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53179
自1231年蒙古军队侵入四川，四川士人集团遭逢严苛的压迫。1236年末，李心传与两位助手甫编成《会要》，蒙古军队即攻破成都，席卷各地，仅余四州为宋室所有。四川的人口因战争而大量减少，并成为经济、文化的落后地区，直到十八世纪才恢复到宋代的繁荣程度。注692从宋初就开始安然积累的四川出版业与藏书皆付之一炬，四川的宋代文化被彻底破坏。黄震编撰的李心传传记暗指，朝廷为了解救李心传脱离四川的动荡而在1236年征召他。1237年的李心传无疑大多在路途中度过。李心传兄弟搭上蜀士东流的浪潮，在太湖南边的湖州建立新居。然而，李氏以及其他四川家族如高氏、牟氏的书阁曾经积聚了大量宋代原始史料，并未能幸存。注693
1707553180
1707553181
李心传在1238年3月重回史馆任职时，带来了高斯得、牟子才这两位四川籍的助手。李心传再任史官，又得以在临安聚集于四川修史时的团队的核心成员，其推动力可能来自崔与之(1158-1239)。崔与之很早就是李心传的支持者，他自1236年起屡屡接获宰执任命，但一直坚辞不赴。前已述及这个时候的李心传负责修纂“四朝《国史》、《实录》”，而高斯得则受命“分修光、宁二帝纪”，是计划中时间最近也因之政治上最敏感的部分。厌恶正以军事胜利博得理宗信赖的史嵩之的专权野心，似乎是李心传团队最一致的特性。1238年10月，为防止史嵩之继踵史弥远，高斯得上书理宗，建议“择才并相”，任以不同的职权。注694然而，史嵩之在1239年1月成为宰相，高斯得的努力只换来了史嵩之的敌意。一直以其影响力支持着李心传等人的崔与之在1239年6月致仕，随即于该年年底逝世。下一年中，史嵩之成为独相，直到1244年底。
1707553182
1707553183
现存唯一一份李心传的奏章可以追溯到1240年7月，见于《宋史·李心传传》。1240年夏，一场因北方边境连年对金对蒙战争而加剧的饥荒致使临安人口大减，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况。李心传将饥荒归咎于政府未能为安排好战后创伤。李心传认为，政府囤积粮食、难民涌入且未蠲免赋税，导致民怨四起，至有民变之虞。腐败的地方官员则放任发战争财、盗匪横行的情况持续蔓延。皇帝与大臣没有制定前后一贯的政策，没有克制朝廷的奢侈浮靡，更没有接受逆耳忠言，则进一步加深了民怨。李心传建议理宗黜退心牟私利的大臣，开言路、纳忠言，以遏止饥荒之祸。注695
1707553184
1707553185
对七十三岁高龄的李心传来说，四川的家园遭毁，丧失高层的政治支持，史嵩之日益把持朝政，以及临安令人厌恶的生活条件，都在提醒李心传：担任史官的时日已然无多。不久，他再度遭到言官弹劾，但仍被准许以祠禄官回到湖州。1240年闰12月，史嵩之独相。一个月之后，1241年1月，宋廷下诏认可道学宣称的直祧孟子的学术系谱，升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入祀孔庙，并且移走原在从祀之列的王安石牌位。
1707553186
1707553187
尽快完成并提交《四朝国史》的本纪部分似乎被史嵩之视为当务之急。1241年2月，史嵩之任命高斯得之叔高定子(1202进士)完成这项工作，同年8月的另一份诏旨则限期当年底之前必须修纂完成。注696《宋史·高斯得传》提到，在1242年1月四朝帝纪正式进呈前，史嵩之私自改动了高斯得草拟的《宁宗纪》末卷，讳言他与史弥远共谋废黜本应即位的济王，代之以日后的理宗。高斯得、杜范以及其他史官提出抗议，但改动过的四朝帝纪已然进呈。《宋史·高斯得传》说李心传保留了高斯得的原稿，只能“题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以记录高斯得反对史嵩之的篡改。注697高定子显得与针锋相对的双方皆关系良好，遂上书请求“召收李心传卒成四朝志、传”，但似乎没有任何作用。注698李心传反而被剥夺祠禄，于次年致仕。
1707553188
1707553189
李心传的《道命录》自序
1707553190
1707553191
李心传的《道命录》自序的悲观论调，正好切合前述李心传的生平遭遇，而且反映了他撰文时的心境以及对政治、学术生活的看法。不仅如此，序文更是理解李心传对道学的理解与他编纂《道命录》的动机和期许的关键。李心传适得其所而巧妙地引用《论语》、《孟子》，以强化、发挥主题，运用这样的学术方法，缜密地构建了全文。现引全文如下：
1707553192
1707553193
嘉定十有七年月正元日，皇帝御大庆殿，朝百官，诏尚书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绍明道学，为宋儒宗。虽屡被褒荣，而世禄弗及，未称崇奖儒先之意。可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德音传播，天下诵之。
1707553194
1707553195
1707553196
1707553197
盖自伊川之被荐而入经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盖尝网罗中天以来放失旧闻，编年著录，次第送官，因得窃考道学之废兴，乃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惇、京、桧、侂之际也。
1707553198
1707553199
1707553200
1707553201
程子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注699夫道即学，学即道。而程子异言之，何也？盖“行义以达其道”者，圣贤在上者之事也。注700“学以致其道”者，圣贤在下者之事也。注701舍道则非学，舍学则非道。故“学道爱人”，圣师以为训；“倡明道学”，先贤以自任。注702未尝歧为二焉。
1707553202
1707553203
1707553204
1707553205
自数十年，不幸憸邪谗谄之小人立为道学之目，以废君子。而号为君子之徒者，亦未尝深知所谓道、所谓学也，则往往从而自讳之。可不叹哉！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注703故今参取百四十年之间道学废兴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
1707553206
1707553207
1707553208
1707553209
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关系者，天实为之，而非惇、京、桧、侂之徒所能与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
1707553210
1707553211
1707553212
1707553213
彼一时也，圣贤之道学，其为厄已甚矣！而义理之在人心者，讫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注704故由孔子之言，则有天下国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则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任。
1707553214
1707553215
1707553216
1707553217
至若近世诸公，或先附后畔，或始疑终信。视其所以，则先附后畔皆出于一时利害之私。而始疑终信，则由夫“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注705又有或出或入之士，义利交战于中，而卒之依违俯仰以求媚于世。盖所谓“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者。注706必也见善明，用心刚，而卓然不惑于生死祸福之际，于道学也，其庶几乎。
1707553218
1707553219
1707553220
1707553221
无庸置疑，李心传的序文展现了他对道学的竭诚投入，同时也揭示他对道学运动的本质与历史的概念是高度个性化的——与所有人都不同，也是高度个体化的——基于个人经历而非传自他人。李心传将道学解析为两个等同但又有所区别的组成要素：道与学。接着，李心传坚称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一致，超越了这一两分法。在关键的第三段，李心传引用《论语》，说明他将“道”等同于公共政治领域的成就，将“学”等同于个人自我涵养的实践。这两者是相互依赖的：“学”是为了培养担任政事的人才，担纲政事而无“学”则不能有所成。从个人的仕宦生涯来理解，“在下”是内省学习并做好准备之时；“在上”之时则要表现所学的智慧与政治作为。当然，这样的思想不是李心传的新见，实为传统经典如《易经》、《大学》的基础。但是，李心传用当时的语言重新表述了这些古典思想，用于理解道学运动和宋代历史。
1707553222
1707553223
同样无庸置疑的是，李心传理论性的阐释意在强调他认为道学是宋代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的观点。在第二段，李心传列举他在1226年至1233年而不是1238年至1240年间担任史官的作为，仔细地确立他史家的可信度。下文我将仔细检视复原的《道命录》中李心传的道学史观。仅就自序而言，李心传强调程颐是宋代道学的开山祖师，以录用程颐后人的诏令开篇。在第三段，李心传巧妙地将程颐的语录和《论语》中的句子对举，将孔子与程颐视为地位仿佛的创始人，这显示出程颐在李心传道学观占据的核心地位。在同样的脉络中，却完全没有论及朱熹，着实令人震惊。下文将再讨论这一点。
1707553224
1707553225
以这篇序文为背景，1232年李心传荐举李燔为经筵官之事显露了另一层意义。序文认定理想的道学门人应于“道”与“学”俱有所成。根据李心传的看法，李燔在“道”方面直至1224年的政治生涯都相当成功，在“学”方面是当世最杰出的道学学者。而且当时的李燔已经家居十年，这段隐居生活被序文认为是一段塑造性格的逆境，相当于古代政治典范中“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这样的个人内在力量削夺了独裁者的支配权力，他们的迫害只让真正的道学追随者经历了这一必要的淬炼。
1707553226
1707553227
李心传对其同时代人的批评，大部分隐匿在所引用经典所在的完整语境中。需要澄清的是，李心传直接的批评也足够激烈。第四段所谓“自数十年”，即指史弥远及其继承者的统治体制。“立为道学之目，以废君子”的只能是史弥远等人。换言之，在大张旗鼓的推崇道学时，他们事实上正在压制真正的道学追随者。李心传此论可说恰当描述了史弥远与道学家如魏了翁、真德秀的关系。注707
1707553228
[
上一页 ]
[ :1.7075531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