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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1084年的初刻本《资治通鉴目录》流传至今。初刻本《资治通鉴目录》展示了日历般的网状方格，表格上方是水平的时间轴，其下的方格里写着“事”的简明摘要。南宋史家认为这种精简的条列形式与《春秋》类似，且是南宋史家发明的“纲”的发端。注584(见图7)编纂“举要”以作为篇幅较长的著作的简明指南，在南宋逐渐流行。例如，李焘为《续资治通鉴长编》编纂了六十八卷的索引表格，名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举要》。1183年，李焘将其和《长编》全稿一起上呈朝廷。至少在晚明，《续资治通鉴长编举要》仍以单行本的形态在市面上流通。注585也有可靠资料证明，在陈均致力于撰述时，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表格式“举要”版，已单独印行、流通。注586据此，陈均的“举要”也是表格形式的“纲”，上面可能有精简过的“目”。所以，“举要”中的所有材料也包括在“备要”里，但是表格式的“举要”未曾被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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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陈振孙所见为陈均史著的未完成手稿，遂做出“未为善书”的结语。倘若陈振孙实际上看到的只是完成于1228年之前的一份书稿，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像赵希弁那样提到诸篇序文。既然如此，陈振孙的条目很可能根据陈均的四部手稿撰写，赵希弁则是依据两部已刊作品。注587两位宋代书目学家誊录的书名均为《皇朝编年备要》和《中兴编年备要》，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静嘉堂本的书名是《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上图本题名行的谜般的空白(“皇朝编年 备要”)有何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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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在1791年做出两点推测：1.宋廷于1235年征求该书时要求改易书名；2.上图本两字大小的空白，或许和此次改变书名有关。钱大昕又指出，阙的两字应该是“举要”，这就符合林岊序文提到的书名《皇朝编年举要备要》。然而，同时拥有静嘉堂本与上图本的黄丕烈则提出上图本所缺二字应该是“纲目”，以切合静嘉堂本的书名(《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和《宋史》关于1235年进呈该书的简短记载。注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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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两字空白，陆心源曾持有上图本的景钞本和静嘉堂本，发展出最完整全面的看法。他认为，首次刊印(1229?)的原始书名是《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两字空白产生于1235年陈均之书准备进呈朝廷时，原来的“纲目”二字被挖去，插入较小的活字“举要”以代之，因而有《皇朝编年举要备要》之名。这个过程也切合序文里的书名。随着时间流逝，替换用的小型活字从书板脱落，留下上图本的两字空白。陆心源更认为陈均身为一个“乡曲老儒”，未意识到将自己的著作命名得像是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是不得体的。1235年，在朝为官的真德秀与郑性之最终说服陈均更改书名。注589许沛藻同意陆心源关于两字空白的看法，但觉得陆心源弄错方向。许沛藻认为，原始书名是《皇朝编年举要备要》，空白处则由于为了1235年进呈朝廷所准备的“纲目”活字脱落了。注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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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假说都不能完全解释两字空白的出现，因为它们没有解决传世两种宋本间关系的问题。如果陆心源是对的，那么静嘉堂本应当早于上图本；如果许沛藻是对的，则两者顺序互换。可是，前文已论及，如“举要”为表格式目录，那么陆心源的理论就不可能正确，没有理由为了突显未曾刊印的表格目录而更改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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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论两字空白的问题，两版本自身提供的证据说明静嘉堂本是比较早的本子。静嘉堂本的目录缺少卷26至卷30的部分，上图本则有“补刊”的卷26至卷30目录。另外，虽然两个本子的尺寸和版式类似，但他们确实是两种不同的版本。如果上图本确实是为了上供朝廷而特别刊刻，那么，不管书名为何，在书版制作时没有随即刻上适当书名都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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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平年间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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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均在1235年提交给朝廷的是一部手稿，而不是刊本。赵汝腾撰写的陈均墓志铭，详细记载朝廷下令征求该书、陈均亲自呈送到兴化军官署，以及兴化军将该书“录以进”之事。注591可是，静嘉堂本、上图本以及各本题名行的空白的存在无疑反映了当时对何为适当书名，存在着不同意见。对此，更仔细地审视1235年的朝廷命令以及郑性之与陈均之间的关系，或能发现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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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学者仅借由《宋史》本纪的寥寥数语说明宋廷征求陈均著作之事。然而，有三条不同的相关史料存在，它们各自涉及征求过程的特定阶段。郑性之倡议征求陈均著作时的官职为签书枢密院事，他在1234年6月就任此职。注592虽然郑性之提出建议的确切时间已不可知，但可确定中书省呈送他的议案给皇帝是在1235年2月27日。注593五天后，朝廷颁布征求陈均著作、授陈均官职的正式命令。注594该年年底(约十个月后)，陈均的文稿即抵达临安。注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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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条记载将陈均的书稿皆概括描述作“长编纲目”，鉴于宋朝各级公文常彼此征引的特性，这一概括极有可能来自郑性之最初提议的奏疏。我们很难确定，记载中的“长编纲目”是应理解为确切的书名，还是应视为对内容的综合描述。但自钱大昕开始的大部分中国学者，皆视“长编纲目”为书名，至少是该书名称的一部分。这个推测可以从1616年书目文献学者陈第撰写的条目寻得有力证据，其中注录有“宋朝通鉴长编纲目”。许沛藻认为这指陈均的著作，我赞同这一意见。注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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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汝腾撰写的墓志铭强调郑性之与陈均之间的亲密关系：郑性之是1208年状元，赞助仕途不显的老同学陈均的研究、著述事业“凡三十年”。不过，郑性之为陈均所写的序文，很多方面和其他几篇有所不同。第一，不像真德秀和林岊的序文，郑性之没有提到陈均著作的具体书名。第二，郑性之的序文，以郑性之和陈均对书的不同期待以及陈均不情愿付梓己作为中心。陈均早先已表明希望自己的著作“私便诵记，不敢外示”。但是郑性之在1229年撰写的序文说明，众人已开始同心协力地刊印该书，而且郑性之似乎也亟欲记录陈均接受这些努力。如果缺少最后五卷而四十个题名行(宋本部分卷1至卷20的起始与末尾)皆明确写着“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静嘉堂本早于上图本的话(我在前面已如此提议)，那么静嘉堂本可能就是郑性之仓促出版陈均著作的产物。1235年郑性之提议以“纲目”为书名，以及各级公文皆以“纲目”为名，这两点都可以支持这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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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来看，福建最早的总括性方志《八闽通志》(1491年成书)中的郑性之小传，其中对郑性之与陈均共同完成《宋编年备要》的记载便显得相当重要。注597就我所见，这个说法未见于任何宋代史料。然而，这一记载暗示郑性之深入参与了陈均著作的出版计划，而他是合著者的传统说法在地方上持续流传到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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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29-1235年之间，陈均的四部书稿似乎在郑性之的实际主导下，转变为得到朝廷支持的《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为此，郑性之放弃“举要”的表格，在“备要”书稿的题名插入“纲目”。郑性之显然有立场和地位力促此事。而且，可能因为陈均原始书稿的这些改变，造成了郑性之为合著者的传统说法。1213-1224年间，郑性之于秘书省任职，参与了《孝宗宝训》等编纂计划。注598同为福建籍官员、道学支持者的真德秀极有可能支持郑性之加工、修改陈均著作的努力。再者，真德秀本人对朱熹著作的拥护，为最终的书版提供了总体设计。1219年，真德秀在知泉州任上曾主持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首次刊印。如前所述，这个版本仍存，而且它可能在十年后的1229年成为陈均作品的静嘉堂本、上图本版式的原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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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付梓，正处在陈均开始着手到完成其著作的期间。陈均和三篇序文的作者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态度分成两面。一方面所有人都同意陈均受到朱熹纲目体的启发，而且确实部分地仿效这个体裁。另一方面，陈均在自序辩白，不敢将自己的著作比拟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而且无论是1229年的序文或同时代的陈振孙、赵希弁撰写的书目条目都没有提到“纲目”一词。凡此皆说明，陈均本人并不愿自己的著作被视为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如陆心源之见，陈均的不情愿可能来自自身真诚的谦卑或不安全感，又或二者皆有。陈均也有可能畏惧己作广泛传播的政治后果。简言之，陈均担忧，由于据说朱熹在“纲”嵌入政治评论，倘若陈均的著作依纲目体设计，且宣传为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读者将在陈均的“纲”之中找寻相似的政治批判观点。因为陈均的著作涵盖宋史，任何能被察觉的评论都将是针对当朝的评论，乃至被渲染为欺君犯上，更不消说是出自陈均这样的非官方学者了。因此，面对真德秀，陈均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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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文公所述，前代之史，故其书法或寓褒贬于其间。均今所书，则惟据事实录而已，不敢尽同文公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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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示，权相史弥远威权日盛，自1209年掌政直至1233年去世方罢，是陈均著作的编纂、刊印，以及1235年朝廷诏求书的政治背景。所有参与著作出版的士大夫在政治上都反对史弥远。完成于1220年代末叶的陈均书稿，被郑性之和真德秀视为挑战史弥远、重建元祐体制的潜在实用手册。郑性之稍早在朝廷学术机构的经验，使他深刻体会经筵与决策的关系。1229年，当陈均未完成的书稿违背他个人的意愿而刊行时，史弥远仍然牢牢把持着权力。身为1234年“端平更化”的核心人物，郑性之征求《长编纲目》，更为直接的连结该书与朱熹的关系，从而提高陈均之作的声誉，增加其政治作用。然而，陈均选择谨慎小心被证明是正确的。1237年，端平体制失败了，真德秀逝世，郑性之回到福建，再也没有回朝。1238年初，史弥远之侄史嵩之掌控政府，在陈均有生之年稳固不坠。陈均小心翼翼，不愿推广自己的著作，与其著作南宋部分的内容和结构有关。下文将就此问题以及现存宋本中特别的删改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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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书籍审查与陈均的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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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题名的空白，上图本还有《皇朝编年备要》另一个非比寻常的特征。从卷29开始，部分文句偶尔会出现刻意的脱漏，长度在两字至于数百字不等。而在卷30，十二个长篇段落似是被故意从书板中削去，或根本未曾刻入。根据其他材料中的对应段落，有时可以复原这些被删去的部分。重构所有段落将有可能厘清揭露去取原则，然需另辟专文研究，非此处所能涵盖。不论如何，上图本不寻常的脱漏实为宋代书籍审查罕见的同时代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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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目”叙述1125年12月宋徽宗阅读了包围汴京的金朝军队统帅的侮辱性书简之后的反应：徽宗于次日宣布退位。该“目”中括号内的九字被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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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遂于宣和殿以檄书进，上(果涕下无语，但曰休休)。即下诏罪己求言。注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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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1119年9月徽宗赐宴宰相蔡京一家的长篇段落情况相似，而更能显示其意味。(见图8)这个事件最引人注意的部分，是徽宗同意了蔡京请见其爱妃的要求，这无疑是超乎寻常的荣幸。这个部分出于一段据说由蔡京本人撰写的纪事，保存在十二世纪后半叶王明清(1127-？)所撰的《挥麈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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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臾，中使召臣至玉华阁，上手持诗曰：“因卿有诗，况姻家，自当见。”臣曰：“顷缘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诗请。”上大笑。(妃素妆，无珠玉饰，绰约若仙子。)臣前进，再拜叙谢，妃答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劝太师。”……上曰(：“不醉无归。”)更劝，迭进酒行无算。注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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