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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提出，考察朱熹的历史意识需要注意以下两点，即朱熹青年时代处在权相秦桧控制之下的经历，以及朱熹致力于将早期道学运动塑造为对秦桧之政的对抗。注537朱熹于《纲目》一书中表达的主要历史关怀也有可能基于相似的背景。由钱穆搜罗的《纲目》相关资料说明朱熹采择“纲”的两个重点关怀是：一、建立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正统王朝更迭系谱，这意味着同一个时间只能有一个合法的皇帝。二、清楚界定王朝的衰亡要由权臣及其党羽们负责。注538前者使宋朝政治与文化较北方辽、金优越的声明获得强化，后者则令道学运动参与者的道德在国内政敌之上的宣言愈形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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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受道学启迪的著作像是前述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和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同样专注于上述的两点。虽然完整分析杨仲良大作的纲目分类超越了本文所能处理的范围，不过书中数例可说明它们如何依循上述两项道学家史著的规划。宋初征服偏远的南方与西方地区被描述为“收复”，镇压“变”与“叛”则极为详细。更重要的是，杨仲良的北宋政治史纲目采用道德主义解读，如卷64《王安石专用小人》反对王安石，将其依附者称为“小人”，并支持元祐党人。卷62整卷为《苏轼诗狱》，卷101-102《逐元祐党》、卷121-124《禁元祐党》则对元祐党人所受到的政治迫害做了详尽的描写，很可能是在响应庆元时代(1195-1200)的道学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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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朱熹的影响力在南宋的剩余年祚中得到扩张，许多《纲目》的版本随后问世。朝廷在1237年依据原始的1219年温陵本出版了“监本”，“监本”比照温陵本的版式，清楚地区分“纲”与“目”。然而，陈振孙描述庐陵本《纲目》云“庐陵所刊，则纲目并列，不复别也”，对《纲目》研究极具重要意义。注539赵希弁提到他获得一个来自四川夔州的《纲目》，刻印此本使用了4200块刻版，不过他手上的庐陵本却只使用2800块刻版。由此或可推想，庐陵本“縮水”了許多，可能是节本，或是比较便宜、小型的本子。赵希弁另外提到一部名为《资治通鉴纲目提要》的著作，这部书也在庐陵刊印。《资治通鉴纲目提要》的体例仿照《春秋》，只印出《资治通鉴纲目》的“纲”而没有“目”。注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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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姚勉《本朝长编节要纲目序》的道学性质应该显而易见了。姚勉不仅接受了从1067年的诏令到1219《资治通鉴纲目》之间一连串逐级演变的观念，甚至引用了朱熹与吕祖谦为《资治通鉴纲目》和《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所写的序文，但是，姚勉只是在恰如其分地回应这部他已细读的著作和杨道传提供的信息。姚勉强调魏了翁为原始的《长编纪事本末》作序，突显杨仲良分门编类的道学倾向，也为确定《长编纪事本末》的年代提供了信息。魏了翁与真德秀都是十三世纪初期最著名的道学大臣，四川人魏了翁更被称誉将道学传入了家乡。魏了翁1199年考取进士，先后在朝廷太学、馆阁担任各种职务，直到1206年回四川任官。此后16年他在四川各地政府任职，并在1209-1211年间任眉州知州。1222年魏了翁被召回朝廷，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四川。注541前面讨论过的吴泳《答郑子辩书》提及《长编纪事本末》已经“流传世间”，间接指出此书比起其他两部近作来的早。吴泳的信件大约作于1220年。显然，魏了翁作序的时间当在担任眉州知州时，约为1210年；同一时间，《长编纪事本末》可能在眉山首度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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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应该相信姚勉称原始的蜀本综合“纲目”与“纪事本末”两种体裁是符合事实的。将这两种体裁熔于一炉并非难以想象。杨仲良之作的整体结构如同“纪事本末”依照主题划分，同时在每一个标题里采用纲目体，主题使用大字，下方则为双行小字的注文。注542姚勉以“经综而纬列”来比喻纲目体的网格特征(这一比喻可以追溯到司马光《目录》的序文)，强烈支持上述假设。如果真是这样，杨仲良的《本朝长编节要纲目》早于真德秀在温陵出版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约十年。而杨仲良在书名中使用“纲目”一词，在1219年朱熹《纲目》出版并在主流道学学者中普及之后，可能就被视为是有问题的。此外，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由权威的道学大师编纂的北宋《纲目》体编年史书——在1229年的出版，也许促使陈均本人和其他学者把杨仲良结合纲目与纪事本末体的著作归为一般的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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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经济因素共同导致杨仲良原始著作的散失。姚勉记载原始的书版毁于“兵火”，当与蒙古入侵四川有关。蒙古入侵四川始于1234年，造成四川士大夫大规模东迁。如李心传和他的门生牟子才、高斯得、吴泳等在1230年代晚期徙居湖州，这使他们丧失了大量藏书——这些藏书是自宋初起在四川日渐累积的成果。1253年蒙古征服大理，对四川造成更大的压力。1258年成都陷落，昔日朝气蓬勃的四川文化就此划上句点。注543在1257年身处隆兴府河港、紧握着先父手稿的杨道传，想必也是这股蜀士东流潮的一份子。姚勉使用这个意象结构序文，是理解全文情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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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1253年庐陵本《长编纪事本末》的问世，或是1257年徐琥、欧阳守道准备在庐陵重新编排《长编纪事本末》的消息，激起了杨道传依据蜀本着手重印其父著作的行动。沿着赣江，相距逾一百六十公里的隆兴府与庐陵皆是江西地区的出版中心。注544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庐陵本的《资治通鉴纲目》或是删去“目”，或是纲目并行不加区分。现行广雅本《长编纪事本末》可追溯到1257年的庐陵本，有力显示了庐陵的出版商简化了原始的蜀本。这解释了姚勉的序文为何强调原始蜀本特别的样式与体裁，同样可以说明二篇序文为何有不同的语调。姚勉的序文保守、动情，并急切地建立《长编纪事本末》的来源谱系，且认为保存杨仲良身为编纂者达成的成就相当重要。欧阳守道的序文则实用倾向明显，且具商业气息，关心的只是让读者信服文本的可靠，甚至没有提到编纂者姓名。这难免让人想象庐陵的出版商是趁四川出版业遭受破坏的机会从中牟利：为此前在四川出版而如今无法取得的书籍，生产较便宜的、商业化的版本。可惜没有证据说明杨道传曾在豫章实现刊行《长编纪事本末》原本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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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陈均的《纲目》：十三世纪历史教材中的出版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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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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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三部十三世纪的纲目体宋代史书的编纂与初期刊印的历史。这三部史书最初是独立著作。现存的善本以及书录中的条目，显示晚宋出版商将三书合刻为“三部曲”，使用统一的体裁呈现960-1224年的宋代历史。这个计划是出版连贯的赵宋当代史的首度尝试，也展现了十三世纪的历史、出版、政治的相互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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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系列的第一部著作是陈均(1174-1244)在1229年左右完成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涵盖了宋代自960年赵匡胤即位至1127年开封陷落的历史。第二部是陈均此后完成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涵盖1127年“中兴”到1189年的高、孝两朝史事。第三是佚名作者所著的《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涵盖1190年到1224年的光宗、宁宗朝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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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代学者把上述著作视为三部独立典籍，不过大藏书家张金吾(1787-1829)早已注意到这三部著作的现存刊本有着共同的印刷史。本文希望从张金吾的这一洞见出发，最终得出全貌。注545三部曲的编者与刊印者的目标兼有政治与教育的考虑，而刊印出版对达成这两项目标都十分重要。在政治方面，这三部曲流露了独特的宋史观点。这个观点在十二世纪后半叶开始浮现时，与福建地区的道学运动关系密切，尔后在1209至1233年间独相史弥远当政时代又定调为反对时局的声浪。这个特殊的宋史观点也珍视北宋元祐朝的政策与人物。史弥远死后，持有这个想法的政治家在随后的端平年间(1234-1236)短暂当权，号称“小元祐”，彰显了他们的政治信念和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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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方面，该书采用朱熹设计于1170年代的“纲目体”，旨在使以下特殊的观点晓畅易懂，便于地位日渐提高的道学学生和支持道学政治蓝图的官员了解——对这些读者来说，陈均的纲目体三部曲呈现了浓缩的、政治上聚焦的、平易近人的宋史叙述，强调道学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也提倡道学在宋代的政治历程中应占有更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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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刊刻纲目体宋史三部曲以及其他十三世纪类似著作，使这类史著广泛传播，却也导致了其他十二世纪的宋史编著黯然失色。这些十二世纪的宋史著作提供更加详尽，但缺乏集中焦点、因而更少政治相关性的宋代历史。李焘(1115-1184)的《续资治通鉴长编》(1140年代至1183年之间成书)和李心传(1167-1244)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约完成于1208年)都是编年体史书的巨制，也俱为宋代四川史学学派的代表作，评断、校正宋朝官方记载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这两部巨著虽然是陈均的主要原始资料，但陈均的纲目体三部曲因其篇幅较短、关切政治，流行于当世，掩盖了较早问世的巨部史书的光芒，或可做为南宋史学从“记录型史学”往“教学型史学”的变迁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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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态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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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讨论陈均的纲目体三部曲之前，宜先宏观讨论史学态度的转变，这一转变为陈均与其著作的问世铺平了道路。首先我们应该要牢记，无论《续资治通鉴长编》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非以原来的形式流传至今。虽然大部分的宋史学者相信这两部巨著成书不久后就出现了完整的刊本，却罕有证据支持此说。这两部巨著的早期出版史依然朦胧不清，也不清楚他们是否曾完整地出版。今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来自十八世纪四库馆臣的重新编排，他们辑录1407年《永乐大典》引录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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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也许该这样提出：为什么这两部宋代史学的丰碑逐渐乏人问津，若非尚存于《永乐大典》几乎消失，同时，不具同等宏伟性的陈均纲目体三部曲却被编纂、刊印，甚至完好无缺地流传到现在？答案有三个因素，它们彼此相互牵连。一是道学兴起；二是随着道学的兴起，对史学功能的看法从资料性的转为教学性，三是1230年代蒙古入侵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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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83年李焘完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到1229年陈均的首部宋朝史著脱稿的时段内，道学从地方学者与摇摆不定的政治支持力量的松散结合，发展为基础广泛而在政府的最高层级中拥有代表的全国性运动。此转变的结果之一，是教授道学课程的私人书院的普及。另外，倾向道学阵营的官员数量逐渐增加，他们负责辖地内的官学机构。注546准备科举考试的内容与方法连同其他许多因素，共同改变、影响了历史教育和科举参考书的刊印。注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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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尤其是宋史知识——对于通过科举的策论是极为重要的。虽然百科全书之俦如1145年成书的《皇朝事实类苑》也许提供了一些帮助，不过在道学兴起前，官方编纂的《实录》和《国史》的钞本是唯一详尽的宋史叙事。注548这些编年史作品最终被缩编为正史中的“本纪”，它们源于王朝的档案摘编，最初亦被设计为一种档案摘要。然而，这类编年史过大的涵盖范围和篇幅令其不适宜用于教学。司马光出自神宗的授意以及个人议政用途编辑《资治通鉴》，他也意识到《资治通鉴》难以运用，故而编制了索引，甚至可能制作了《资治通鉴》的缩编本。注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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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和李心传皆以《资治通鉴》为典范，采用编年体裁。这一体裁中，各个事件严格依照时序排列，不在相关事件之间做联系。李焘和李心传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为了纠正国家档案中已被察觉到的矛盾和缺漏。李焘针对实录，而李心传致力于《日历》。他们的成果也都上呈朝廷。和司马光相仿，这两位四川史学家依据一手材料编写正文。在他们看来，这些材料最能反映确实发生过的事件。但是，当材料出现冲突或异说时，他们也借由小注保留了其他原始文献。这些史学家不会否认历史的道德价值，但他们抱持的态度是：通过公平、公开的评断史料，历史的道德教训将不证自明地浮现。注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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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虽然在批评司马光时颇为克制，但他感到编年体不适于他的教育方案。朱熹认为，对相互冲突的史料做不得要领的判断有碍迅速领会历史传达的道德信息。他对《续资治通鉴长编》相当失望，终其一生皆热切地倡议修改、删节、补充李焘的作品。注551早在1167年，朱熹即设计了新的史著体裁，命名为“纲目体”，开启了以纲目体重组《资治通鉴》的计划。朱熹直至1200年一直参与这一计划。《资治通鉴纲目》最终在1219年完稿并出版。注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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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创造“纲目体”，意欲综合《春秋》简练的优点和《左传》等早期叙事史的详尽细节。传统上认为孔子以“书法”将对特定事件的褒贬嵌入《春秋》经文之中。朱熹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是缺少这种道德精确性。因此，朱熹模仿《春秋》的用语设计义例，运用这个语言符码编写“纲”。在1219年的版本中，“纲”的文本用“大书”印行，是寓含道德褒贬的标题。这些大字标题依照时序排列，成为历史的“纲”，亦即主体结构。每一“纲”之下以双行印于行间的注释即是“目”。“目”详尽阐述了“纲”中显示的事件。各条“纲”之下双行印行的“目”不同于以编年顺序的“纲”，乃是自由地选择、综合来自不同时期的文本，组成一段因果关系的叙事，阐述大字的“纲”中所蕴含的道德讯息(见图1)。在朱熹看来，纲目体解决了《资治通鉴》的两大问题：1.避免《资治通鉴》模糊的道德认知。对学者们来说，“纲”突出了历史的具体道德讯息。2.避免《资治通鉴》编年纪事的呆板。“目”将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件联系起来，揉合《资治通鉴》中个别的条列于规模宏远的叙述，以阐释特定行动的道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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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与纲目体的个中差异，在于正文、注释的来源和功能截然不同。我选择用“记录型史学”和“教学型史学”解读其差异。这些术语是我个人的用法，仅作为此处讨论框架中理论上抽象的两极。对司马光和其四川的后继者来说，他们的正文，是对一手材料慎重的加工，反映了他们对那些材料的评断；批注则展示了支持其评断的资料和意见。由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依据档案、文件史料，意在形成对这些材料史学上权威的解释，他们可被视为“记录型史学”。对朱熹以及其道学追随者来说，纲目体著作的正文汇集了他们依照一定原则编撰的标签，通常和一手史料没有直接关系。而批注则集结了一手史料(常常没有标明出处)和之前道学家的案语，用以支持正文的道德评判。由于他们的目的是道德教育和举业准备，这类著作可说是“教学型史学”。注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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