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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679 一书而诸体备焉，用心亦勤矣。此东莱先生所谓“躬为其难，而遗学者以易”也，注518用心亦仁矣。父有此书，子不忍没其传，欲复刊摹，以行乎世，用心亦孝矣。杨君其力为之，他日成，愿以一本寄我。注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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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683 这篇序文包含常见的修辞俗套与社交场上的客套话，但它所呈现的状况和其他相关著作中的历史、目录分析一致，从目录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可以认定其主要陈述符合事实。简单地说，姚勉宣称他看到的是一部“奇书”，因为这部著作综合了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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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685 在这方面，序文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杨仲良的作品首度刊印时以“本朝通鉴长编节要纲目”为题。这是个坚实的证据，指出了最初的四川版本(可能就是欧阳守道参考的“蜀大字本”)，与其后所有版本的书名不相侔，也和之后提到此书时，各家著作所使用的书名不同。倘若这部史书如姚勉所说确实是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的结合，那么，原始书名着重“纲目”的特色，便强调了此书的道学血统。简要探讨姚勉用来对照杨仲良之作的其他书籍的背景，将可澄清揭明上述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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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687 姚勉费心地建立起一个节选长篇历史著作的传统，并将此传统上溯到司马光本人。众所周知，1084年进呈宫廷的《资治通鉴》，包含了30卷的《目录》，是为辅助阅读整部书制作的某种索引。《目录》实际上是大型史事年表，依循两个坐标向度制作：时间为横向，位在书页的上方；历史事件为纵向，位在时间轴之下、书页的旁侧——用司马光自序中言简意赅的语词来说，即“年经而国纬之”。注520年表里的方格中简明摘述该年发生的事件，司马光在序文中称此为“精要”。页面底部提醒读者《资治通鉴》对应的卷数，卷中将有事件记载的全文。司马光《目录》摘要的文本形式乃基于《春秋》，对于后世史家缩编、摘要较为浩繁的史料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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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689 姚勉也特别提到司马光的《举要历》，此书今已不传。宋代的书目将《举要历》形容为《目录》的80卷扩充本，而且记载司马光晚年担忧《资治通鉴》的篇幅过于庞大而不易理解，《目录》则不能提供个别事件的始末，叙事不连贯。司马光死时仍未完成《举要历》，不过手稿保存在晁说之(1059-1129)家中。1130年代初期，《举要历》完成于谢克家(逝于1134)之手，并进呈朝廷。注521现代学者傅兰克(Otto Franke)相信《举要历》由大量的表格数据组成，其中包含了重要官职及其历任官员的情况。注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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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691 据笔者所见，姚勉提到的“司马《通鉴》之自节本”，宋代的书目文献只间接提到一次。晁公武(1132年进士)提过一本60卷的《通鉴节文》，据称是司马光自行删节而成；不过，晁公武紧接着质疑了这部著作的可靠性。注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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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693 从以上简短的讨论，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姚勉对司马光本人制作的《资治通鉴》删节本的理解并非基于史实，而是基于后人对于司马光曾经做过，或司马光应该做过什么的设想或揣度。司马光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确实心念自己的代表作是否易于阅读，而且也曾在《目录》的序文里概述了这个基本的问题。但是，姚勉资以比较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特色的《举要历》和《节要》，皆非成于司马光之手，这两部著作也都不能代表司马光处理《资治通鉴》易读性问题的解决之道。最重要的是，《目录》至今仍有几部宋版流传(包括《四部丛刊》本)，它并非为取代《资治通鉴》全文而设计的独立著作，它是整部《资治通鉴》的阅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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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695 在陈述司马光节选《资治通鉴》的立场时，姚勉所持的观念事实上是来自1170年代的道学家。当时，包含朱熹在内的道学家，致力于将历史，尤其是司马光的《通鉴》，朝向道学的目的来塑造。姚勉提到的朱熹与袁枢的著作，都是这一脉络下的主要成果。袁枢和朱熹一样也是闽北建安人，他在严州(位于今浙江)任州教授时编纂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共42卷，1175年在当地刊印，由杨万里(1127-1206)作序。注524基于昭示道学史观的思路，袁枢过滤并重新组织《资治通鉴》中的材料，重新编定《资治通鉴》为239个纲目。朱熹在1176年为《通鉴纪事本末》撰写跋文，称全书纲目的选择与材料安排皆“曲有微意”，朱熹的阐述应和了《春秋》的教育价值。注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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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697 如前述，姚勉在《本朝长编节要纲目序》的结论部分引用了吕祖谦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所作的跋。据吕祖谦所云，《资治通鉴》成书之后的百年间少有读者，而少数真的研习这部书的学者却又皆“不识其纲”。袁枢精选《资治通鉴》的主题，按照时间顺序安排，使学者阅读时可以自行获得“司马公之微旨”，诚可谓“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有趣的是，在朱熹的思维中，袁枢的编排为《资治通鉴》赋予“微旨”；但在吕祖谦看来，袁枢重新编次之功在于让学者更容易追寻司马光本人已然灌注在《资治通鉴》中的“微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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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699 时人立刻意识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中的说教设想与教育作用。在1176年的冬天，朱熹的道学同道、参知政事龚茂良指出袁枢的作品可用来教育太子，随后一份诏旨命令严陵州政府刊印《通鉴纪事本末》，取十部上呈朝廷备用。注526宋孝宗对这部书也印象深刻。袁枢得以赴中央任大宗正簿，随即开始将书中的道德教训与时政关联起来。注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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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701 姚勉提到的最后一部著作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由于四库馆臣认为这本书是朱熹门人合纂，有鉴于此，现代学者在研究作为史学家的朱熹时，通常都与《资治通鉴纲目》保持距离。注528但是，钱穆在一项细致的研究中仔细为《资治通鉴纲目》制作编年史，集结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朱熹本人参与、投入《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工作。注5291167年朱熹开始着手编纂事宜，1172年撰成现行序文，1175年完成了第一稿。修订工作很快就展开，1182年已经完成叙事截止东汉灭亡的前20卷内容。但是，在朱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编纂《资治通鉴纲目》的工作陷于停顿。在此期间，朱熹的门人赵师渊(1172年进士)开始主导编纂工作，不过赵师渊持续与朱熹商议此书，直到朱熹逝世。注530《资治通鉴纲目》终于在1219年由真德秀刊印于温陵(即泉州)，这一初刻本尚有一部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注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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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703 朱熹撰于1172年的序文和现存的1219年温陵本是理解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构想的最佳指引。在序文中，朱熹认为《资治通鉴纲目》实现了司马光本人和胡安国(1074-1138)试图妥善剪裁《资治通鉴》的未竟之志，他也惋惜司马光的《目录》、《举要历》和胡安国的《通鉴举要补遗》皆未能达到详与简的最佳平衡。朱熹又说《资治通鉴纲目》将使用改良后的《举要历》方格系统，在页面上方标明天干地支，即使该年没有事件亦然。文本将分成二个部分。于“纲”，朱熹标举“大书以提要”的原则；于“目”，朱熹则提出“分注以备要”。“目”的叙事连贯，有本有末，也包含司马光、胡安国的评论，以及与朱熹同时代的学者的看法。注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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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705 1219年的温陵本忠实实现了朱熹1172年序文的宏观构想。卷首重印了1067年命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诏令，1084年司马光的进呈表，司马光《目录》的自序，谢克家《举要历》的序文，胡安国《补遗》序，以及朱熹撰于1172年的序文。汇集这些文章的作用，在于使《纲目》宛若1067年诏令意旨的顶峰。1219年的温陵本在页面上方标注干支，清楚区别大字的“纲”与双行小字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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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707 宋代学者很快地察觉到朱熹制作的“纲”乃模仿《春秋》，“目”则比照《左传》。注533表面上，朱熹延续了始自司马光的编纂节编本的漫漫长路，不过现代学者大体同意：朱熹“以个人综合的、说教的、意识形态的意图接管了《资治通鉴》，将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转化为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并使原作晦而不彰。”注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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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709 “纲”与“目”的区分与二者固定关系的确立，是朱熹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要手段。以网比喻，纲的主要意义是作为主线，构成较细的网线——目——的支撑结构。在历史作品中延伸出作品中的结构或轮廓的那些“主要原则”，即“纲”。朱熹效仿《春秋》的微言大义，视“纲”为研究历史事件的道德体系。他从《诗大序》借用了一个概念，1172年的序文说明“纲”分为“正例”与“变例”。在序文中，朱熹宣称与合作者以“纲”为“提要”，把司马光与胡安国的著作改造为“义例”。换言之，对朱熹而言，节编《资治通鉴》的过程，必须将历史的道德教训提至彰明显著之处，并且也将这些教训组织为有规律的典范。与赵师渊的信件往复中也显示，朱熹直到生命的尽头仍在为选定合宜的“纲”而忧虑。注535“目”的主旨仅是提供“纲”的详细解说。从这点上说，对于双行注文的作用，朱熹的认知与李焘完全不同——对李焘来说，注文是探讨不同说法与表示保留意见的空间。注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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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711 笔者曾提出，考察朱熹的历史意识需要注意以下两点，即朱熹青年时代处在权相秦桧控制之下的经历，以及朱熹致力于将早期道学运动塑造为对秦桧之政的对抗。注537朱熹于《纲目》一书中表达的主要历史关怀也有可能基于相似的背景。由钱穆搜罗的《纲目》相关资料说明朱熹采择“纲”的两个重点关怀是：一、建立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正统王朝更迭系谱，这意味着同一个时间只能有一个合法的皇帝。二、清楚界定王朝的衰亡要由权臣及其党羽们负责。注538前者使宋朝政治与文化较北方辽、金优越的声明获得强化，后者则令道学运动参与者的道德在国内政敌之上的宣言愈形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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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713 其他受道学启迪的著作像是前述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和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同样专注于上述的两点。虽然完整分析杨仲良大作的纲目分类超越了本文所能处理的范围，不过书中数例可说明它们如何依循上述两项道学家史著的规划。宋初征服偏远的南方与西方地区被描述为“收复”，镇压“变”与“叛”则极为详细。更重要的是，杨仲良的北宋政治史纲目采用道德主义解读，如卷64《王安石专用小人》反对王安石，将其依附者称为“小人”，并支持元祐党人。卷62整卷为《苏轼诗狱》，卷101-102《逐元祐党》、卷121-124《禁元祐党》则对元祐党人所受到的政治迫害做了详尽的描写，很可能是在响应庆元时代(1195-1200)的道学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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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715 正当朱熹的影响力在南宋的剩余年祚中得到扩张，许多《纲目》的版本随后问世。朝廷在1237年依据原始的1219年温陵本出版了“监本”，“监本”比照温陵本的版式，清楚地区分“纲”与“目”。然而，陈振孙描述庐陵本《纲目》云“庐陵所刊，则纲目并列，不复别也”，对《纲目》研究极具重要意义。注539赵希弁提到他获得一个来自四川夔州的《纲目》，刻印此本使用了4200块刻版，不过他手上的庐陵本却只使用2800块刻版。由此或可推想，庐陵本“縮水”了許多，可能是节本，或是比较便宜、小型的本子。赵希弁另外提到一部名为《资治通鉴纲目提要》的著作，这部书也在庐陵刊印。《资治通鉴纲目提要》的体例仿照《春秋》，只印出《资治通鉴纲目》的“纲”而没有“目”。注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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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717 现在，姚勉《本朝长编节要纲目序》的道学性质应该显而易见了。姚勉不仅接受了从1067年的诏令到1219《资治通鉴纲目》之间一连串逐级演变的观念，甚至引用了朱熹与吕祖谦为《资治通鉴纲目》和《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所写的序文，但是，姚勉只是在恰如其分地回应这部他已细读的著作和杨道传提供的信息。姚勉强调魏了翁为原始的《长编纪事本末》作序，突显杨仲良分门编类的道学倾向，也为确定《长编纪事本末》的年代提供了信息。魏了翁与真德秀都是十三世纪初期最著名的道学大臣，四川人魏了翁更被称誉将道学传入了家乡。魏了翁1199年考取进士，先后在朝廷太学、馆阁担任各种职务，直到1206年回四川任官。此后16年他在四川各地政府任职，并在1209-1211年间任眉州知州。1222年魏了翁被召回朝廷，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四川。注541前面讨论过的吴泳《答郑子辩书》提及《长编纪事本末》已经“流传世间”，间接指出此书比起其他两部近作来的早。吴泳的信件大约作于1220年。显然，魏了翁作序的时间当在担任眉州知州时，约为1210年；同一时间，《长编纪事本末》可能在眉山首度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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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719 我们也应该相信姚勉称原始的蜀本综合“纲目”与“纪事本末”两种体裁是符合事实的。将这两种体裁熔于一炉并非难以想象。杨仲良之作的整体结构如同“纪事本末”依照主题划分，同时在每一个标题里采用纲目体，主题使用大字，下方则为双行小字的注文。注542姚勉以“经综而纬列”来比喻纲目体的网格特征(这一比喻可以追溯到司马光《目录》的序文)，强烈支持上述假设。如果真是这样，杨仲良的《本朝长编节要纲目》早于真德秀在温陵出版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约十年。而杨仲良在书名中使用“纲目”一词，在1219年朱熹《纲目》出版并在主流道学学者中普及之后，可能就被视为是有问题的。此外，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由权威的道学大师编纂的北宋《纲目》体编年史书——在1229年的出版，也许促使陈均本人和其他学者把杨仲良结合纲目与纪事本末体的著作归为一般的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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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721 战争与经济因素共同导致杨仲良原始著作的散失。姚勉记载原始的书版毁于“兵火”，当与蒙古入侵四川有关。蒙古入侵四川始于1234年，造成四川士大夫大规模东迁。如李心传和他的门生牟子才、高斯得、吴泳等在1230年代晚期徙居湖州，这使他们丧失了大量藏书——这些藏书是自宋初起在四川日渐累积的成果。1253年蒙古征服大理，对四川造成更大的压力。1258年成都陷落，昔日朝气蓬勃的四川文化就此划上句点。注543在1257年身处隆兴府河港、紧握着先父手稿的杨道传，想必也是这股蜀士东流潮的一份子。姚勉使用这个意象结构序文，是理解全文情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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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723 也许，1253年庐陵本《长编纪事本末》的问世，或是1257年徐琥、欧阳守道准备在庐陵重新编排《长编纪事本末》的消息，激起了杨道传依据蜀本着手重印其父著作的行动。沿着赣江，相距逾一百六十公里的隆兴府与庐陵皆是江西地区的出版中心。注544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庐陵本的《资治通鉴纲目》或是删去“目”，或是纲目并行不加区分。现行广雅本《长编纪事本末》可追溯到1257年的庐陵本，有力显示了庐陵的出版商简化了原始的蜀本。这解释了姚勉的序文为何强调原始蜀本特别的样式与体裁，同样可以说明二篇序文为何有不同的语调。姚勉的序文保守、动情，并急切地建立《长编纪事本末》的来源谱系，且认为保存杨仲良身为编纂者达成的成就相当重要。欧阳守道的序文则实用倾向明显，且具商业气息，关心的只是让读者信服文本的可靠，甚至没有提到编纂者姓名。这难免让人想象庐陵的出版商是趁四川出版业遭受破坏的机会从中牟利：为此前在四川出版而如今无法取得的书籍，生产较便宜的、商业化的版本。可惜没有证据说明杨道传曾在豫章实现刊行《长编纪事本末》原本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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