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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君袖出书二帙，帙题曰《本朝通鉴长编节要纲目》，曰：“此吾先子柳溪先生之所用力也。旧尝刻摹行于世矣，鹤山魏先生为之序引。中更兵火，旧梓毁于烬无遗，仅遗此二帙。所幸先子手泽尚存，道传欲继其志，复刊之。鹤山序已逸，集亦不载。顾无以冠其篇首，愿得一言，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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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观之，盖奇书也，不可以泯不传。独鹤山先生既序于其前，某于先生无能为役，何敢僭序于后？再拜谢不敢。杨君请之力，则告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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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者必题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此韩退之读书法也。今观先公之书也，虽李氏之旧，然而辞翦其浮，事举其要，类总其萃，年系其时，挈提以纲，而纪载以目，经综而纬列，璧合而珠连。使读之者可以便览观，可以备遗忘，注516可以识伦类，可以记岁月，可以旁通而曲畅，注517可以本具而末举。其有益于学者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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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通鉴》一书，有《节本》，有《举要历》，有袁氏《本末》，有朱夫子《纲目》。今此书之节要，辞翦其浮，即司马《通鉴》之自节本也。此书之标题，事举其要，即司马《通鉴》之《举要历》也。类总其萃，年系其时，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纲，纪载以目，即朱夫子之《纲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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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而诸体备焉，用心亦勤矣。此东莱先生所谓“躬为其难，而遗学者以易”也，注518用心亦仁矣。父有此书，子不忍没其传，欲复刊摹，以行乎世，用心亦孝矣。杨君其力为之，他日成，愿以一本寄我。注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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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序文包含常见的修辞俗套与社交场上的客套话，但它所呈现的状况和其他相关著作中的历史、目录分析一致，从目录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可以认定其主要陈述符合事实。简单地说，姚勉宣称他看到的是一部“奇书”，因为这部著作综合了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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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序文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杨仲良的作品首度刊印时以“本朝通鉴长编节要纲目”为题。这是个坚实的证据，指出了最初的四川版本(可能就是欧阳守道参考的“蜀大字本”)，与其后所有版本的书名不相侔，也和之后提到此书时，各家著作所使用的书名不同。倘若这部史书如姚勉所说确实是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的结合，那么，原始书名着重“纲目”的特色，便强调了此书的道学血统。简要探讨姚勉用来对照杨仲良之作的其他书籍的背景，将可澄清揭明上述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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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勉费心地建立起一个节选长篇历史著作的传统，并将此传统上溯到司马光本人。众所周知，1084年进呈宫廷的《资治通鉴》，包含了30卷的《目录》，是为辅助阅读整部书制作的某种索引。《目录》实际上是大型史事年表，依循两个坐标向度制作：时间为横向，位在书页的上方；历史事件为纵向，位在时间轴之下、书页的旁侧——用司马光自序中言简意赅的语词来说，即“年经而国纬之”。注520年表里的方格中简明摘述该年发生的事件，司马光在序文中称此为“精要”。页面底部提醒读者《资治通鉴》对应的卷数，卷中将有事件记载的全文。司马光《目录》摘要的文本形式乃基于《春秋》，对于后世史家缩编、摘要较为浩繁的史料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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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勉也特别提到司马光的《举要历》，此书今已不传。宋代的书目将《举要历》形容为《目录》的80卷扩充本，而且记载司马光晚年担忧《资治通鉴》的篇幅过于庞大而不易理解，《目录》则不能提供个别事件的始末，叙事不连贯。司马光死时仍未完成《举要历》，不过手稿保存在晁说之(1059-1129)家中。1130年代初期，《举要历》完成于谢克家(逝于1134)之手，并进呈朝廷。注521现代学者傅兰克(Otto Franke)相信《举要历》由大量的表格数据组成，其中包含了重要官职及其历任官员的情况。注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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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所见，姚勉提到的“司马《通鉴》之自节本”，宋代的书目文献只间接提到一次。晁公武(1132年进士)提过一本60卷的《通鉴节文》，据称是司马光自行删节而成；不过，晁公武紧接着质疑了这部著作的可靠性。注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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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简短的讨论，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姚勉对司马光本人制作的《资治通鉴》删节本的理解并非基于史实，而是基于后人对于司马光曾经做过，或司马光应该做过什么的设想或揣度。司马光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确实心念自己的代表作是否易于阅读，而且也曾在《目录》的序文里概述了这个基本的问题。但是，姚勉资以比较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特色的《举要历》和《节要》，皆非成于司马光之手，这两部著作也都不能代表司马光处理《资治通鉴》易读性问题的解决之道。最重要的是，《目录》至今仍有几部宋版流传(包括《四部丛刊》本)，它并非为取代《资治通鉴》全文而设计的独立著作，它是整部《资治通鉴》的阅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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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述司马光节选《资治通鉴》的立场时，姚勉所持的观念事实上是来自1170年代的道学家。当时，包含朱熹在内的道学家，致力于将历史，尤其是司马光的《通鉴》，朝向道学的目的来塑造。姚勉提到的朱熹与袁枢的著作，都是这一脉络下的主要成果。袁枢和朱熹一样也是闽北建安人，他在严州(位于今浙江)任州教授时编纂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共42卷，1175年在当地刊印，由杨万里(1127-1206)作序。注524基于昭示道学史观的思路，袁枢过滤并重新组织《资治通鉴》中的材料，重新编定《资治通鉴》为239个纲目。朱熹在1176年为《通鉴纪事本末》撰写跋文，称全书纲目的选择与材料安排皆“曲有微意”，朱熹的阐述应和了《春秋》的教育价值。注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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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姚勉在《本朝长编节要纲目序》的结论部分引用了吕祖谦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所作的跋。据吕祖谦所云，《资治通鉴》成书之后的百年间少有读者，而少数真的研习这部书的学者却又皆“不识其纲”。袁枢精选《资治通鉴》的主题，按照时间顺序安排，使学者阅读时可以自行获得“司马公之微旨”，诚可谓“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有趣的是，在朱熹的思维中，袁枢的编排为《资治通鉴》赋予“微旨”；但在吕祖谦看来，袁枢重新编次之功在于让学者更容易追寻司马光本人已然灌注在《资治通鉴》中的“微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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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立刻意识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中的说教设想与教育作用。在1176年的冬天，朱熹的道学同道、参知政事龚茂良指出袁枢的作品可用来教育太子，随后一份诏旨命令严陵州政府刊印《通鉴纪事本末》，取十部上呈朝廷备用。注526宋孝宗对这部书也印象深刻。袁枢得以赴中央任大宗正簿，随即开始将书中的道德教训与时政关联起来。注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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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勉提到的最后一部著作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由于四库馆臣认为这本书是朱熹门人合纂，有鉴于此，现代学者在研究作为史学家的朱熹时，通常都与《资治通鉴纲目》保持距离。注528但是，钱穆在一项细致的研究中仔细为《资治通鉴纲目》制作编年史，集结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朱熹本人参与、投入《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工作。注5291167年朱熹开始着手编纂事宜，1172年撰成现行序文，1175年完成了第一稿。修订工作很快就展开，1182年已经完成叙事截止东汉灭亡的前20卷内容。但是，在朱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编纂《资治通鉴纲目》的工作陷于停顿。在此期间，朱熹的门人赵师渊(1172年进士)开始主导编纂工作，不过赵师渊持续与朱熹商议此书，直到朱熹逝世。注530《资治通鉴纲目》终于在1219年由真德秀刊印于温陵(即泉州)，这一初刻本尚有一部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注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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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撰于1172年的序文和现存的1219年温陵本是理解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构想的最佳指引。在序文中，朱熹认为《资治通鉴纲目》实现了司马光本人和胡安国(1074-1138)试图妥善剪裁《资治通鉴》的未竟之志，他也惋惜司马光的《目录》、《举要历》和胡安国的《通鉴举要补遗》皆未能达到详与简的最佳平衡。朱熹又说《资治通鉴纲目》将使用改良后的《举要历》方格系统，在页面上方标明天干地支，即使该年没有事件亦然。文本将分成二个部分。于“纲”，朱熹标举“大书以提要”的原则；于“目”，朱熹则提出“分注以备要”。“目”的叙事连贯，有本有末，也包含司马光、胡安国的评论，以及与朱熹同时代的学者的看法。注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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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年的温陵本忠实实现了朱熹1172年序文的宏观构想。卷首重印了1067年命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诏令，1084年司马光的进呈表，司马光《目录》的自序，谢克家《举要历》的序文，胡安国《补遗》序，以及朱熹撰于1172年的序文。汇集这些文章的作用，在于使《纲目》宛若1067年诏令意旨的顶峰。1219年的温陵本在页面上方标注干支，清楚区别大字的“纲”与双行小字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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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学者很快地察觉到朱熹制作的“纲”乃模仿《春秋》，“目”则比照《左传》。注533表面上，朱熹延续了始自司马光的编纂节编本的漫漫长路，不过现代学者大体同意：朱熹“以个人综合的、说教的、意识形态的意图接管了《资治通鉴》，将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转化为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并使原作晦而不彰。”注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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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与“目”的区分与二者固定关系的确立，是朱熹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要手段。以网比喻，纲的主要意义是作为主线，构成较细的网线——目——的支撑结构。在历史作品中延伸出作品中的结构或轮廓的那些“主要原则”，即“纲”。朱熹效仿《春秋》的微言大义，视“纲”为研究历史事件的道德体系。他从《诗大序》借用了一个概念，1172年的序文说明“纲”分为“正例”与“变例”。在序文中，朱熹宣称与合作者以“纲”为“提要”，把司马光与胡安国的著作改造为“义例”。换言之，对朱熹而言，节编《资治通鉴》的过程，必须将历史的道德教训提至彰明显著之处，并且也将这些教训组织为有规律的典范。与赵师渊的信件往复中也显示，朱熹直到生命的尽头仍在为选定合宜的“纲”而忧虑。注535“目”的主旨仅是提供“纲”的详细解说。从这点上说，对于双行注文的作用，朱熹的认知与李焘完全不同——对李焘来说，注文是探讨不同说法与表示保留意见的空间。注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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