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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希弁撰写的条目则呈现了相当不同的面貌，他只录二书，评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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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编年备要》二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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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编年备要》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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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壶山陈均所编也。其书用《国史》、《实录》等书，为编年体例。起于建隆，迄于淳熙。书法盖微仿纲目之例，而加斟酌焉。真德秀、郑性之、林岊皆为之序。注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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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陈振孙所写的条目，赵希弁并没有提到两部以“举要”为名的著作，而且他确定他所提到的陈均史著，涵盖宋朝开国直到1189年之间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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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撇开南宋的史料，只专注其中的北宋内容，其中有压倒性的同时代证据表明陈均撰写过以“举要”、“备要”为名的两部书稿。除了陈振孙的记述之外，郑性之的序文和赵汝腾的传记资料都清楚说明这两部著作的存在。注579因此，四库馆臣推论，由于传世的陈均北宋史著以“备要”为名，与它相随的“举要”肯定亡佚了。陆心源(1834-1894)和许沛藻则反对这个意见。两人注意到，现行陈均的北宋史著虽以“备要”为名，但兼含“纲”与“目”。他们关注赵希弁所写的条目，做出现行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包含原来的“举要”与“备要”的结论。注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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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学者意见不同，肇因于两位宋代书目学者冲突的记载。然而，钱大昕示意陈振孙所描述的或许是该书的早期书稿。这透露了这个问题的可能解决之道。注581钱氏的看法大抵无误。陈振孙在1226年至约1228年任兴化军通判。期间，陈振孙在四个莆田最大的私人藏书楼抄录的书籍超过五万卷；注582在公务上，陈振孙曾和陈宓一起修建该地堤防。注583因此，陈振孙在莆田时，正可获得当时陈均的宋朝史著的抄本。1226年陈振孙宦游莆田之初，陈均已离开临安，带着大部分的手稿回到莆田。1229年陈均开始请托序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并可能是在郑性之的促成下首次付梓，陈振孙已经离开莆田，返京担任他职。尽管陈振孙撰写陈均著作的条目明显是在1235年陈均诸书进呈宫廷之后，他描述的却是他在1226至1228年之间于莆田所见或抄录的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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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推测调解了陈振孙与赵希弁所写条目乍观之下的冲突，也使我们得以从他们的记录萃取更多讯息。陈均的刊印前的手稿分成四个部分：北宋史的“举要”与“备要”，“中兴”时期的“举要”与“备要”。由于今本《中兴编年备要》有十八卷，与陈振孙所述十四卷不同，倘若陈振孙所记卷数是正确的，可能他看到的南宋史部分的稿本并非完帙。我们也该注意到，陈振孙宣称“举要”与“备要”的卷数皆一致，这使人很难想象“举要”是另外独自成立的“纲”。然而，真德秀的序文坚论陈均的著作仿效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目录》和《举要》的删节原则，更达到了这一传统的巅峰。“目录”和“举要”实为表格式的缩简，作为《资治通鉴》全文的索引和节本。司马光自行完成《目录》，《举要》则是谢克家于1130年代早期编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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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1084年的初刻本《资治通鉴目录》流传至今。初刻本《资治通鉴目录》展示了日历般的网状方格，表格上方是水平的时间轴，其下的方格里写着“事”的简明摘要。南宋史家认为这种精简的条列形式与《春秋》类似，且是南宋史家发明的“纲”的发端。注584(见图7)编纂“举要”以作为篇幅较长的著作的简明指南，在南宋逐渐流行。例如，李焘为《续资治通鉴长编》编纂了六十八卷的索引表格，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举要》。1183年，李焘将其和《长编》全稿一起上呈朝廷。至少在晚明，《续资治通鉴长编举要》仍以单行本的形态在市面上流通。注585也有可靠资料证明，在陈均致力于撰述时，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表格式“举要”版，已单独印行、流通。注586据此，陈均的“举要”也是表格形式的“纲”，上面可能有精简过的“目”。所以，“举要”中的所有材料也包括在“备要”里，但是表格式的“举要”未曾被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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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陈振孙所见为陈均史著的未完成手稿，遂做出“未为善书”的结语。倘若陈振孙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完成于1228年之前的一份书稿，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像赵希弁那样提到诸篇序文。既然如此，陈振孙的条目很可能根据陈均的四部手稿撰写，赵希弁则是依据两部已刊作品。注587两位宋代书目学家誊录的书名均为《皇朝编年备要》和《中兴编年备要》，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静嘉堂本的书名是《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上图本题名行的谜般的空白(“皇朝编年 备要”)有何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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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在1791年做出两点推测：1.宋廷于1235年征求该书时要求改易书名；2.上图本两字大小的空白，或许和此次改变书名有关。钱大昕又指出，阙的两字应该是“举要”，这就符合林岊序文提到的书名《皇朝编年举要备要》。然而，同时拥有静嘉堂本与上图本的黄丕烈则提出上图本所缺二字应该是“纲目”，以切合静嘉堂本的书名(《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和《宋史》关于1235年进呈该书的简短记载。注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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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两字空白，陆心源曾持有上图本的景钞本和静嘉堂本，发展出最完整全面的看法。他认为，首次刊印(1229?)的原始书名是《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两字空白产生于1235年陈均之书准备进呈朝廷时，原来的“纲目”二字被挖去，插入较小的活字“举要”以代之，因而有《皇朝编年举要备要》之名。这个过程也切合序文里的书名。随着时间流逝，替换用的小型活字从书板脱落，留下上图本的两字空白。陆心源更认为陈均身为一个“乡曲老儒”，未意识到将自己的著作命名得像是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是不得体的。1235年，在朝为官的真德秀与郑性之最终说服陈均更改书名。注589许沛藻同意陆心源关于两字空白的看法，但觉得陆心源弄错方向。许沛藻认为，原始书名是《皇朝编年举要备要》，空白处则由于为了1235年进呈朝廷所准备的“纲目”活字脱落了。注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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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假说都不能完全解释两字空白的出现，因为它们没有解决传世两种宋本间关系的问题。如果陆心源是对的，那么静嘉堂本应当早于上图本；如果许沛藻是对的，则两者顺序互换。可是，前文已论及，如“举要”为表格式目录，那么陆心源的理论就不可能正确，没有理由为了突显未曾刊印的表格目录而更改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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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论两字空白的问题，两版本自身提供的证据说明静嘉堂本是比较早的本子。静嘉堂本的目录缺少卷26至卷30的部分，上图本则有“补刊”的卷26至卷30目录。另外，虽然两个本子的尺寸和版式类似，但他们确实是两种不同的版本。如果上图本确实是为了上供朝廷而特别刊刻，那么，不管书名为何，在书版制作时没有随即刻上适当书名都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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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平年间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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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均在1235年提交给朝廷的是一部手稿，而不是刊本。赵汝腾撰写的陈均墓志铭，详细记载朝廷下令征求该书、陈均亲自呈送到兴化军官署，以及兴化军将该书“录以进”之事。注591可是，静嘉堂本、上图本以及各本题名行的空白的存在无疑反映了当时对何为适当书名，存在着不同意见。对此，更仔细地审视1235年的朝廷命令以及郑性之与陈均之间的关系，或能发现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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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学者仅借由《宋史》本纪的寥寥数语说明宋廷征求陈均著作之事。然而，有三条不同的相关史料存在，它们各自涉及征求过程的特定阶段。郑性之倡议征求陈均著作时的官职为签书枢密院事，他在1234年6月就任此职。注592虽然郑性之提出建议的确切时间已不可知，但可确定中书省呈送他的议案给皇帝是在1235年2月27日。注593五天后，朝廷颁布征求陈均著作、授陈均官职的正式命令。注594该年年底(约十个月后)，陈均的文稿即抵达临安。注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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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条记载将陈均的书稿皆概括描述作“长编纲目”，鉴于宋朝各级公文常彼此征引的特性，这一概括极有可能来自郑性之最初提议的奏疏。我们很难确定，记载中的“长编纲目”是应理解为确切的书名，还是应视为对内容的综合描述。但自钱大昕开始的大部分中国学者，皆视“长编纲目”为书名，至少是该书名称的一部分。这个推测可以从1616年书目文献学者陈第撰写的条目寻得有力证据，其中注录有“宋朝通鉴长编纲目”。许沛藻认为这指陈均的著作，我赞同这一意见。注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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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汝腾撰写的墓志铭强调郑性之与陈均之间的亲密关系：郑性之是1208年状元，赞助仕途不显的老同学陈均的研究、著述事业“凡三十年”。不过，郑性之为陈均所写的序文，很多方面和其他几篇有所不同。第一，不像真德秀和林岊的序文，郑性之没有提到陈均著作的具体书名。第二，郑性之的序文，以郑性之和陈均对书的不同期待以及陈均不情愿付梓己作为中心。陈均早先已表明希望自己的著作“私便诵记，不敢外示”。但是郑性之在1229年撰写的序文说明，众人已开始同心协力地刊印该书，而且郑性之似乎也亟欲记录陈均接受这些努力。如果缺少最后五卷而四十个题名行(宋本部分卷1至卷20的起始与末尾)皆明确写着“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静嘉堂本早于上图本的话(我在前面已如此提议)，那么静嘉堂本可能就是郑性之仓促出版陈均著作的产物。1235年郑性之提议以“纲目”为书名，以及各级公文皆以“纲目”为名，这两点都可以支持这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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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来看，福建最早的总括性方志《八闽通志》(1491年成书)中的郑性之小传，其中对郑性之与陈均共同完成《宋编年备要》的记载便显得相当重要。注597就我所见，这个说法未见于任何宋代史料。然而，这一记载暗示郑性之深入参与了陈均著作的出版计划，而他是合著者的传统说法在地方上持续流传到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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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29-1235年之间，陈均的四部书稿似乎在郑性之的实际主导下，转变为得到朝廷支持的《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为此，郑性之放弃“举要”的表格，在“备要”书稿的题名插入“纲目”。郑性之显然有立场和地位力促此事。而且，可能因为陈均原始书稿的这些改变，造成了郑性之为合著者的传统说法。1213-1224年间，郑性之于秘书省任职，参与了《孝宗宝训》等编纂计划。注598同为福建籍官员、道学支持者的真德秀极有可能支持郑性之加工、修改陈均著作的努力。再者，真德秀本人对朱熹著作的拥护，为最终的书版提供了总体设计。1219年，真德秀在知泉州任上曾主持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首次刊印。如前所述，这个版本仍存，而且它可能在十年后的1229年成为陈均作品的静嘉堂本、上图本版式的原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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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付梓，正处在陈均开始着手到完成其著作的期间。陈均和三篇序文的作者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态度分成两面。一方面所有人都同意陈均受到朱熹纲目体的启发，而且确实部分地仿效这个体裁。另一方面，陈均在自序辩白，不敢将自己的著作比拟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而且无论是1229年的序文或同时代的陈振孙、赵希弁撰写的书目条目都没有提到“纲目”一词。凡此皆说明，陈均本人并不愿自己的著作被视为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如陆心源之见，陈均的不情愿可能来自自身真诚的谦卑或不安全感，又或二者皆有。陈均也有可能畏惧己作广泛传播的政治后果。简言之，陈均担忧，由于据说朱熹在“纲”嵌入政治评论，倘若陈均的著作依纲目体设计，且宣传为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读者将在陈均的“纲”之中找寻相似的政治批判观点。因为陈均的著作涵盖宋史，任何能被察觉的评论都将是针对当朝的评论，乃至被渲染为欺君犯上，更不消说是出自陈均这样的非官方学者了。因此，面对真德秀，陈均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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