卷《钦宗实录》的定稿在1168年4月进呈皇帝。注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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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这些《实录》转化为《国史》的工作此时早已展开。记载宋代前五朝的《国史》已经修成，编纂包含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统治时期的《四朝国史》，将使北宋的《国史》归于完整。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本纪》已经在1166年闰9月29日呈交，仅有一卷的《钦宗本纪》则随着《钦宗实录》一同上呈。注336《钦宗本纪》由史家李焘编纂，他的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直是北宋史的基本史料。由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声誉渐隆，李焘在1167年8月从故乡四川眉州被征召至秘书省。皇帝命令秘书省将已完成的960至1067年部分抄成清稿，于1168年4月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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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秘书省后不久，李焘与洪迈在修史工作之外，对当时一桩外交礼仪的处理意见不同；孝宗倾向李焘。这起冲突据说导致洪迈对李焘心怀芥蒂，并且对《四朝国史》产生严重的后果。洪迈在1168年秋天自秘书省离任，蛰居乡间，直到1185年6月才重返首都。李焘则持续《四朝国史》的编纂工作至1170年6月离任。1176年1月，他被召回任秘书监至1177年9月，并在上任后为了《四朝国史》的编纂，立即进行了另一次搜求文献的工作。1177年5月，李焘进呈了徽、钦两朝《长编》。注337在1180年12月，秘书省进呈《四朝国史》中已完成的《志》，内容大部分取材于《长编》，至此只留下传记部分尚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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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年3月，李焘在四川完成了《长编》全书的最后修订并递交朝廷。他在当年夏被召回秘书省，并在1183年7月17日递交了关于《四朝国史》修纂状况的报告。他很自然地将焦点放在传记部分，报告中一个极重要的段落描述了书稿的状况以及完成全书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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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陵诸臣列传已经四次修改，泰陵三次，祐陵两次，靖康一次。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合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注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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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宣称如有适当的支持，这项工作将在一年内完成。但不幸的是，他于1184年2月去世，而他的传记编修工作仍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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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1185年6月，洪迈再次回到秘书省，并提出了关于传记修纂状况的报告，意见与李焘殊异。洪迈感叹这段时期政治问题复杂，且因丢失北方国土而导致文献缺乏。他指出被指定作传的1300人中，有将近一半是鲜为人知的皇室宗亲，因此需要获得更多的讯息。他建议可以合并一些传记，对于那些无事迹可书者，即使贵为宰辅也应悉行删去。洪迈没有提出完成的时限。两天之后，皇帝令他于一年内完成这项工作。注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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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计划侧重点的差异值得注意。一方面，李焘着重于文本层面，在可能的情况下解决现存版本的历史与文献问题，并在考异中记录这些过程，这份提案反映出他修纂《长编》的方法。另一方面，洪迈则在更广的范围内处理问题，一再地抱怨文献不足的情况，并且请求大幅删减整体文本的篇幅。洪迈似乎不愿意、或是无法完成李焘所规划的修订方法。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朝廷手握1183年李焘的乐观评估，也不倾向接受另一次漫长的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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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称洪迈仍因礼仪之争时在李焘面前丢失颜面而耿耿于怀，故而拖延修订《四朝国史》的传记。当皇帝要求限期完成工作时，洪迈将《东都事略》人物传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而《东都事略》才刚由王偁进呈给皇帝。根据李心传的说法，人们“但见新书疏略舛误甚多，而不知仓卒之间不暇考择也”。注340事实上，李心传的“仓卒之间”还是委婉的说法。《东都事略》进呈于1186年8月26日。而仅仅在43天后，洪迈就呈交了《四朝国史》的传记。洪迈也许想在之后补救这种情况，他随即请求将北宋的三部《国史》合并为所谓的《九朝国史》。注341显然，在1188年6月离开秘书省前的大约两年时间中，洪迈一直在进行这项工作。但他离任之后，合并三部北宋《国史》的工作被永久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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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事略》成为现存有关宋代的本朝史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不是因为其文辞优美，而是由于它提供了后人了解宋代史学发展的线索。注342十三世纪大部分的史家与目录学家曾严厉地批评这部著作。当李心传评价《东都史略》时定调为：“其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尤疏驳。”注343在洪迈对于王偁的推介中，他坦承《东都事略》里有九成的内容抄录自先前的《国史》，但洪迈以此辩称该书的可靠。他也提到王偁经由其父王赏(1149年卒)所遗留的资料，完成这部书的编纂工作。注344王赏在1142年3月到1143年12月期间任职于秘书省，那时正是《钦宗实录》编纂的第一次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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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发现连结到《宋史·蔡京传》之前，有必要先简短地介绍《东都事略》与《长编》的关系，这是个复杂但重要的议题。这涉及到《东都事略》的原作者以及成书时间。基于洪迈的陈述，清代学者王士祯认为王赏在1149年去世前完成了《东都事略》的书稿，而王偁为了获得朝廷的提拔隐匿了其父之前的贡献，在1186年时一如常例地向朝廷进献他略微增补的手稿。注345当代学者赵铁寒也认为《东都事略》的大部分内容早已完成，他指出《长编》一书中出现了引自《东都事略》的文字，因此早在1186年以前李焘必定见过此书。注346中国大陆的学者则认为这些引文不是《长编》原始文字的部分，而是后来的编者与出版者所增加的。这些学者坚持不论王赏曾经有什么贡献，王偁应该被视为这本书的真正作者，他们认为王偁于1186年进献《东都事略》不久前刚完成该书。注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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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看到，《宋史·蔡京传》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帮助我们解决这道谜题。王赏与其子为四川眉州人，也是李焘的同乡，很难想象这两个史学家的家族彼此不认识。李心传明确指出《东都事略》的大部分内容抄录自《国史》与四部《实录》。有人可能会因此推测王偁抄录了在1168年完成的《钦宗实录》的某些部分。李心传进一步指出，王偁于1186年进献《东都事略》时任四川龙州知州，并在庆元年间卒于朝官任内，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在1186年前到过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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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纳以上事实的最合理情况为：王赏在1142-1143年任内抄录了他能取得的大部分朝廷档案及各种《实录》，1149年去世后这些资料由其子继承。李焘与王偁定有所联系，可能是在1160年代李焘被召唤至首都之前，或是李焘晚年再度回到四川定居期间(亦即在1172-1173年与1180-1183年)。也许在这些时段中，王偁以《长编》书稿为媒介，接触到他父亲于1140年代抄录文献档案之后才完成的《实录》，包括了《哲宗实录》修订版以及徽钦两朝《实录》，其中亦包含了《蔡京传》。注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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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二世纪《宋史·蔡京传》起源的追索成果，可以归结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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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表将《宋史·蔡京传》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论证，细读《宋史》文本与其并行材料，能清晰揭露这三个阶段的痕迹。如同前所见，传记最早的部分可以追溯至1140年代初开始编纂《钦宗日历》之时。当时人们对于蔡京已深怀敌意。注349王赏也许誊写了这些材料，但他更可能局限于抄录北宋早些时候的历史，它们已经编纂完成且基本定案。福建人龚茂良在1162-1164年间修订了《钦宗日历》，他后来在1170年代位列执政，为朱熹政治上重要的支持者。《钦宗日历》在1166-1168年间在洪迈的主持下修订为《钦宗实录》，期间洪迈向孙觌征求有关蔡京的资料，孙氏在1126年率先在御史台攻击蔡京而遭贬。以上事件暗示1166年的《日历》里也许没有蔡京传记，而1168年的《钦宗实录》是国家首次尝试编纂蔡京的官方传记。此时于史馆任职的李焘很有可能参与了蔡京传记的编纂。以下我们将看到，《东都事略》与《宋史》传记结语中的一段文字无疑出自于李焘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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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年代末以及1170年代中期任职秘书省期间，李焘承担了将《钦宗实录》编入《四朝国史》的初步工作。在此期间，李焘着力编纂徽钦两朝的《长编》，终于在1177年完成。到1184年李焘去世时，秘书省的史家已通过补正《钦宗实录》的传记，为《四朝国史》传记提供了草稿，这其中必定包括《蔡京传》。李焘认为仔细审阅与评估这些修改后，《四朝国史》即能完成。洪迈不持此议，在递交最终成果的强大压力之下，他从1186年进呈的《东都事略》中抄录许多人物传记。这一叙事暗示了在1186年《四朝国史》内的官方《蔡京传》与现存《东都事略》中的大致相同。然而，将《东都事略》与《宋史》的《蔡京传》仔细对照阅读，却显示从1186年《四朝国史》文本到1345年《宋史》文本发生了显著而重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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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录》到《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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