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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真德秀所述，1226年五十二岁的陈均结束十年太学生生涯，辞谢任官机会，回到家乡莆田，“不惮千百里”并且“橐其书”向学者请教。1229年之前，陈均完成《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并请托三篇序文。此后不久，该书应已刊印于福建。1234年，两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序文的作者郑性之、真德秀，成为端平新政体系的成员。这个体系乃随着1233年史弥远之死而成形。当时郑性之建议兴化州有司传抄陈均之作，进呈朝廷。朝廷即于次年下诏，并在1235年3月补陈均为迪功郎，以资奖励。注563不过陈均拒绝递送《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给州官，他自行携带书稿至州衙，亲自督视《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抄写与进呈。陈均拒绝接受迪功郎的任命，坚持保留太学生的身份。1244年，杨栋新任兴化州官，欲起用陈均为学官，仍遭陈均拒绝。同年陈均逝世，享年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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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编纂者来自一个福建望族，但由于科举不第，使他只能在政治领域更为成功且关系良好的亲友庇荫下生存。这些关系为他提供了接触史籍的机会与从事著述的闲暇。他的家族与朱熹及其门生有着密切的知识和社会联系，这些联系可以追溯到1160年代陈俊卿与朱熹的交谊。陈均仕途、科举的失败，以及参与1216年陈宓措辞激烈的奏疏，1226年离开太学，必须从陈氏与同起同道反对权臣史弥远其人其政的角度来理解。简单地说，《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是史弥远主政时期的产物：成书于作者在政治上反对当朝政府的漫长时期。1235年郑性之要求立即呈送《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进入宫廷，表明执笔该书序文的郑性之与真德秀皆认识到《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对备受期待的端平新政有潜在的用处。注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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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评介四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序文或有帮助。陈均的自序未署日期，泰半由虚构的对话组成。其中，陈均回应了不知名的“友人”对《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提出的疑虑。首先，他们主张陈均身为一位私家撰述者而摘撮官方史书，篡夺了史官的权力。陈均(心里可能想着李焘)回应，权威的国史与伟大的私家史书“并行于世”已久。仿佛是1172年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序文的回声，陈均宣称他的著作只试图增进对官方史书的理解，他并没有打算让自己的著作取代或与其他史著竞争。其次，陈均的批评者指责他的删节将削弱官方文献的完整。陈均回复，虽然他的著作确实比早期著作短，但他只是删除冗词赘语，没有更动“旧事”的数目。无论如何，陈均答复他的书将不会贬低任何现存著作，读者仍可以自由参较它们。最后一项指责：面对官方史书中的许多矛盾，陈均的删节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对此，陈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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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舛，诚有之，无所逃罪。抑今所记，或原其始，或要其终，或以附见，或以类从。举宏撮要，主于事实，而不敢必以日月为断，亦信其可信，阙其可疑云尔。如欲质其疑，求其详，则有太史氏及诸书在。注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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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均自序中高度辩护的论调，显示十三世纪的官方史书与私家修史之间仍存在着紧张关系。国史理应秘不示人，但实际上却流传颇广，因此读者可以毫无拘束地反复思索国史的内容——虽然这理当是宫廷史官独当的责任。陈均强调，他无意废除史官的权威，他的著作也并非以任何形式篡改国史。它仅是它们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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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德秀的序文题款1229年3月23日，当时他在家乡闽北浦城县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他的序文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以陈均向真德秀细说《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源起与宗旨为开篇，占据了较长篇幅。陈均一再强调他的著作是浓缩原文而不是加以取代。陈均宣称他的“纲”以李焘作品为根据，“目”则使用了其他原始材料的文字。他认同以朱熹的《通鉴纲目》为模范，但声称自己与朱熹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由于《通鉴纲目》是“前代之史”，朱熹得以“寓褒贬于其间”。然而，陈均的著作处理当代史，因之“惟据事实而已，不敢尽同文公之法也”。开篇对话以陈均请求真德秀为《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撰写简介作结。在序文的第二部分，真德秀应允陈均之请，执笔作序，遂提出一段有关北宋史的长篇概论，以正(儒家准则与宋代开国之君的举措)、邪(王安石的佛说诡论)的对抗概括北宋史。在结论处，真德秀认为陈均之作不只对学者有益，也应该进呈朝廷备经筵之用，并作为帝国施政决策的指南。接着，真德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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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逮事正献公，得其家学。既又出从贤士大夫游，以博其见闻。故于是书，斟酌损益，皆有条理。非安危所系，则略而弗书。其志固将有补于世，非徒区区事记览而已也。注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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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结论性言论中，真德秀提到陈均正着手续编，以包罗1127年以来的“中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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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篇序文中，真德秀序文的构思最为严谨、巧妙。真德秀否认陈均如朱熹那样恪守《春秋》义例，进而“寓褒贬”于“纲”的行文。在真德秀看来，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包含一个精心设计、条理分明的北宋史观点。真德秀认为这个观点足堪为眼下政治革新的方案。当时的政治革新力图摈斥王安石之政，返归“圣祖神孙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业”。真德秀意识到，陈均之作非以《春秋》式的“寓褒贬”，而是通过对书中处理论题的“斟酌损益”来传达这一信息。真德秀断言这种“斟酌损益”需要道德权威，陈均借由与前宰陈俊卿的家族纽带、与“贤士大夫”的交往获得此等道德权威。总之，真德秀的序文暗示，充满原始史料的国史或李焘之作，道德模糊又无立场，而陈均的“斟酌损益”聚焦且目标明确，提供了一个在道德、政治方面皆令人信服的北宋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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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性之的序文作于1229年8月，当时他在家乡福州长乐县居妻丧。在序文中，郑性之首先提到，与陈均相识以来的二十年间，陈均“足不出书室，口不及世事”。接着，序文进入一段直白的论述，此段论述以陈均自陈其撰述目的为先导。陈均的说法和其自序、真德秀的序文相同。不过，在对话中，陈均谈到他写作《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是为自身“私便诵记”，并不愿意出示他人。这段对话显然发生在1229年之前几年。郑性之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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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年而书成，余与二三同志先得观之，传示寖广，人各欲得其书，而力不能录，遂相与锓木，愿朋友共之。非平甫志也。注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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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郑性之措辞强烈地指出《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精心表达的宋朝祖宗之“纪纲”，构成了在本质上可“与典谟并行”的宋代经典。为了更广大的读者群而刊印《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且置于君臣之手，则陈均之作将能促成政治复兴。因此，《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值得广泛流传，不能只是“书生记诵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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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篇序文是林岊于1229年11月所作。林岊是福州古田人，时任漳州知州。林岊论调保守，仅是重述前两篇序文的基本观点(他自称读过真德秀与郑性之的序文)。注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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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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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已知的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宋元时代的善本传世，分别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上海图书馆、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注569在一些重要的细节上三者各不相同，因此它们是《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三个独立版本。现存版本的数量与多样，证明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在当时广受欢迎。静嘉堂本包含三十卷，卷首依次为陈均、真德秀、郑性之、林岊的序文，每一篇序文皆用作者书迹刊印，有可能是他们的亲笔书写。注570然而这个本子只有卷首与前二十卷是宋本，卷21至30是仿宋抄本。注571刻印部分每半叶的大小是18.6×11.7cm，四周单边。每半叶十六行，每行可有十六字的“纲”(大字)，二十四字的“目”(小字注文)。(见图2)不过，卷21至30的抄本部分，每行小字注文只有二十三字，而且是四周双边。注572(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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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每行注文字数不同外，静嘉堂本的刊本部分与抄本部分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异是其中各处所题的书名有很大差异，几乎可说是混乱。在刊本部分，每一卷的开头和结尾处，“引用诸书”的开头处(页61)，以及目录的开头和结尾处(页65,81)，题名行都写着“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见图2)不过，《凡例》的开头处则写着“皇朝编年备要”(页39)。在抄本的部分，卷21至25的题名行写作“皇朝编年 备要”，有特殊的空白处，两字大小。注573(见图3)此外，卷26至30的所有题名行写着“九朝编年备要”。最后，目录止于卷25，此卷涵盖宋哲宗的最后三年(1098-1110)，后方有一行“已后五卷见成出售”(页81)。我理解这指“以下五卷准备妥当，可以出售”。(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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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最近出版了复制本。注574这个本子的序文和卷首的其他部分，除了几处题名行，几乎与静嘉堂本完全相同。不过上图本的半叶尺寸为19.7×12.7cm，略大于静嘉堂本，且四周双边。整部上图本每半叶有十六行，每行的“纲”(大字)十六字，“目”(小字)二十三字。注575(见图5)目录也一样从卷1到卷25是一致的。然而，上图本的目录另有两页“补刊编年备要五卷目录”，列出卷26到卷30的目录(徽、钦两朝，1101-1127年)。两插入页的字体较粗，且字体明显异于卷1至卷25的目录。(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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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本的题名形式，与静嘉堂本的抄本部分的题名一致。卷1至卷25的首、尾，以及“引用诸书”的开头处，皆写着“皇朝编年 备要”，有两字大小的空白。和静嘉堂本一样也有例外之处。在卷23末尾，“皇朝编年”之后为四字大小的空白；卷25的开头则写着“皇朝编年备要”。“补刊”的卷26至卷30，题名行皆是“九朝编年备要”。《凡例》的题名行，目录的开头处，以及补刊目录的末尾，都写着“皇朝编年备要”。注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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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些细节，静嘉堂本和上图本是源自福建不同的宋刊本。他们也许在陈均完成书稿的1229年之后不久问世。静嘉堂本增补的十卷，乃是在十九世纪抄录自上图本，因此没有校勘和目录学价值。国图收藏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是宋刻元修本，其宋代原版可能和上图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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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均和书目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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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嘉堂本和上图本之间的差异以及两个本子的题名行不寻常的两字大小空白，导致了清代书目学家激烈辩论，燃及今日。不过，提出这些课题之前，我们应该先回顾十三世纪中叶的藏书家陈振孙与赵希弁撰写的相关条目。这两位学者与陈均同时代，而且几乎可以确定陈振孙认识陈均本人。职此之故，两人所写的条目，是理解现存各种《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善本的起源和相互关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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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孙在同一条目下记述了四种许多学者认为是不同著作的书名：1.三十卷的《皇朝编年举要》；2.三十卷的《皇朝编年备要》；3.十四卷的《中兴编年举要》；4.十四卷的《中兴编年备要》。陈振孙认为这四部书皆陈均所作，并在该条目里特别提到陈均是陈俊卿的子孙，以及1234年宋廷诏令“取其书”上呈朝廷。陈振孙还补述这部(或这些)著作“大抵依仿朱氏《通鉴纲目》。‘举要’者，纲也；‘备要’者，目也。然去取无法，详略失中，未为善书”。注577在进一步深论前，在此先针对这段条目的用语，提出两点其他学者没有注意到的细微处：1.朝廷要求上呈的“其书”，似乎可以指向这四部著作的其中之一或是全部；2.陈振孙的最后一句话评论陈均的著作“未为善书”，暗示他相信这些著作还有改善的空间。这两点将在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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