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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准则用于《道命录》第35至51号条目，结果颇为一致。有十二个条目无疑出自原本(第36至39号，43至47号，49至51号)，尽管其中数条评注存在拙劣而专横的编辑的证据(第37、38、51号)，而且第50号条目的注显然经过了大幅的编辑、增补。第40、41、42号文件肯定是后来添加的，其注文全然出自程荣秀之手。第35、48号文件可能也是后来添加的，但它们的注反映了一些出自原本但经过大量加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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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41、42号条目的注文均有其出自后人之手的证据。第40号文件是恶名昭彰的《劾晦庵先生疏》，由沈继祖(1169年进士)上于1196年12月26日。其下注文，开头直接引用了三段来自叶公回《朱子年谱》的文字。注文接着引述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一段著名故事：胡纮(1163年进士)因在拜访朱熹时仅得一条茄子为食而受到冒犯。注673《四朝闻见录》的内容基本不可能是李心传原注。虽然白乐日(Etienne Balazs)认为叶绍翁的生卒年约在1175年至1230年间，并认为《四朝闻见录》成书约在1225年，但另有证据显示叶绍翁其人其书的年代必须往后挪二十五年。注674另外，胡纮之事置于第39号文件的评注中更为合适，该文件正是胡纮于1196年8月所作抨击“伪学”之徒的奏疏。胡纮之事置于此处，是因注文前引《年谱》提到沈继祖的奏疏传言实为胡纮所作，《四朝闻见录》的文本提供了胡纮敌视朱熹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四朝闻见录》在别处也提到同一留言，注云出自一“文公年谱”，并全文摘录沈继祖的奏疏。注675这段注文确实使用“遂上此奏”一词，不过《朱子年谱》的原文是“遂奏”，“遂上此奏”显然是程荣秀简单扩充以模仿李心传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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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分隔符之后，有两段文字分毫不差地见于《朱子年谱》。第一段为朱熹门人董铢(1152-1214)之语，说前人攻击“伪学”，“始犹未敢诵言姓名”，但沈继祖的奏章“无所忌惮”的直接抨击朱熹。即使如此，“先生之学之行，卓然在世，果何伤于日月乎”。第二段与另一位朱熹门人蔡元定(1135-1198)有关。蔡元定在庆元党禁期间被流放，于途中逝世。这段文字汇集了朱熹多篇书信中哀悼元定的文字。总之，程荣秀看来为了凸显庆元党禁期间对朱熹及其门生的迫害，往原本《道命录》中增入了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奏章。他从《四朝闻见录》摘出沈继祖的奏章，加上李方子《紫阳年谱》中的几段文字，构成了整段文本。分隔符之后的段落特别指出庆元党禁主要针对朱熹与其门生。参考邻近的原始《道命录》条目，这显然不是李心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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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号条目延续了这一脉络。文件为朱熹作于1197年1月的《落职罢祠谢表》，亦见引于《四朝闻见录》，紧接在构成第40号条目之基础的沈继祖《劾晦庵先生疏》之后。第41号文件简短的伪评注逐字再现了叶公回《朱子年谱》的对应段落。《朱子年谱》在此段落中引用了朱熹《落职罢祠谢表》的结语，朱熹陈述个人“补过”、“修身”之意，即使年老，“然在家而忧国，未忘葵藿之初心”。毫无疑问，李方子选择强调这篇毫不起眼的《谢表》之结语，是为驳斥胡纮、沈继祖对朱熹不忠于君主的指控提供证据，而程荣秀也采用了相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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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号文件为朱熹在同时期所作的另一份谢表。注文分隔符前的部分，为《庆元党禁》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引用。注文开头描述趋炎附势者得势，他们迫害“伪学”之徒以为晋身之阶。结尾部分亦见于黄榦的朱熹行状，记述许多朱熹门生迫于政治压力而纷纷变节，他们在党禁期间“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虽然很多人建议朱熹停止收授学生，朱熹依旧教授没有离开的学生，婉谢这样的关心。鉴于《庆元党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和黄榦的朱熹行状存在平行文本，分隔符之前的整段注文很可能原属于李方子《紫阳年谱》，后被叶公回《朱子年谱》基于教学立场予以删除。分隔符之后的注文是朱熹给祝禹圭书信的全文，朱熹在其中辩护自己何以在党禁中仍拒绝停止教学。注676收录这封书信，足以说明此篇注文看来不会是李心传的作品。朱熹致予祝禹圭的书信仅在百卷本朱熹《别集》中刊行，而《别集》直到1265年才出版。注677尽管李心传并非不可能见到该信的抄本，但更有可能是程荣秀从宋末元初衍生的长篇集成版朱熹文集中，径行抄录了书信。注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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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号文件是著名的《伪学逆党籍》，胪列了五十九位在庆元党禁期间遭受迫害的官员。其注文中的一处引用，显露了其为后出的迹象，令人怀疑整个条目的真实性。不过，在进入对注文的讨论之前，《伪学逆党籍》的文本中已有迹象令人怀疑其并不见于原本《道命录》。众所周知，《伪学逆党籍》最早见于李心传在1202年脱稿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注679《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也有收录。注680两部著作所录的“党籍”几乎完全一致。然而，在传世本《道命录》以非李心传的方式删节了每位官员的官衔。这意味着《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直接抄录《朝野杂记》，而传世本《道命录》中的《伪学逆党籍》则是后来增补的。另外，李心传在《朝野杂记》的《伪学逆党籍》之后附有一段简短评注，而这段评注部分地见于《道命录》第46号文件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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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号文件的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俱是《伪学逆党籍》的“附注”。第一部分关于官员柴中行。1197年9月，朝廷要求转运司在审议升迁之列的官员家状时注明“委不是伪学”。柴中行可能是要参与乡试评判，也被要求出具相应证明。他承认自己已学习程颐的《易传》，主动提出如果这样应被归类为“伪学”，请直接撤销他的参与资格。他的不屈服在当时博得了声誉。《庆元党禁》与《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这则轶事出现在对一则朝廷政令做更广阔而整体的讨论的语境下，《道命录》第43号文件的评注引用了相关段落的起始部分。这说明程荣秀将柴中行之轶事从原来所在的第43号文件评注挪到第48号文件的注中，作为“党籍中不见其名”的正直官员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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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党籍中不见其名”的官员是程洵(1135-1196)，他是徽州人，朱熹的门生、姻亲。第48号文件的注文第二部分记述程洵担任吉州知录时与新任知州不合，随之被控“伪学之流”而罢。程洵致书朱熹，为有辱师门而感到惭愧，但朱熹回答“今日方见吾弟行止分明”。不过，这封书信并未收录在朱熹文集里，朱熹文集的现代点校本则在《遗集》里收录了这一片段。注681片段源自与程荣秀同时的徽州人汪幼凤撰写的程洵传记。传中不仅包含上述朱熹书信残篇，也包括《道命录》中关于程洵的整段文字。注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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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可以简单假设，汪幼凤逐字摘录了刚刚经过程荣秀改编出版的《道命录》中关于程洵的资料，作为他的程洵传的一部分。但是，程洵于1196年逝世时，朱熹为之撰写的祭文提到程洵的书信作于1196年9月6日，而朱熹一直到同年11月才收到该信，这就说明程洵在朱熹能够回信之前已经逝世。注683另一方面，考虑到《道命录》此条目的其他疑义，程荣秀引用了同乡汪幼凤刚刚完成的程洵传，以将其祖先的道德地位与名列党籍的著名官员并列，也不无可能。这个手法类似程荣秀因程颐位列党籍，即增入元祐党籍碑，借此创作了一段提高程颐身后声誉的伪评注。程荣秀无法篡改历史，因此不能增添任何程氏族人于党籍之列，他的作法是，利用增补党籍碑之便，将汪幼凤或出于杜撰的记载添入自己改编的《道命录》。经此，程荣秀将先祖列入简短的党籍“附注”名单，包含那些遭逢伪学之禁的迫害、应与党籍者有相同的道德声望却不幸湮没不闻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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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注入48号条目的这一道德论调，需象征性地修改党籍名单来认证的正直形象，是史学的虚构，不可能出自李心传之手。柴中行与程洵在庆元时代都只是小人物，即使以修辞来主张他们应列入党籍，也是李心传所规避的史学夸饰。李心传的原本《道命录》很可能将柴中行事恰当置于第43号文件的评注，但最终被轻率地挪到了传世本第48号文件的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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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至70号文件多数没有注且缺乏平行文本，因而不可能一一确认其真实性。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它们泰半属于原本《道命录》，因为赵希弁在1250年撰写的识语特别提到“儒宗之谥议”是《道命录》的重要组成部分。第55号文件是李心传之弟李道传作于1211年12月的奏疏，其评注细致回顾了自1137年胡安国上书请求从祀邵雍等人以来的孔庙从祀议题，无疑是李心传的原作。评注对问题的处理及其风格，都是典型的“李心传式”。如前所论，与之类似的还有第60、62、63、69号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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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道命录》的这部分相关的唯一值得注意的平行材料是第70号文件的评注的一段引文，见于明代的《程氏贻范集》。注684这段评注简短纪录了程颐的嫡系子孙，止于程颐四世孙程源。程源是1224年朝廷褒崇程颐后裔时的主要受益者。然而，在《程氏贻范集》中，这段文字的开头一小段记载，为传世本《道命录》所删除。这段记载关于程颐二子程端中、程端彦，云程端彦为侧室所生，而程端彦即为程洵、程荣秀的直系祖先。程荣秀可能因此删去了这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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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大部分第三组条目出自原本《道命录》的另一个理由是：其文件不仅关注朱熹、二程、周敦颐、张载的谥号，也关注张栻与吕祖谦这两位思想学术异于朱熹且被后世道统传承系谱排除在外的学者。与他们相关的文件被收入其中，呈现了比较开阔的道学视野。这一视野犹为十三世纪前半叶的特征，也为李心传所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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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已经不难推想前面确认过的原本条目在5卷的原本《道命录》中如何分布。李心传的《道命录》自序以蔡京、秦桧、韩侂冑迫害道学的三段时期来划分道学史。因此，与自序一致，可以划分北宋时期的条目为卷一，绍兴时期的条目为卷二，庆元时期的条目构成卷三、卷四，谥议为卷五。这样的安排，鉴于卷五的大部份文件没有注，每卷篇幅也仿佛。去掉增入的内容，十卷通行本与重构的五卷本《道命录》也大体相仿(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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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条目在原本《道命录》(五卷本)中的假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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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罗马数字为十卷的传世本《道命录》卷数，阿拉伯数字则是附录《道命录》表格各条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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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28、51文件的评注中也有证据显示它们曾经是原本《道命录》的三个主题的结论。李心传的自序提到，自从1085年程颐“被荐而入经筵”(第1号文件)直到1224年程源被宋廷录用(第70号文件)，其间已历一百四十年。这种计算岁月的倾向也出现在要求重申禁止程学的第17号文件(1136年5月陈公辅《论伊川之学惑乱天下乞屏绝》)的评注，其结论云：“自崇宁后，伊川之学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罢之。至是仅十年而复禁。”与此相似，第28号文件(1156年6月叶谦亨《论程学不当一切摈弃》)的评注的结论则作“自桧专国柄，程学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请求终止伪学之禁的第51号文件(1202年1月《论习伪之徒唱为攻伪之说乞禁止》)的评注虽不含有程学遭禁的年数，但末尾也提到“自是，学禁稍稍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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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李心传关切卷数、时期的划分而特别注意各卷结尾，程荣秀则关注各卷的开头。浏览附录可知，程荣秀改编后的十卷本《道命录》有八卷以朱熹、程颐之作或有关他们的文件为始(第1、7、14、29、31、35、52、70号)，其中五份文件是程荣秀增补的(第7、29、31、35、52号)。第四卷始于程颐重要门生尹焞的辞免状，亦为程荣秀所增补的文件(第22号)。这种模式反映了程荣秀改编《道命录》的整体构思。程荣秀对文本的改编是为将《道命录》全书的焦点集中在先祖程颐与朱熹，并且迫使李心传十三世纪的宋代道学史料契合元代中叶对道学的理解，即将道学视为可以构成儒家政治正统之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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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的仕宦生涯与《道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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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将检视重建的《道命录》与李心传的经历和其他著作的关系，及其揭示的李心传对道学运动的态度。前已说明原本《道命录》的最后一个条目可能是1224年录用程颐后人的诏令(第70号文件)，也提到文本证据显示《道命录》在1233年之后鲜有修改。1224年到1233年的间隔精确地符合李心传初次供职史馆的时期。1225年5月，李心传应1224年8月理宗即位诏举遗才而被荐，注685至1226年1月，被任命为秘阁校勘。到临安报到后，李心传受命校补1127年以后的《国史》。注686他在1229年改官，随后于1231年理宗母七十五大寿百官进秩之时“特赐同进士出身”，以国史院编修官“专修中兴四朝帝纪”。注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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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年2月，李心传遭言官弹劾，修史的工作于焉中止。回到四川后，李心传于1234年1月得四川制置司辟用，“踵修十三朝《会要》”，并选用地方后进高斯得(1229年进士)、牟子才为助手，两年后(1236年)即告完成。不久，1238年3月李心传重回临安，以秘书少监兼史馆修撰之职“专一修纂四朝《国史》、《实录》”，高斯得、牟子才和至少四位其他学者也参与其中。同年10月李心传晋升为秘书监，而于次年5月撰写了《道命录》自序，当时他还在修纂国史、实录。注688在1240年冬天，《国史》、《实录》尚未完成，李心传却再度遭到弹劾，随之离开朝廷，但仍得到优待而享有祠禄，居于湖州新宅。然而，第二年李心传的祠禄反复遭到朝廷剥夺、重赐、剥夺。失去祠禄后，李心传终于在1243年致仕，1244年逝世，享年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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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上述李心传生平的编年概要，再使其较少被注意的事迹履历与当时的政治、思想学术的大议题结合，这两项工作虽然不易，但也不是不可能。注689李心传编纂《道命录》所进行的前期工作，无疑与他初次供职史馆期间的活动有关，那时他正着手编次、补正1127年以后的政府档案。1233年2月李心传遭罢职，编纂《道命录》的工作戛然中止。相关史料虽然没有明言李心传被弹劾的罪状，但仍透露了李心传去职的可能原因。《宋史·李燔传》提到，在1232年的某次朝会，宋理宗要求李心传举荐屡次拒绝朝廷征辟的“高士”，李心传推荐朱熹高弟李燔，认为李燔的学行仅次于黄榦。由于黄榦已于1221年逝世，李心传认为李燔是当时最卓越的道学学者，建议理宗任命李燔为经筵官。理宗虽然同意李心传的意见，却始终没有征召李燔，李燔亦于次年病逝。注690事实上，李心传举荐李燔，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还含有强烈反对史弥远的政治含义。李燔历宦地方，政绩卓著，但由于不满史弥远掌控朝政及在1224年操纵帝位继承，于1220年代中期起拒绝出仕。1232年的史弥远依然掌权，李心传举荐李燔，可能被解读为暗中攻击史弥远。李燔没有任职经筵与李心传遭到言官弹劾，应视为当权者对李心传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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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弥远是最具争议性的宋代主要政治人物之一，其争议性并非因为理解史弥远或他的时代有任何内在困难，而是来自后世史家刻画的史弥远形象所表现出的矛盾性。注691最根本的矛盾是：虽然史弥远被列入宋代权相，却也正是在他漫长的专政期间，在他与他提携的郑清之(1176-1251)、乔行简(1156-1241)、侄子史嵩之(1256年逝世)的主导下，道学从“伪学”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正统学术。这几位在1230、1240年代位居宰执的政治领袖，除曾在吕祖谦门下的乔行简之外，未曾亲身投入道学，推崇道学只是出于政治考虑的权宜之计，同时与名副其实的道学中人如魏了翁、真德秀(1178-1235)时而联合，时而争执。李心传在政治上无疑站在自己最早的荐主魏了翁和其他四川士人集团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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