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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王德毅在吴泳(1209年进士)的一封书信中发现了更多关于杨仲良的消息。吴泳出身于四川潼川，是李焘之子李(1161-1238)的毕生知交。在《答郑子辩书》中，吴泳感谢郑子辩致赠一本郑氏编纂的书给他，而吴泳只提到这本书是《要略》。此书应当就是《续通鉴长编要略》。身为道学家且官至宰臣的真德秀(1178-1235)曾为之撰写序文，收录在他的文集里。注496书信内容显示吴泳此信大约写于1220年，信中以“帙简而纲宏，词约而事尽”之语赞赏郑氏之作。接着，吴泳提及另外三本时代接近且颇类于郑氏之作的书籍：第一，范洁斋(亦为潼川人)所著的《长编举要》；注497第二，李约在1213年编成的《皇宋十朝纲要》；注498第三，“又有眉山杨明叔者纂成《长编纪事》，流传世间，本末粗为详备”。注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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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最为重大的意义是发现杨仲良为四川眉山人(我们也在此获悉他的字是明叔)。眉山不仅是宋代四川刻书业的中心，距离李焘的家乡丹棱亦只区区十英里。眉山维持着自北宋三苏以来未曾中断的史学研究传统。在南宋，除了李焘父子以外，王偁(约逝于1200年)与其父王赏(逝于1149年)，李心传父子和他的门生高斯得(1229年进士)，牟子才(1223年进士)，杜大珪(逝于1194后)，俱为眉山人。另外，《太平治迹统类》的编者彭百川亦为丹棱人。注500眉山在刻书和历史编纂两个领域的声誉结合在一起，自然使眉山成为刻印史学著作的重镇。世人所称的“眉山七史”，是一项受政府资助，制作供学校使用的可靠正史版本的成果。“七史”于绍兴年间(1131-1162)在眉山刊印，书版迭经修补，不断重印，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毁于祝融。注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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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是眉山最有权势的士人家族之一，在1163年到1230年代蒙古入侵四川之间出了六十多位进士。庆元年间(1195-1200)是杨氏的巅峰时期，这段时期眉山产生的十六位进士中，杨氏即占有九位。注502更重要的是，李焘的妻子即出自眉山杨氏，为杨素的孙女。杨素曾在1100年资助黄庭坚，并建立大雅堂以收藏刻有黄庭坚所书杜甫四川诗作的石碑。注503杨氏巅峰时期的十二、十三世纪之交，一位杰出的家族成员杨泰之(1169-1230)在1195年考取进士。根据杰出的四川学者、政治家魏了翁撰写的杨泰之墓志铭，杨泰之拥有藏书超过两万卷的书楼，并编著了一系列可能用于教学的类书。杨泰之的一系列类书是典范历史著作的“类”编本，始于《春秋列国事目》，终于《本朝长编类》。注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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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记载了其他四川人士重新编辑李焘《长编》的成果。同样为1195年进士的郭叔谊(1155-1233)，终其一生都在四川地方行政机构任职，曾经出任眉州教授，郭叔谊的著作中有20卷《续通鉴长编增添纲目》和30卷《理学语类》。注505此外，邓广铭证明现存的《太平治迹统类》是由另一位眉州人彭百川在1220年代初期编纂的。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是《长编》另一部纪事本末体的浓缩本，邓广铭也发现彭百川之作和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的密切相似之处。注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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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料说明四川地区之外至少还有两个缩编李焘《长编》的尝试。福建的学者李沈(1144-1220)纂辑38卷《续通鉴长编分类》，注507来自江西的朱熹门人张洽(1161-1237)则有《续通鉴长编事略》。注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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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述的证据可得出几点结论。显然，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并非独立产物，应被视为十三世纪前二十五年一连串相关的著作的一部分。它们大部分由四川人士撰成，其中数部和眉山有直接关系。这些著作的名称与篇幅，透露了欲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长编》改编为更加可读的形式的企图。本文已探讨的书名包含“要略”(郑子辩)、“举要”(范洁斋)、“类”(杨泰之)、“增添纲目”(郭叔谊)，四川以外还有“分类”(李沈)、“事略”(张洽)。这些著作的用途是教学，应用于从地方学校到皇帝的各级个人教育系统。可考的作者们与道学有密切联系，他们在地方学校和私人书院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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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守道的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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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欧阳守道为《长编纪事本末》撰写的序文被刊印在1893年广雅本的卷首。注509这篇序文作于1257年，提供了南宋思想学术、出版、教育的复杂关系的惊鸿一瞥。欧阳守道是江西庐陵人，也是属于朱熹一脉的道学导师。1241年中进士之后，有十年的时间，欧阳守道在许多江西与湖南的私人书院讲学。1250年代中期，欧阳守道回到庐陵，直到1262年获授秘书省正字。注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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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守道写道，前任庐陵知州以地方政府的公帑发起刊印《长编纪事本末》，所据底本是该知州私人所藏，在这位知州考满离任后不久的1253年出版。不知为何，这个本子不再可得，因此当地书院学生徐琥有意以一己之力重印《长编纪事本末》。鉴于这部著作卷帙浩繁，有人建议徐琥应该要制作“节本”。欧阳守道不赞成这个计划，他指出，以保持叙事连贯和取信读者两个原则来删节史书(尤其是近代史)，是相当困难的：“史馆遴选尚不敢苟，而私家新学，见史辄节，非予所敢知也”。注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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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守道接着说明当时他自己参与了重印计划。他发现稍早的庐陵本有许多舛误，认为问题出在庐陵本刊成前这名知州已然离任。他因而借取“大字蜀本”，寻求数位友人的帮助，以蜀本校对1253年的刊本。有疑惑时，欧阳守道也参校《长编》原文。若无根据，他绝不增损、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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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在这篇序文的字里行间，发现许多根本地影响《长编纪事本末》钞本系统的课题。对出版方而言，刊印供学校使用的书籍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因为学生和其他有兴趣的群体是主要的消费者。这种现象到南宋晚期犹然。注512欧阳守道清楚地说1253年的刊本由前任知州发起，文中亦两度称之为“郡本”，不过他没有说明他与志同道合者筹备的第二版由谁出版。他在序言末的署名并没有冠上官衔，此时似乎也没有官职在身。当然，原本的刊本中当会指明刊印者。但是，欧阳守道不厌其烦的复述为他如何从徐琥手中取得这个计划的学术主导权，保证文本的可靠性采取的措施，似乎说明他写作序文的目的是引介一个商业出版品，向潜在的购买者担保这个出版品的文本完整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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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所有钞本的卷首一致收录欧阳守道的序文，我们可以推测钞本系统以及由钞本系统而生的1893年广雅本皆源自上述的1257年庐陵本。清代目录学家周中孚注意到手中钞本有一个特点(此一特点在广雅本中也能看到)，有力地证明这个前后关系：欧阳守道序文与《长编纪事本末》目录之间包含一篇“皇宋年号”表，所录终于“景定万万年”(景定1260-1264)。这个年表涵盖的时间超过了庐陵本的出版日期1257年，可能是钞本传统的第一阶段。换言之，现行的《长编纪事本末》以钞本的形式诞生，于1260年到1264年之间的某个时候抄自1257年本。我们从欧阳守道序中得知了蜀本的存在，但1257年本并非衍生自原始的蜀本，它可能是一份商业出版品，约在原始版本问世四十年之后，筹备于四川之外的地区。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欧阳守道的序文和庐陵本的钞本都没有提及杨仲良是《长编纪事本末》的作者。在下文探讨姚勉的《长编纪事本末》序文之后，我们将会发现：庐陵本的编辑者、刊刻者可能大幅改动了杨仲良原著的形式，有意模糊这两个版本的确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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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勉的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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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姚勉序文与《长编纪事本末》的关系早已为人所知，但该序文于研究《长编纪事本末》文本的重要性则尚未被揭示。注513姚勉是江西新昌人，1253年进士，该年状元。姚勉登第后立刻被授予重要的地方职务，但不久之后他的父亲撒手人寰，姚勉遂丁忧服丧。注514他的《本朝长编节要纲目序》即以他生命的这个阶段为始。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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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祐丙辰十有二月，某祇召入册府，至上饶，因闻时事，感疾，注515援老泉先生例，上封事，且辞西归。舟经豫章，度除夕。丁巳正月五日，尾府大夫士班祝天子万寿而行。将行，有眉山杨君道传、宋君可传来抵江，干以诗饯。读之，诗皆有惊人句，固已起某之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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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君袖出书二帙，帙题曰《本朝通鉴长编节要纲目》，曰：“此吾先子柳溪先生之所用力也。旧尝刻摹行于世矣，鹤山魏先生为之序引。中更兵火，旧梓毁于烬无遗，仅遗此二帙。所幸先子手泽尚存，道传欲继其志，复刊之。鹤山序已逸，集亦不载。顾无以冠其篇首，愿得一言，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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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观之，盖奇书也，不可以泯不传。独鹤山先生既序于其前，某于先生无能为役，何敢僭序于后？再拜谢不敢。杨君请之力，则告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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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者必题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此韩退之读书法也。今观先公之书也，虽李氏之旧，然而辞翦其浮，事举其要，类总其萃，年系其时，挈提以纲，而纪载以目，经综而纬列，璧合而珠连。使读之者可以便览观，可以备遗忘，注516可以识伦类，可以记岁月，可以旁通而曲畅，注517可以本具而末举。其有益于学者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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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通鉴》一书，有《节本》，有《举要历》，有袁氏《本末》，有朱夫子《纲目》。今此书之节要，辞翦其浮，即司马《通鉴》之自节本也。此书之标题，事举其要，即司马《通鉴》之《举要历》也。类总其萃，年系其时，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纲，纪载以目，即朱夫子之《纲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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