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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性之的序文作于1229年8月，当时他在家乡福州长乐县居妻丧。在序文中，郑性之首先提到，与陈均相识以来的二十年间，陈均“足不出书室，口不及世事”。接着，序文进入一段直白的论述，此段论述以陈均自陈其撰述目的为先导。陈均的说法和其自序、真德秀的序文相同。不过，在对话中，陈均谈到他写作《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是为自身“私便诵记”，并不愿意出示他人。这段对话显然发生在1229年之前几年。郑性之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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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年而书成，余与二三同志先得观之，传示寖广，人各欲得其书，而力不能录，遂相与锓木，愿朋友共之。非平甫志也。注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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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郑性之措辞强烈地指出《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精心表达的宋朝祖宗之“纪纲”，构成了在本质上可“与典谟并行”的宋代经典。为了更广大的读者群而刊印《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且置于君臣之手，则陈均之作将能促成政治复兴。因此，《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值得广泛流传，不能只是“书生记诵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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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篇序文是林岊于1229年11月所作。林岊是福州古田人，时任漳州知州。林岊论调保守，仅是重述前两篇序文的基本观点(他自称读过真德秀与郑性之的序文)。注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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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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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已知的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宋元时代的善本传世，分别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上海图书馆、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注569在一些重要的细节上三者各不相同，因此它们是《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三个独立版本。现存版本的数量与多样，证明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在当时广受欢迎。静嘉堂本包含三十卷，卷首依次为陈均、真德秀、郑性之、林岊的序文，每一篇序文皆用作者书迹刊印，有可能是他们的亲笔书写。注570然而这个本子只有卷首与前二十卷是宋本，卷21至30是仿宋抄本。注571刻印部分每半叶的大小是18.6×11.7cm，四周单边。每半叶十六行，每行可有十六字的“纲”(大字)，二十四字的“目”(小字注文)。(见图2)不过，卷21至30的抄本部分，每行小字注文只有二十三字，而且是四周双边。注572(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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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每行注文字数不同外，静嘉堂本的刊本部分与抄本部分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异是其中各处所题的书名有很大差异，几乎可说是混乱。在刊本部分，每一卷的开头和结尾处，“引用诸书”的开头处(页61)，以及目录的开头和结尾处(页65,81)，题名行都写着“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见图2)不过，《凡例》的开头处则写着“皇朝编年备要”(页39)。在抄本的部分，卷21至25的题名行写作“皇朝编年 备要”，有特殊的空白处，两字大小。注573(见图3)此外，卷26至30的所有题名行写着“九朝编年备要”。最后，目录止于卷25，此卷涵盖宋哲宗的最后三年(1098-1110)，后方有一行“已后五卷见成出售”(页81)。我理解这指“以下五卷准备妥当，可以出售”。(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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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最近出版了复制本。注574这个本子的序文和卷首的其他部分，除了几处题名行，几乎与静嘉堂本完全相同。不过上图本的半叶尺寸为19.7×12.7cm，略大于静嘉堂本，且四周双边。整部上图本每半叶有十六行，每行的“纲”(大字)十六字，“目”(小字)二十三字。注575(见图5)目录也一样从卷1到卷25是一致的。然而，上图本的目录另有两页“补刊编年备要五卷目录”，列出卷26到卷30的目录(徽、钦两朝，1101-1127年)。两插入页的字体较粗，且字体明显异于卷1至卷25的目录。(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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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本的题名形式，与静嘉堂本的抄本部分的题名一致。卷1至卷25的首、尾，以及“引用诸书”的开头处，皆写着“皇朝编年 备要”，有两字大小的空白。和静嘉堂本一样也有例外之处。在卷23末尾，“皇朝编年”之后为四字大小的空白；卷25的开头则写着“皇朝编年备要”。“补刊”的卷26至卷30，题名行皆是“九朝编年备要”。《凡例》的题名行，目录的开头处，以及补刊目录的末尾，都写着“皇朝编年备要”。注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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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些细节，静嘉堂本和上图本是源自福建不同的宋刊本。他们也许在陈均完成书稿的1229年之后不久问世。静嘉堂本增补的十卷，乃是在十九世纪抄录自上图本，因此没有校勘和目录学价值。国图收藏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是宋刻元修本，其宋代原版可能和上图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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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均和书目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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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嘉堂本和上图本之间的差异以及两个本子的题名行不寻常的两字大小空白，导致了清代书目学家激烈辩论，燃及今日。不过，提出这些课题之前，我们应该先回顾十三世纪中叶的藏书家陈振孙与赵希弁撰写的相关条目。这两位学者与陈均同时代，而且几乎可以确定陈振孙认识陈均本人。职此之故，两人所写的条目，是理解现存各种《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善本的起源和相互关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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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孙在同一条目下记述了四种许多学者认为是不同著作的书名：1.三十卷的《皇朝编年举要》；2.三十卷的《皇朝编年备要》；3.十四卷的《中兴编年举要》；4.十四卷的《中兴编年备要》。陈振孙认为这四部书皆陈均所作，并在该条目里特别提到陈均是陈俊卿的子孙，以及1234年宋廷诏令“取其书”上呈朝廷。陈振孙还补述这部(或这些)著作“大抵依仿朱氏《通鉴纲目》。‘举要’者，纲也；‘备要’者，目也。然去取无法，详略失中，未为善书”。注577在进一步深论前，在此先针对这段条目的用语，提出两点其他学者没有注意到的细微处：1.朝廷要求上呈的“其书”，似乎可以指向这四部著作的其中之一或是全部；2.陈振孙的最后一句话评论陈均的著作“未为善书”，暗示他相信这些著作还有改善的空间。这两点将在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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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希弁撰写的条目则呈现了相当不同的面貌，他只录二书，评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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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编年备要》二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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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编年备要》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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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壶山陈均所编也。其书用《国史》、《实录》等书，为编年体例。起于建隆，迄于淳熙。书法盖微仿纲目之例，而加斟酌焉。真德秀、郑性之、林岊皆为之序。注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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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陈振孙所写的条目，赵希弁并没有提到两部以“举要”为名的著作，而且他确定他所提到的陈均史著，涵盖宋朝开国直到1189年之间的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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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撇开南宋的史料，只专注其中的北宋内容，其中有压倒性的同时代证据表明陈均撰写过以“举要”、“备要”为名的两部书稿。除了陈振孙的记述之外，郑性之的序文和赵汝腾的传记资料都清楚说明这两部著作的存在。注579因此，四库馆臣推论，由于传世的陈均北宋史著以“备要”为名，与它相随的“举要”肯定亡佚了。陆心源(1834-1894)和许沛藻则反对这个意见。两人注意到，现行陈均的北宋史著虽以“备要”为名，但兼含“纲”与“目”。他们关注赵希弁所写的条目，做出现行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包含原来的“举要”与“备要”的结论。注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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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学者意见不同，肇因于两位宋代书目学者冲突的记载。然而，钱大昕示意陈振孙所描述的或许是该书的早期书稿。这透露了这个问题的可能解决之道。注581钱氏的看法大抵无误。陈振孙在1226年至约1228年任兴化军通判。期间，陈振孙在四个莆田最大的私人藏书楼抄录的书籍超过五万卷；注582在公务上，陈振孙曾和陈宓一起修建该地堤防。注583因此，陈振孙在莆田时，正可获得当时陈均的宋朝史著的抄本。1226年陈振孙宦游莆田之初，陈均已离开临安，带着大部分的手稿回到莆田。1229年陈均开始请托序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并可能是在郑性之的促成下首次付梓，陈振孙已经离开莆田，返京担任他职。尽管陈振孙撰写陈均著作的条目明显是在1235年陈均诸书进呈宫廷之后，他描述的却是他在1226至1228年之间于莆田所见或抄录的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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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推测调解了陈振孙与赵希弁所写条目乍观之下的冲突，也使我们得以从他们的记录萃取更多讯息。陈均的刊印前的手稿分成四个部分：北宋史的“举要”与“备要”，“中兴”时期的“举要”与“备要”。由于今本《中兴编年备要》有十八卷，与陈振孙所述十四卷不同，倘若陈振孙所记卷数是正确的，可能他看到的南宋史部分的稿本并非完帙。我们也该注意到，陈振孙宣称“举要”与“备要”的卷数皆一致，这使人很难想象“举要”是另外独自成立的“纲”。然而，真德秀的序文坚论陈均的著作仿效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目录》和《举要》的删节原则，更达到了这一传统的巅峰。“目录”和“举要”实为表格式的缩简，作为《资治通鉴》全文的索引和节本。司马光自行完成《目录》，《举要》则是谢克家于1130年代早期编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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