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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29 然而，接下来“而号为君子之徒者，亦未尝深知所谓道、所谓学也”和序文的最后一段指向更为严峻的议题：道学运动本身的变节者。李心传写道，许多跟随道学大师学习的士人其实对道学领会极少，还设法自外于道学运动。虽不知此处确切所指，但似乎与李心传在最后一段所指斥的那些为了干求仕进而依附道学、随后又背弃道学的士人是同一批人。在这一语境下，第四段李心传引用《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八章关于“命”与孔子之道的关系的内容，尤其意味深远。在主君面前诋毁孔子门人子路的公伯寮，在周代文献中仅见于《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八章。但是据《史记》，公伯寮亦为孔子之徒，尽管后世的注家拒绝接受此人为孔子门人所代表的骇人含义。注708可是在李心传序文的更大的语境里，正是这些含义构筑了最后一段所要传达的讯息：“命”或“天意”不仅使道学运动遭受独裁者桎梏的外在困境，亦使道学运动承受内部的诋毁者和投机者的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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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31 有证据表明，李心传将道学运动中的变节者视为重要的历史问题，选取《道命录》的几个条目进行刻画。例如第19号文件——吕祉(1092-1137)的《论君子小人之〈中庸〉》，在历史上不太重要，仅是1136年请求重新禁止程学的许多奏章之一。吕祉指控程学不过是炒《中庸》的冷饭。但是，他将对程学的攻击限于那些只为了仕进而宣扬、推崇程学之人，其中点名批评了杨时。除此，吕祉还指这些人利用自己对程颐的解读巩固同列、排除异己：“其恶直丑正，欲肆挤排则为之说曰:此王氏之学，非吾徒也。”在奏章之末，吕祉再以李处廉为例。这位贪腐的县令印行大量程颐作品，传布于众朝臣之间，而朝臣们颂扬李处廉的行止不愧程学之徒。但不久后，李处廉被控贪污受贿，他和那些朝臣都遭到普遍的嘲笑、奚落。李心传在评注中证实了早期程学之徒的贪污受贿，但这个部分毫无意外是在程荣秀删略的文本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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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33 李心传很有可能在此处以古讽今，这是中国史家典型的修辞技巧。尽管批评李处廉之语来自反程学的官员，但这些批评的要旨也同样适用于李心传在序中点出的“小人”。第20号条目延续了这个主题，相似的批评来自道学传统内部。1137年胡安国上书请求赐邵雍、张载与二程封爵并列于从祀，奏章首先概要叙述了道学运动的历史，是现存最早的此类记载。胡安国称1110年代的禁令导致程颐门人各自独立的传授学问，程学遂告分裂。待禁令解除时，自称程学真正继承者的人数不胜数，但许多自售者对程学的了解极微，以致于“纷然淆乱，莫能别其真伪，河洛之学几绝矣”。胡安国接着报告1132年一位叫做仲并(1132年进士)的学官向他称颂程学兴盛的情况，胡安国纠正仲并，坚持门人多不等于程学兴盛。胡安国以喻樗为例。喻樗(?-1180)伪称自己是程颐门人，朝廷授官的制词对其程学造诣的盛赞，即使加诸程颐真正的入室弟子都显过分。胡安国警示，根据出于伪造和偏袒宣称的学派纯正度决定官员升迁，将会掀起朋党政治。这与吕祉的关切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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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35 李心传对20号文件的评注在很多方面都发人深省。首先，李心传在早年编纂的《要录》节选了胡安国的奏章，将焦点集中于北宋道学诸子的贡献，删去胡安国对日后道学走向恶化的负面评述。注709编纂《道命录》时，李心传决定全文收录胡安国的奏章，并提供了深思熟虑而鞭辟入里的评注，这显示李心传觉得胡安国奏章的关切在编纂《道命录》的1230年代时，比起二十五年前编纂《要录》时，更加深刻地切合现实情况。其次，李心传的评注以独特的仲并小传作结尾，强调了上述论点。小传提到仲并其实是胡安国之徒，并引用了仲并致胡安国的书信中对许多人冒称程学门人而获授官职的痛惜。李心传直指仲并言论的虚伪造作，补述仲并因“与倡女违踰”获罪，而且罕见地使用个人评语作结：“此学者所以贵于力行也。”注710同属意料之中，李心传的仲并小传全文遭到程荣秀删去，不见于传世本《道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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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37 至于序文的结尾，李心传重新提请注意《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八章与《孟子·尽心下》第二十四章的两段重要引文。他宣称，前者或为对在位者的警示，后者理应视为士大夫的责任所在。这样的劝告再度使人注意这些引文，而且带领读者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它们。《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三十八章的在位者为鲁国季氏，其人已为公伯寮诋毁子路之语所欺瞒。李心传所要传达给南宋君主的信息看来相当明显：不要被伪称道学之徒的中伤所误导。根据标准的道学解释，《孟子·尽心下》第二十四章的要旨是告诫门人成就艰深的儒家美德不能完全依靠“命”，以此引导门人远离对易得的感官满足的追求。注711换言之，道学的命运终究系于司马光、赵鼎、赵汝愚这些领导者们的“力行”，他们是道学运动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李心传的序文所要传达的最后信息是：只有当道学真正的门徒脱离政治时，道学的对手——过去(也暗指当前)的权臣——才能伤害到道学运动。天命眷顾善者，但如果善者无所作为，天命也会允许邪恶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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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39 原本《道命录》与李心传的道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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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41 李心传的《道命录》自序与复原而得的5卷本《道命录》清楚显现了李心传的道学史观。李心传在自序中列出“圣贤”(司马光、赵鼎、赵汝愚)与奸臣(章惇、蔡京、秦桧、韩侂冑)，加上原本《道命录》可能的结构，显示李心传划分道学史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以一位权臣进行有系统的迫害为标志。李心传构思的三个阶段如下：第一阶段始于1085年对程颐的任命，其后，经过蔡京在1110年代指斥道学为异端与1130年代程学再度崛起，以1136年再遭禁止结束。第二阶段从1136年持续到1156年，几乎与秦桧专政时代相终始，也是程学禁令续行于南宋的时期。第三阶段始于1183年陈贾上书谴责道学，接着经历庆元党禁，以1202年党禁解除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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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43 本文附录显示，三个阶段各条目在原本《道命录》与传世本《道命录》中的文本差异程度不同。与第一和第三阶段相比，属于第二阶段的条目中原本《道命录》与传世本《道命录》的文本差异要小得多。如前所论，属于第二阶段的条目中，除了第19、20号条目的批注经过删节，以及为了添加第22号条目而挪用原文，《永乐大典》与传世本《道命录》的第18号至28号条目的文本基本对应。这一趋同性表示比起第一和第三阶段，程荣秀更为满意李心传对第二阶段的构思。这无疑是基于早已形成而且屹立不摇的秦桧形象及其在道学史的定位：秦桧是最严厉的道学迫害者，他的迫害局限了当时道学的传播与学理的发展。第一、第三阶段的情况复杂得多，是本文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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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45 李心传将1085年司马光荐举程颐作为《道命录》之始，意义重大。司马光在北宋道学先驱中的地位，降及南宋已被广泛接受，尽管这似乎从未被扎实的表述。例如，非常早在1159年至1179年间成书的道学选集《诸儒鸣道集》，即将司马光的《迂书》置于第二卷，仅次于周敦颐，而且在张载之前。注712朱熹门生熊节编纂的《性理群书》曾被李心传在第69号文件的评注引用，其中也收录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的绘像。诸绘像之旁为各人的“传道支派”图表，但司马光的绘像却是例外，旁侧只有一段题词：“上无所传，下无所授；天资粹美，暗合道妙。”注713这段题词巧妙地不仅确保了司马光享有道学先驱的地位，又避免了为他建立可能与其他道学宗师冲突的“传道支派”。司马光被纳入这些南宋选集(特别是《性理群书》)，强调了十三世纪人们对于道学政治性的看法，也为李心传的《道命录》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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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47 李心传肯定将程颐视为道学传统最重要的源头。原本《道命录》第1卷的九个原始条目中，有七个与程颐直接相关，而且第2卷有许多条目详述了十二世纪前半叶对程学的攻击，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纂修《永乐大典》的史臣们要在“程”字韵收录这些条目。李心传在第1卷诸条目的评注实际上可串连组成程颐的传记，提供了他对程颐生平许多具体事件的详细见解。如前所论，理解李心传的评注最好的方式是将它们视为李心传针对现存而可以取得的史料所作的批判。就此来说，李心传的程颐传记有数处显示对朱熹《伊川先生年谱》的修正。注714朱熹的《伊川先生年谱》是年谱中古怪的一例，它并不致力于发挥年谱记载连贯、逐年平衡的特点，而是集中于程颐在朝中活跃的1085年至1087年。朱熹引用较早史料为小字批注，字句与原文多有出入，这也是《伊川先生年谱》的特色之一。但是，与其说《伊川先生年谱》是程颐的生平史料系统的排列，不如说是“洗刷”那些史料中因程颐简短、非正统、紊乱的政治生涯而产生的负面形象的尝试。李心传的回应正是为反对《伊川先生年谱》的这一特征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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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49 本质上，李心传精心建构了他对程颐政治生涯的叙事。倘若李心传认同朱熹的见解，即予以采纳；若不同意，则予以摒弃。例如1086年3月，宣仁太后“面谕”程颐并授经筵官，程颐当面婉拒。御史中丞刘挚随后上奏反对此次任命，并批评程颐过于频繁地辞谢官职。针对收录在刘挚文集里的这篇奏章，朱熹在小字批注里只是一笔带过，而且反驳刘挚，认为奏章是对程颐纯粹动机的误解。李心传则引用刘挚奏章的相关段落，作为时人对程颐的批评。注715李心传另一试图修正朱熹《伊川先生年谱》之处，则是一则程颐的著名故事：年轻的宋哲宗“戏折”春日柳枝，程颐批评此一行为，招致哲宗和司马光的不悦。李心传认为此事只有可能发生在1087年的春天，但当时司马光已经病逝，因而质疑这个轶事的来源。注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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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51 《道命录》第5号文件是1094年范祖禹(1041-1098)上书请求再召程颐任经筵官的奏章。这份奏章对于后世程颐的形象关系重大，因为该奏章驳斥之前对程颐的“毁谤”，建立了程颐身为一位单纯贤明的处士形象。正因如此，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大段引用了范祖禹的奏章。李心传也将范祖禹全文奏章用作第5号文件，但在评注中尖锐地强调，范祖禹上奏本质上是孤注一掷而徒具象征意义的——范祖禹其实是在元祐体制的最后一天上呈此奏，当时他本人将要离朝赴地方任职，而章惇已经准备独居相位。简单的说，这份奏章完全不可能被批准。在一段被程荣秀删除的原本《道命录》的重要文字中，李心传讲述：在1086年至1087年程颐任经筵官期间，他对时任言官的两位门生朱光庭与贾易的控制，导致了台谏中的不和，也招来其他言官的交章指责。李心传还述及宣仁太后反对程颐的指导，并且认为程颐对皇帝不敬。程荣秀删除这两段记述的原因十分明显，两则记载都指出程颐远离元祐体制的主流。宣仁太后持续支撑元祐体制，日后又遭到反元祐势力的毁谤，这让她成为后世道学式历史中的英雄。宣仁太后不满程颐，遂格外突显程颐不为其他元祐诸贤所容，这不是程荣秀想要传达的图景。注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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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53 第3号文件是1087年8月孔文仲(1037-1087)弹劾程颐的奏章，其评注为《道命录》中篇幅最长、内容也最复杂的评注之一。该评注的大部分内容涉及程颐与苏轼(1037-1101)的紧张关系。注718两人的宿怨使人不由得严重质疑程颐的人品，当时的文献轶事对此也绘声绘色。这也是李心传与朱熹记载迥异之处。朱熹厌恶苏轼素为人所共知，厌恶之情部分源自朱熹削弱苏轼与其同道对道学奠基人的抨击的需要。朱熹与李心传的叙述都将两人之争归因于程颐企图拓展经筵传统上限于对经典做颇为乏味的解释的做法，加入经筵官向皇帝提供对政策的具体评论。至此，朱熹断论“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雠，与其党类巧为谤诋”。所谓“以文章名世者”无疑指苏轼。李心传在《道命录》沿用朱熹之语直到“疾之如雠”，但删去了最后一句“与其党类巧为谤诋”，代之以“而先生始不安矣”。注719李心传此番改动表明了对朱熹界定攻击程颐即为“谤诋”的不满，宣称个人所述是比较持平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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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55 李心传的持平立场，在他描述程颐、苏轼在司马光丧礼与神宗忌日馔食上的著名冲突时，立即显现出来。朱熹对这些事件的记载主要根据程颐门人杨时的《龟山语录》，李心传则依据各种可用的史料。注720李心传也提供了程颐上书建议改动朝仪而朝廷“皆不纳”的记载，这一事实无关痛痒，但朱熹并未提及。李心传针对朱熹《伊川先生年谱》所做的多处修正，构成了非常有价值的“考异”，如程敏政即“附著”李心传的修正于《伊川先生年谱》，并推荐给《程氏贻范集》的读者。注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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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57 《道命录》还包含了重要证据，证明程学在南宋早期的传播远比后世程朱理学认为的更广泛和多元。我们知道，朱熹致力于消除这一时期学说、政治都不受欢迎的道学门徒，创造一个有序而纯净的从程颐至朱熹本人的传承系谱。注722《道命录》第16号条目收录一份很长的二程门人名录，前已指出这份名录可能源自1130年代的时人文献，因此早于日后调整学术系谱的努力。这份名录与李心传完成于1202年的《朝野杂记·甲集》第6卷《道学兴废》中的名录极为相似，但《道命录》的人名多出许多，注723包含不入元祐党籍与在北宋晚期反道学氛围中仍官运亨通的人物。其中也有很多人物未见于程朱学派的学术史著作，像是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晚宋朱熹外孙李幼武编纂的多种言行录。注724相反，大部分《道命录》胪列的二程门生可见于熊节在十三世纪早期完成的《性理群书》的传承系谱，该书定然为李心传所知。注725为确定二者间的变化如何反映了编者于道学学说和历史的关切，需要对两份名单进行全面的研究。然而，毋须怀疑：李心传《道命录》第16号文件评注中的名录，反映出他对程学早期传承采用广阔而包容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植于李心传对程学与南宋初期的复杂政局相互作用的历史理解，也和其他十三世纪早期学者的观点(如熊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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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59 总结李心传对程颐与早期道学史所持的看法，则李心传完全接受二程为道学运动的思想奠基者。然而，李心传也承认程颐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无能。尽管程颐有司马光襄助，却未能跻身元祐体制；程颐在章惇、蔡京主政时期所受的迫害，比起如苏轼等其他人也轻得多。程学在北宋末年虽然传播快速，却也杂乱无章。至1130年代早期，许多人自诩为程学门人，但他们之间对程学缺乏共识，也没有凝聚力。这种冷静而历史学的观点，并不适合程荣秀用来纪念他的烜赫先祖。程荣秀通过一步步的编辑，力图使李心传的叙述更加贴合自朱熹以来程朱学脉中发展的程颐形象。如前所述，程荣秀新增文件，删节或增添李心传原注。改编后的《道命录》软化了李心传的看法，并且扶植了程颐对元祐体制不可或缺、朝廷的迫害主要针对道学门人的看法。诚然，李心传在《道命录》自序同样认为元祐党人遭到迫害是道学早期发展的核心事件；但是，对程颐在事件中的地位，李心传的记载是本着专业史家的态度，基于仔细的史料检讨而得出的。朱熹的记载则出自圣贤传记作者的立场，他突出那些利于他的构想的文献，贬低没有这种作用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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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1 以上已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李心传道学史观的第一阶段，以及程荣秀如何设法改变那种见解。接下来本文只简短谈及《道命录》的第三阶段即庆元时期的观点，因为程荣秀操作这部分材料的范围与技巧，和他对第一阶段的尝试相仿。本文附录显示，除了尚有疑问的第30、31、32号文件，程荣秀至少增添了六份文件(第29、35、40、41、42、48号)。所有增补的文件(第48号文件除外)或为朱熹所作，或与朱熹有关。前文亦已论及程荣秀如何重排原始评注、增加新史料以形成新增文件的伪评注。这些改动最终极大地增强了朱熹在叙述中作为参与者的印象，也使朱熹的经历在道学发展史的第三阶段更加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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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3 另一个与庆元时期的材料有关的议题是李心传对韩侂冑作用的分析。李心传《道命录》自序里的韩侂冑，是最后一位镇压道学的权臣。然而，在前文对《道命录》第51号条目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程荣秀删除了原评注将废弛伪学禁令归功于韩侂冑的段落。第49号文件是1199年的一份奏章，请求为已悔改的伪学之徒恢复名誉，其评注也显示李心传以其一贯的风格对韩侂胄的作用做了既精微又颇具史识的评估。李心传说明，随着佐理韩侂冑主导禁斥伪学的大臣离朝，他“稍厌前事”，转而“建极用中”，作为他中意的伪学之徒回朝任职的理由。这模仿了建中靖国年间(1101-1102)的类似政策，当时曾布主政，为了终止第一阶段的元祐党禁，追求政治上的缓和与中间路线。根据这两份文件的评注(第49、51号)，我们也许可以认定：李心传认为韩侂冑应该为他开启伪学禁令而受谴责，但不认为他实际施行迫害；韩侂冑效仿北宋前例中止了伪学禁令。注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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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5 李心传与朱熹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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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7 传世本《道命录》后半部包含了连缀不断的朱熹传记，其性质及讨论范围和前半部的程颐传记相仿。程颐与朱熹是《道命录》慨然给予传记式关注的唯二人物，这个特征无疑反映李心传是以两人为道学史的核心人物。朱熹传记散见于《道命录》第29、30、31、32、33、35、37、50、52号条目的评注。即使排除经过增添、改动的条目(第29、31、32、33、35号，52号也有可能)，仍有足够的原始条目(第30、37、50号)提供了由评注串联构成的长篇朱熹传记。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三个文件都在更广阔的国家议题背景中谈论朱熹。前已述及，与朱熹有关的续增文件狭隘地聚焦于朱熹经历的细节，不过是程荣秀用来搭载他真正关切的伪批注的工具。这三个条目标文档的性质则完全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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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69 非常幸运，《道命录》中朱熹传记的第一个部分出现在第29号条目，能见于《永乐大典》。比较《永乐大典》此条朱熹传记的史料与传世本《道命录》的朱熹史料，也显示了前文论及的差异：《永乐大典》提供了更优的文本，记日精确而有序，对官职一丝不苟的关注。《永乐大典》这段文本涵盖的朱熹传记截至1183年，是评判不见于《永乐大典》的其他朱熹传记文本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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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1 李心传在《道命录》呈现的朱熹传记，应与他更早完成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中的朱熹传记一并讨论。注727《朝野杂记》的朱熹传记篇文章大约作于1211年或1212年，早于黄榦的《朱熹行状》与李方子《紫阳年谱》，是现存最早的朱熹传记。朱熹的传记作者大多忽略了李心传所作的两份朱熹传记。注728这是一个令人扼腕的疏漏，因为李心传《朝野杂记》与《道命录》中的朱熹传记，不仅是理解李心传对朱熹的看法的关键，更如下文将会指出的，对理解十三世纪朱熹传记的形成也极其重要。完整研究李心传的两篇朱熹传记、黄榦的《朱熹行状》和李方子的朱熹《年谱》非本文力所能及，在此仅简要介绍这一问题，并检讨初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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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3 李心传较早的《朝野杂记》朱熹传记，以全文首句，题为《晦庵先生非素隐》。典出《中庸》：“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朱熹则作出了新的解读。注729李心传的传记以“晦庵先生非素隐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开篇。结尾则是李心传自述撰写朱熹传记的目的在于使“后有学者，因得以求先生之志”。整体来说，李心传的第一篇朱熹传记不是对朱熹生平事迹的大力支持。开篇似乎直指那些将朱熹经常辞免官职解读为隐世倾向之人。李心传竭力坚持并非如此，事实上朱熹和孔子一样，希望自身的学问能成为政治现实，只是从未得偿所愿。李心传的结论则显得语焉不详，留待后人评定朱熹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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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5 《道命录》的朱熹传记晚于《朱熹行状》和《紫阳年谱》，虽然受到后两者的影响，但对于朱熹生平的基本观点却与前一篇传记无甚差别。《道命录》的朱熹传记专注朱熹的仕宦生涯。李心传从朱熹行状、年谱撷取他认为有用的部分，再将之与自己的旧作结合。《永乐大典》中这篇传记的起始部分展现了比其他早期朱熹传记更加具体的记日，说明李心传在1226年抵达临安后持续在官方档案中检阅与朱熹仕宦生涯有关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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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3277 大体上，李心传的朱熹传记披露了较多朱熹得到的有力政治奥援，以及朱熹政治上的错估乃至失败。这和朱熹行状、年谱中的缄默、含糊其辞形成尖锐的对比。比较这四种朱熹传记与《宋史·朱熹传》，会发现这部官方正史依从的是李心传而非行状、年谱。陈荣捷曾断然宣称黄榦的《朱熹行状》是《宋史·朱熹传》的基础。注730然而，仔细比对上述文献，将揭示十三世纪早期的朱熹传记存在两种不同的书写传统，并显示《宋史·朱熹传》代表着融合两种传统的尝试。为求方便讨论，本文考虑了这两种传统各自的撰述取向，分别称为“史学传统”与“圣贤传记传统”。一般认为，《宋史》的编纂团队倾向于支持道学。即便如此，《宋史·朱熹传》仍保有李心传书写传统中的许多内容。《宋史·朱熹传》的许多语言要追溯到早期李心传撰写的两篇朱熹传记，而非“圣贤传记传统”的文本。两个来自《永乐大典》的《道命录》条目的案例足以说明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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